百年前的現(xiàn)代中國，曾有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大討論”。那是在1923年初，北京《晨報》連續(xù)刊登了《譚仲逵喪妻得妻，沈厚培有婦無婦》《譚仲逵與陳淑君結婚之經(jīng)過》兩封讀者來信，時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的張競生讀后有感而發(fā)，撰寫了《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經(jīng)《晨報副鐫》主編孫伏園在該報發(fā)表后，一石激起千層浪，討論由此掀開。

張競生《愛情定則》1928年4月出版

兩封讀者來信 引起教授關注

1923年1月16日，《晨報》刊登了一篇署名為沈厚培的“讀者來信”。投書者反映，陳淑君是自己在廣東時的未婚妻，與他早有婚約，然而，北大教授譚熙鴻（字仲逵）喪妻后，強迫妻妹陳淑君與之結婚。沈因此譴責譚道德淪喪，奪其所愛，吁請報社主持公道。不意第二天，陳淑君也致函《晨報》，指出沈所述與事實不符，自己與譚結婚系雙方自愿，完全是個人自由。

兩封來信，各陳其詞，針尖麥芒，各不相讓。由于當事人為社會名流，譚熙鴻是北大教授，陳淑君是陳璧君（汪精衛(wèi)之妻）的三妹，所以格外引人矚目，一時輿論嘩然，社會熱議，更引起了對愛情、婚姻素有研究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競生的高度關注。

張競生與譚熙鴻同為留法同學，又是執(zhí)教北大的同事，所以二人非常熟悉。1922年3月，譚熙鴻之妻陳緯君因產后感染猩紅熱癥，3月18日在醫(yī)院病逝，時年26歲，留下一雙年幼的兒女。同年秋，因陳炯明叛亂，廣東局勢混亂，在廣州就讀的陳淑君輾轉北上，寄居亡姐的家中，在北大當旁聽生之余，幫助姐夫照顧兩個痛失母愛的孩子，兩人日久生情、相戀并結婚，陳淑君的前男友沈厚培獲悉后從廣州趕到北京興師問罪。

4月29日，張競生在《晨報副鐫》發(fā)表《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以“譚陳事件”為例，闡述愛情是一種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會的諸種因素的極繁雜的現(xiàn)象，提出“愛情有四項定則”：一是愛情是有條件的，二是愛情是可比較的，三是愛情是可變遷的，四是夫妻為朋友的一種。他在文中為陳淑君辯護：“她的愛情所以變遷，全受條件的支配。據(jù)她所說，見了譚宅亡姊的幼孩弱息，不忍忘情于撫養(yǎng)”，“譚的學問、才能、地位也不是沈生所能及。這些條件均足左右陳女士對于沈譚的愛情。”張競生高度評價陳淑君的心靈解放和精神覺醒：“陳女士是一個新式的、喜歡自由的女子”，“使人知道夫妻是一種朋友，可離可合，可親可疏，不是一人可專利可永久可占有的。希望此后，用愛或被愛的人，時時把造成愛情的條件力求改善，力求進化。”還突出強調：“主婚既憑自己，解約安待他人！憑一己的自由，要訂婚即訂婚，要解約即解約。”這些觀點，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一時滿城風雨。

圍繞“愛情四定則” 社會各界展爭鳴

五四時期，在覺醒的知識分子的引領下，科學與民主思想在中華大地狂飆突進，人們也熱切呼喚自由的、幸福的戀愛婚姻生活。張競生的“愛情四定則”振聾發(fā)聵，一場由一則“社會新聞”引發(fā)的“愛情大討論”呼之欲出。

《晨報副鐫》主編孫伏園敏銳地感知這是一個重大社會話題，于是策劃了一場系列討論。5月18日至6月25日，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他在《晨報副鐫》連續(xù)刊發(fā)討論文章24篇、信函11件。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只有少數(shù)作（讀）者支持張競生的主張，絕大多數(shù)作（讀）者站在維護舊禮教的立場，且多是青年學生。

其中，北大教授梁鏡堯的反對聲音最為響亮，提出了與張競生截然相左的“愛情定則”：愛情是無條件、非比較的、不變遷的，夫妻非朋友的一種。

更多的則是各有選擇、各有取舍。譬如，北大教員馮士造認為戀愛與婚姻，本是由友誼進步來的，因此，贊成“愛情四定則”的第四項，但對于愛情可以隨條件、經(jīng)比較、可變遷的主張，他則極力反對。北大學生章駿锜也持相同意見：“除第四項我完全贊同外，其他三項與我的意見不合。”讀者丁勒生表示：“愛情可以比較，可以變遷，我全承認”，但“根本就懷疑有條件的愛情”，指出“我的意見是：愛情就是愛情，戀愛就是戀愛，絕不應摻入旁的一絲條件，不然，便不能算真正愛情、純正戀愛”。

一些反對者承認愛情有條件、可選擇、可變遷，這在婚前是正當合理的，但是一旦已有婚約或已結婚，就不應該再進行選擇，反映了在愛情、婚姻觀念轉型期的一種雙重標準的愛情選擇。例如，讀者世良指出：“我對于競生君的‘愛情的定則’的適用，要加一點限制，就是：‘愛情的定則，多半適用于未定婚約之前。’”

此外，一些反對者不僅對“愛情四定則”作了學理分析，還對譚仲逵的“不道德”、張競生的“偏袒”，提出了尖銳的嘲諷。讀者張畏民認為：“譚陳的知識、年齡、情形……不相當，他們絕對談不到愛情——狹義的——這是不用說的；就是以譚君處大學教授的地位，喪妻未久，同一個與他人已有婚約的女子去結婚，不能不受言論的制裁，張君偏要為一二人之私，破壞質樸的風俗，還要說什么‘愛情定則’，真正可嘆。”

孫伏園對于參與大討論的青年學生成為舊禮教的代言人，頗感失望。5月18日，他在《晨報副鐫》編前“按語”中表示：“可見現(xiàn)在青年并不用功讀書，也不用心思想，所憑借的只是從街頭巷尾聽來的一般人的傳統(tǒng)見解。”流露出滿懷的無奈和深深的失落。

周作人三撰文 一人演“雙簧”

6月20日，《晨報副鐫》在“雜感”欄目刊登署名荊生的短文《無條件的愛情》。“荊生”者，乃北大教授、著名文學家周作人的筆名。周作人不無調侃地寫道：

在我們這個禮儀之邦里，近來很流行什么無條件的愛情，即使只在口頭紙上，也總是至可慶賀的事。

于是我不禁記起什么筆記上的一條故事來。有一個強悍放縱的無賴獨宿在一間空屋里，夜半見有一個女子出現(xiàn)，他就一把拉住，她變了臉，乃是吊死鬼！他卻毫不驚慌，說他仍是愛她（原本的一句話從略）。

這似乎可以算是無條件的愛情的實例了，但總還有一個條件，便是異性。——倘若連這個條件也不要，那不免真是笑話了。

或者中國人大抵和我一樣喜歡說說笑話，所以那樣的主張也未可知。

作者以幽默的筆觸，諷刺了“愛情是完全沒有條件的”論調，贊同張競生“愛情四定則”中愛情是有條件的觀點，支持陳淑君的選擇。周作人的短文，作為討論的接續(xù)和延伸，不失為激烈論戰(zhàn)中一個巨大的正面回聲。

事實上，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就旗幟鮮明地抨擊舊禮教對愛情、婚姻的束縛，維護婦女權益。他在6月6日、6月15日，曾先后化名“鐘孟公”和“曹叔芬”，致書《晨報副鐫》，參與“愛情四定則”討論。其中，“鐘孟公”向“副刊記者先生”指出：

我現(xiàn)在以讀者的資格，對于愛情定則的討論這一件事，想進一句忠告的話。那些文章初發(fā)表的時候，我很有興趣的期待著，但到了現(xiàn)在讀過二十篇，覺得除了足為中國人沒有討論的資格的佐證之外，毫無別的價值。先生還想繼續(xù)登載下去么？我想至少您也應定一個期限，至期截止，不要再是這樣的胡亂盡登下去了。

而“曹叔芬”則向“記者先生足下”主張表示：“希望先生不要加以限制，源源發(fā)表，不但可供小說家、醫(yī)生和心理家的研究，有益于教育界更非淺鮮。”

“兩人”觀點一紅一白，截然相反。一人分飾三角，更是催化了一波繼續(xù)討論“愛情四定則”的爭鳴。

許廣平與魯迅 前后參加討論

在“愛情四定則”討論中，許廣平和魯迅也不約而同地關注并參與其中，而那時他們還素昧平生。

魯迅和許廣平都飽受封建包辦婚姻之苦。1906年，魯迅迫于母命，與無愛的朱安女士結婚后，長期身受舊式婚姻的煎熬。許廣平出生僅三天，就被父親許配給香港一馬姓人家，20歲那年為抗婚，她北上天津入讀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

5月25日，許廣平以“維心女士”為筆名，投稿《晨報副鐫》，提出了不認同譚、陳結合，不認可張競生“愛情四定則”的看法，表現(xiàn)出一種與實際情形頗為迥異的角色沖突和觀念矛盾。

6月12日，《晨報副鐫》刊登陳錫疇等人的三封來信，他們一致要求停止“愛情四定則”討論。當天晚上，魯迅寫信給孫伏園，表明自己的立場：建議繼續(xù)討論下去。6月16日，《晨報副鐫》登載了魯迅的來信：

……鐘先生也還脫不了舊思想，他以為丑，他就想遮蓋住，殊不知外面遮住了，里面依然還是腐爛，倒不如不論好歹，一齊揭開來，大家看看好……以上是我的意見：就是希望不截止。

雖然魯迅沒有直接回應“愛情四定則”的討論，但可以看出他對張競生的主張持贊同態(tài)度。兩年后，他在小說《傷逝》中，提出“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chuàng)造”的命題，與張競生的愛情定則，異曲同工。

張競生“答復” “大討論”收官

這場大討論中，最直接的受害者無疑是譚熙鴻、陳淑君夫婦。然而，譚熙鴻并沒有因為所謂“緋聞”的影響而懈怠自己的工作，他繼續(xù)擔任北大評議會評議員，履行教授治校職責，負責籌建北大生物系，并擔任第一任系主任。

經(jīng)過前后一個多月時間的論戰(zhàn)，最后，張競生撰寫了近2萬字長文，發(fā)表在《晨報副鐫》，予以回應。

這篇《答復“愛情定則的討論”》上篇的開頭，張競生重申：“我在數(shù)年前已經(jīng)留心研究愛情的問題了，但所擬就的愛情上幾個定則，終未拿出來向人討論。及到近來感觸了陳淑君女士的事情，使我覺得有宣布的必要。可是，處在這個不懂愛情的社會，乃想要去向那些先有成見的先生們，討論一個真正的改善和進化的愛情，使他們明白了解，自然是事屬為難。又要將一個被嫌疑的女子作為舉例，使他們不生誤會曲解，當然是更難之又難了。”同時，鄭重聲明：“由我文而惹起了許多無道理的攻擊，我對于陳女士和譚君唯有誠懇的道歉。”隨后，圍繞與他討論的文章、向他提出的問題，從四個方面一一分析闡述：“一、愛情是無條件的；二、感情、人格、才能，固可算為愛情的條件，但名譽、狀貌、財產，不能算入；三、愛情條件比較上的標準；四、愛情定則，適用于未訂未定婚約之前，但不能適用于已訂已定婚約，或成夫妻之后。”最后，張競生向青年朋友們提出了中肯的建議：“你們如不講求愛情那就罷了，如果實在去享用真切的完滿的愛情，不可不研究愛情的定則，不可不以愛情的定則為標準，不可不看這個定則為主義起而去實行！”

持續(xù)一月有余的“愛情四定則”討論，至此偃旗息鼓。盡管張競生的理論有流于簡單化、絕對化和教條化傾向，然而，由此引發(fā)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關于愛情的大討論，卻是一場對婦女解放與戀愛自由的全面啟蒙，昭示著時代的巨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