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是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和學術傳播陣地，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形成于唐、五代，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書院的數量成為衡量宋代以后區域教育發展程度和學術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書院的發達，對明清徽州的學術發展、教育繁榮和人才培養起到了重要作用。

書院分類分層

民國《重修婺源縣志》言：“聞諸故老，婺在昔四郊書院常相望，鄉先正集徒講學聲相聞。”其實，不只婺源一縣如此，徽屬其他各縣亦然，故康熙《徽州府志》云：“新安講學書院較他郡為多。”明末閹黨禁毀書院，其黨張訥也曾疏言：“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據不完全統計，徽州在宋元時期共存在書院42所，明清時期則有93所。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徽州最早的書院是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績溪人胡忠在龍井建立的桂枝書院，比歐陽修主政潁州時創建于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的潁州西湖書院還早40多年。明清時期，徽州知名的書院有府屬紫陽書院、古紫陽書院，歙縣的斗山書院、問政書院，休寧縣的還古書院、海陽書院，婺源縣的紫陽書院、福山書院，祁門縣的東山書院、神交精舍，黟縣的碧陽書院、中天書院，績溪縣的潁濱書院等。書院的發達，成為明清徽州社會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從“主創者”來看，明清徽州眾多的書院可劃分為民辦和官辦兩種類型，而以民辦書院為主體。官辦和民辦的劃分，是僅就“主創者”而言的，如果從經費來源和經營管理來看，徽州除府屬紫陽書院外，大體均可劃歸民辦序列。因為這些書院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民間捐輸，特別是徽商的資助；在經營管理上，所實行的是民間自主經營管理的模式。這也是明清徽州書院的重要特色之一。

如府屬古紫陽書院系由歙戶部尚書曹文埴同歙紳鮑志道、程光國等倡議，于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復建：其建造經費，徽州兩淮鹽商動支了“營運項下款銀”，同時諸商個人還“捐銀八千兩，鮑志道又獨力捐銀三千兩以助成工”；建成后的章程規定“山長以邑人公議延請，官吏俱不為經理，院中司匣一人、司事二人皆公舉”。又如黟縣碧陽書院，系由知縣謝廷杰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創建，但碧陽書院章程規定：“山長以邑人公議延請，經費由典商領本生息，官吏俱不為經理。院中司事二人，由公舉；司匣，每都一人，各舉。”再如被稱為休寧“一邑之學”的海陽書院，系由知縣王佐于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創建，但海陽書院也是“請縣申詳，其山長聽邑人公議延聘，膏火支放不經官吏”。

明清時期，徽州書院大體可劃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凡肄業者由學政于六縣生童中挑送”，為一府“俊秀者”所提供的講學會文之所，與府學比肩，為徽州的最高學府。府屬紫陽書院和古紫陽書院屬于此類。第二層級，是“聚一邑之秀良者于其中”，為一縣“俊秀者”所提供的講學會文之所，與縣學比肩，為各縣的最高學府。上述列舉的各縣知名書院大多屬于此類。第三層級，是聘名師“以教鄉之俊秀者”，為一鄉或一族之“俊秀者”講學會文之所。一部分鄉里書院和宗族書院屬于這種類型。第四層級，是塾學、義學性質的書院，為鄉族子弟提供啟蒙和初級教育。如黟縣黃村黃氏家族建“集成書院”，“創會立規，課子侄輩讀書其中”；休寧的率溪書院是率口程氏家塾；婺源的玉林書院是項氏為“鄉子弟肄業”所建。

助推學術演變

書院與學術傳播結下了不解之緣，二者相互推動、互為因果。這一點在徽州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

徽州書院促進了宋元時期“新安理學”的形成。徽州是程朱理學的故鄉，其書院的興起與發展和徽州士儒研究與傳播理學的關系最為密切。自朱子于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回徽州省墓、講學，特別是南宋理宗后朱子學正統地位的確立，徽州地區出現了一大批“篤志朱子之學”的名儒碩士，并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新安理學”派別。

作為朱子嫡傳的新安理學家，他們以發揮朱學義理、光大朱子之學、傳播朱子思想為己任。為此，紛紛創辦書院，或主持書院講學，將書院作為光大和傳播程朱理學的重要陣地。如休寧程大昌建西山書院，“以淑學者”；休寧吳儆建竹洲書院，“與其徒窮搜經史，四方負笈至者歲數百人”；婺源的胡一桂建湖山書院，遠近師之者甚眾；婺源的胡炳文建明經書院，四方聞風來學者云集；休寧的程逢午“與族父若庸講明正學”，“薦授紫陽書院山長”。

徽州書院推動了明中后期徽州的學術思想由理學到心學的轉變。明代中葉，陳獻章遠承陸學余緒，提出“君子一心，萬理完具”“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端倪”的思想，反對朱子的“格物窮理”之學。這標志著朱子學統一局面的結束，也是明代心學思潮的開始。獻章而后，明代心學分為王守仁的“陽明學派”和湛若水的“甘泉學派”。陽明學派“宗旨致良知”，甘泉學派“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兩派相互融通、互為唱和，就門庭興旺和影響廣大而言，甘泉學派遠不及陽明學派。

心學興起后，特別是王守仁的“致良知”學說的出現，迅速傳至全國，“學其學者遍天下”，心學遂取代程朱理學而成為明中后期占全國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潮。而徽州這個程朱理學的故鄉，在明中后期“天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的社會思潮沖擊下，也成了王學流布的地域。湛若水親往徽州，先后在斗山、天泉、中天等書院講學；王守仁高第鄒守益、王艮、錢德洪、王畿、劉邦采、羅汝芳等亦先后前來徽州，依托徽州書院主講盟會。每次會講，少則“聽講數百人”，多則“聽講幾千人”。在王、湛心學的強大攻勢下，恪守程朱、無所創新的新安理學家毫無還手之力，而新安后學則耳目一新，于是紛紛轉向“致良知”一途，“崇尚《傳習錄》，群目朱子為支離”。王、湛心學遂逐漸取代朱子學而成為徽州學術思想的主流。

徽州書院促成了清初徽州程朱理學的中興。清朝建立后，大力倡導程朱理學。借朝廷倡導之東風，一批在明后期沉寂的新安理學家們，又以“負擔道脈”為己任，決心重振徽州的朱子之學。為此，他們采取了兩方面措施：一是紛紛前往徽州各地書院主講，“非朱子之言不發于口”，一意宣傳程朱理學，奪回被心學控制的書院講壇；二是制定書院講會會規、會約，規定“會友必擇”，非程朱信徒不得入會，要求講會內容“總括以尊朱宗孔之大旨”，從制度上保證程朱理學在書院講會中的獨尊地位。通過新安理學家們的同心倡率，清初徽州書院“春秋集講，文物衣冠，彬彬一堂，盡去舊習，化為尊孔宗朱壇席”。

徽州書院又為清中葉徽派樸學的興起提供了“舞臺”。清乾隆后，徽派樸學興起。江永的從訓詁以求義理的新的治經方法一經出現，就引起了徽州學者們的極大興趣。乾隆年間，江永講學紫陽書院，戴震與同郡鄭牧、汪肇漋、方矩、程瑤田、金榜等人即從江永受學，繼之他們聚集在歙縣大商人汪梧鳳的“不疏園”中探討問難，這些人后來都成為徽派樸學的干城之將，其中以戴震得江永之學最全、成就最大。在徽派樸學“魁碩迭起”的同時，具有號召力的新安理學家則相繼辭世。清代，新安理學的中興至此結束，徽州書院講壇遂逐漸被徽派樸學家所占據，如凌廷堪曾主講紫陽書院、汪龍應聘主講古紫陽書院等。這些樸學家們以經史訓詁教授生徒，從而使徽州學風為之一變，“其所學者，訓詁詞章之末”也。

助力教育發展

從宋代起，徽州“俗益向文雅”，特別是宋室南渡后，“新安比之鄒魯，博雅之儒，彬彬如也”，從此徽州“文風昌盛”“名臣輩出”，開始躋身于中國文化教育發達的區域行列。到明清時期，徽州各種教育機構星羅棋布，致有“山間茅屋書聲響”“后漸戶誦家弦矣”，形成了教育高度繁榮的局面，被譽為“文獻之邦”“東南鄒魯”。誠如曾國藩所言，徽州的“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

書院既是明清時期徽州教育繁榮的表現之一，又在徽州教育繁榮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力作用。徽州書院層級的形成，構建起在傳統的社學、塾學、官學之外，與其平行而又互補的另一條教育系統。徽州書院這條教育系統，具有三方面的功能：

一是為徽州的蒙學教育，或者說“小學”教育的普及添磚加瓦。明清徽州眾多的書院，有很大一部分是為普及鄉族子弟教育服務的。除上文所列舉的之外，還有如明代婺源的桂巖書院，是由桂巖的戴氏所建，“割田購書，以訓鄉族子”；明代休寧商山吳繼良“構義屋數百楹，買義田百畝”建義學以供鄉族子弟讀書其中，名之曰明善書院；祁門的李源書院，明弘治年間李汛建，“以助族之子弟能讀書者”；清代婺源周溪項儒珍“為鄉子弟肄業”建玉林書院等。

二是為優秀的童生和府縣官學不能容納的生員提供肄業場所，即承擔所謂的“中學”和“大學”教育職能。童生是指完成啟蒙教育尚未考中府縣官學成為生員的學子，童生參加生員的選拔考試稱童試；生員則是指通過了童試選拔而進入府縣官學讀書的學子。清代徽州府六縣每次應童試的總童生有八千人左右，而徽州府學和六縣縣學的錄取有定額，平均錄取率只有2.3％左右。

大量落選的童生，特別是想再次參加童試的優秀童生就學無門。此外，府學、縣學規模有限，能容納生員在校就讀的人數有限，所以新一屆生員進校而往屆生員就得離校，這些離校的往屆生員也就沒有了固定的肄業場所。所以，徽州人建書院，其目的之一就是解決這一問題。同治《祁門縣志》載：祁門“儒學弟子員凡二百，而學舍僅百之十”，于是知府留志淑和知縣洪晰“作學舍五十間、文會所三間、仰止亭一間、庖四間，以居諸生講肄其中，榜曰‘東山書院’”。又如徽州府屬紫陽書院，“向取內外課生（員）、童（生）六十人給予膏火”，到清嘉慶年間，由于歙商程光國和其子的資助，“紫陽書院內外課膏火生、童始取一百二十人”。再如府屬古紫陽書院，“肄業正額生監八十人，童生四十人”；黟縣碧陽書院，“正額生監四十人、童生二十人”。由此，徽州學子“學之地，自府縣學外”，就是“多聚于書院”了。

三是講會與課藝并行，將學術與功利統一到書院的教育教學之中。書院建立的目的本是為傳播思想、發明學術，所以聚眾講學、自由研討是書院教育的優良傳統。清初，雖然書院的講會之風一度頗為盛行，但遭到封建統治者的壓制，在清政府的引導下，康熙中期以后漸行廢止。于是清代的絕大多數書院，“師儒所教率不出時文帖括”，“書院專究制藝，不務實學，乃一無足稱矣”。課藝、應舉成為清代書院最主要的教學活動，書院特有的講學與研究風氣幾至無存。

在銓選入仕，學者“舍科第無他途”的情況下，徽州書院自然不能超脫舉業的影響，所以徽州書院同樣圍繞科舉考試制定了嚴格的課藝制度，如府屬紫陽書院、古紫陽書院和祁門東山書院都開設有“大課”“小課”，并對開課時間、考試內容、成績評定和獎懲等作出具體規定。然而，與全國大多數舉業書院不同的是，徽州書院并未完全變成“獵取科名”的場所，亦即并未完全變成科舉的附庸，而是在課舉子業的同時，仍然堅守傳統的講會制度，將講會與課藝統一于書院的教育教學活動之中。據休寧《還古書院志》記載，直到乾隆年間，徽州書院每年仍在實行春秋會講制度，如“（乾隆）四年己未仲秋，會講三日，會友五十五人”；“五年庚申仲秋，會講三日，會友五十八人”；“六年辛酉仲春，會講三日，會友三十九人”；“六年辛酉仲秋，會講三日，會友四十三人”。徽州書院這種講會與課藝并行、學術與功利并舉的辦法，既提高了徽州學子的學術水平，又滿足了他們應舉入仕的現實需要，從而為明清時期的徽州培養出大量人才。

綜上可知，對徽州書院的研究，為我們深入了解宋以后中國學術思想演變提供了視角；為我們系統認識明清區域教育史，特別是區域間各層級教育組織形式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標本；也為中國當代教育的轉型升級，特別是眾多高校“書院制”教育的實施和完善提供了歷史鏡鑒。

（作者：李琳琦，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清徽州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負責人、安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