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詩》一書的序言中，哈羅德·布魯姆極為篤定地談到——關于想象性文學的偉大這一問題，我只認可三大標準：審美光芒、認知力量、智慧。智慧，越來越成為小說（尤其是偉大小說）中的必備品質，它讓我們能夠獲取理解生活、認知生活的種種途徑，讓我們對自我和他者的行為進行反思，它讓我們透過故事思忖并且反復地思忖：生活如此嗎?非如此不可？有沒有更好的可能？人類生活要如何得以在好和更好之間選擇？……小說，可以不提供關于這一思考的答案（當然它也必須警惕標準答案），但它要能夠深入地、前瞻地發現并抓住問題，對我們習焉不察的日常發生、日常行為和習慣性的思維方式提出必要的警告。小說應當成為智慧之書，我理解的智慧并不是小說家要在他的書寫中充沛展現他的“聰明”，而是：它在發現問題。它在追問我們生活于其中卻從未意識到的問題。它將掩飾著、掩藏著的那些貌似細微卻又深入影響著我們的行為和思考的問題呈現給我們，讓我們得以悄然：哦，原來，原來……小說中的智慧是一種喚醒我們理解力的智慧，是一種能夠讓我們反思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愚蠢并警惕和改變這種愚蠢的智慧，讓我們理解他者思維中、語言中、行為中的獨特與“不可理解”，讓我們告誡自己不能先于理解之前就做出判斷；小說中的智慧是一種“及物”同時又“及遠”的智慧，同時，它也是一種具有悖異性并讓我們深人理解這種悖異，讓我們在選擇中獲得更多“掙扎”的智慧。偉大的小說一定是建立在對我們生活、生命中核心性問題的反思、追問和解析之上的，同時它又具有始終的前瞻性和深入性——這，是它應葆有的智慧。

我還想繼續重申，我不是技術主義者，我不太會專注地贊嘆那種“手把件的美”，盡管那樣的美也可讓我著迷——我看重的，始終看重的，是小說中試圖說出的問題，但這種說出也必須要與良好的、有魅力的技術實踐水乳交融，技術保障是絕對不可以缺少的——技藝的存在，能夠極為妥恰地將小說中的思想呈現得豐沛、淋漓，并能產生讓自己感覺天靈蓋被打開或者胸口受到重重一擊的觸動。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所謂深刻的思想不過是一腔廢話，而風格和結構才是一本書的精華”，米蘭·昆德拉說小說如果缺乏藝術的支撐而變成一本“關于哲學和社會學的小冊子”則一定是無效的、乏味的——作為作家和偉大的閱讀者，他們片面深刻的勸告我想我們應當聽到。小說的藝術性讓我們著迷，它對語言、結構和故事的陌生化處理讓我們著迷，它貯含在其中的多汁的滋味讓我們著迷，它誘發的會心感讓我們著迷……在這里我還想多說兩句，我愿意朋友們能夠注意到，小說中或者詩歌中技藝的更變并不僅僅是簡單的“花樣”的更變，它其實連接著審美趨向的改變，連接著思維方式的改變，連接著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的改變——技藝的探索前行本質上是思維的前行，審美光芒是綜合性的。

小說中所貯含的，是作家們“制造某種東西的愿望；感知某種東西的愿望（在理性的外部世界里，或是在感覺的內部世界里）；還有跟別人交流這些感知的愿望”（奧登《牛津輕體詩選·導言》），它來自于生活和“這個現實”，但進入到小說中，它必然也必須經歷一系列復雜而深刻的變動，作家要有能力從無中生出有來，要能從理念和情感中“創造”出適合的種種故事，這個故事可以像生活，也可以與生活的樣貌不那么相像。我不看重小說的外在表現“像不像”生活生出來的樣子，我看重的，是它能不能建立強大的說服力，能不能讓我從一開始就知道其虛構本質但愿意進入到它所虛構的世界中，并為之感動。是的，小說是虛構的藝術，它考驗的是作家虛構的才能而不是從現實中模仿的才能，但里面，其內在，永遠是作家們借助虛構的、技藝的方式所表達的“遮遮掩掩的真情”。

我的小說觀——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會堅持要求自己“寫給無限的少數”，與大眾審美趣味始終保持審慎的距離；我還會努力保持某種“野獸性”，讓自己的冒險里面保存些“災變氣息”；我還愿意，所有的文字都是詩的，包括小說，包括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