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知乎上曾有一個著名的問題，“為什么我覺得上海沒有大家說的那么繁華？”一個高贊的回答引述了流量明星楊超越的話，“我大包小裹從長途汽車站走出來看到的上海，和我從機場VIP通道走出來看到的上海，不是一個上海”。這是由身體的在場得出的個人判斷，卻引發了無數個不在場身體的情感認同。20世紀中期，消費主義理論似乎接棒了理解和闡釋城市生活的任務，但依然無法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對城市的感受，不同群體會有不同；二是即使是同一群體內部，由于城市區域、職業身份、活動范圍以及身體健康狀況等因素的區別，個體感受依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城市文學里，這種個體感受大多表現為由身體引發的心靈感受。

自上海新感覺派開始，在百年城市文學的遞嬗中，對城市的體驗似乎都是從身體感覺開始，再由感覺推動敘事的展開。20世紀30年代，劉吶鷗的《兩個時間的不感癥者》被視為城市身體感覺的首開之作。在鄉土小說大行其道的新文學初始期，關于城市和城市體驗的身體書寫是新鮮的，美學經驗也是新鮮的。從跑馬場里沸騰的身體到吃茶店里被冷飲降了溫的身體，再到舞廳里重新燃燒的身體。小說調動了各種感官經驗，“忽然一陣cyclamen的香味使他的頭轉過去了。不曉得幾時背后來了這一個溫柔的貨色，當他回頭時眼睛里便映入一位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透亮的法國綢下，有彈力的肌肉好像跟著輕微運動一塊兒顫動著”。（《兩個時間的不感癥者》）小說中，感官的客體對象由味覺到視覺，放大了身體，越過了面貌，刻意區別于傳統的眉目書寫。而由此延展出對城市的感官體驗，諸如柏油路上的時髦情侶、商場櫥窗里的模特麗人，以及皮鞋踏到水門汀的跫音，等等，都是城市對身體的接納與展演。由新感覺派開始，純粹的感覺經驗打開了新文學對城市的表述形式，也呈現出與鄉土身份完全不同的表意和修辭。

相比之下，同一時期的鄉土文學中很少有身體感覺書寫，少數舊中國的病弱身體或者受刑罰的革命者身體，也被封閉的鄉村壓抑住了感覺。如果說鄉土是自然主義邏輯，那么城市的運行法則則是理性主義邏輯。現代性的分裂之一是人和自然的分裂，所以城市在小說里更多地表現為一個他者對象，就像《兩個時間的不感癥者》這類城市小說最初呈現的，有序的城市街道、規范的商業區都是典型的人造活動空間，能夠讓所有參與其中的身體獲具某種理性主義的優越感。因此，小說里那位男士才會由著身旁新結交的女郎挽著手臂，興奮又世故地揣測著迎面而來的外國士兵與東方美女：“對面也是新交的一對呢！在這都市一切都是暫時和方便。”

與20世紀30年代的興奮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的寫作背景里，身體的城市準入權讓情緒變得緊張。1964年，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中有這樣一幕，上海解放后，窮苦出身的年輕戰士童阿男走到國際飯店門口猶豫著不敢進去，問同伴說：“國際飯店？能去嗎？”同伴回答他說，“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關系？走吧！”于是，童阿男理了理軍裝，挺起胸膛走了進去。后來，童阿男因為進了國際飯店遭到老班長的批評，他反駁：“解放了，有錢人去得，為什么我去不得？”老班長無言以對。革命使身體獲得了與資本同樣的城市準入權，但同時卻在質疑進入城市的身體，身體權利被視為享樂，而享樂又被視為對身體純潔性的破壞，無所適從的身體變得緊張起來。

21世紀的城市文學，很少再出現20世紀“進城”小說那種陌生化的美學感覺了。一方面，城市生活早已成為現代人的日常經驗，缺乏新鮮感；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效率化與標準化，鈍化了人的感覺經驗。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是這類文本的典型。在快遞員這種新型的職業模式中，作者胡安焉以外來者的身體感覺著城市，而這種感覺也帶來了文藝美學中的新情緒。由于是非虛構，作者對于身體感覺的自述也更為直接。在面對顧客的超工作范圍要求時，身為快遞員的他拒絕了身體的額外勞動（體驗），“我來回得花上一個小時，還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擁堵、喇叭、廢氣、紅綠燈……誰會選擇散這么個步，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說從經濟角度考慮，專門為她的一個訂單跑上一個小時也很不明智。我們收一個退貨的提成是3.5元，我當然不想花一個小時掙3.5元，而且還是在加班的情況下”。當城市的感受已經從身體政治學轉移到身體經濟學，身體便對城市失去了興趣，身體已經沒有時間去感覺。相比Citywalk、城市網格，快遞員的身體雖然也是在城市中移動的身體，但他并沒有Citywalk的自主性，也就沒有了在城市中移動的身體自主權。快遞員只是滿足訂單要求、喪失了行走的自主理性的人，他們無法把握自己的終點，每一個訂單的目的地都要由他人而不是自己來決定。相比20世紀30年代的城市初體驗者和60年代的城市合法準入者，21世紀以來的城市外來者，在時代的效率追逐下，成了工業化時代城市的標準化人，經驗鈍化、情緒消失。

在百年城市體驗書寫中，由身體感受的不同呈現出城市情緒的變化，借霍布斯的身體理論，“身體是權力意志本身，世界要從身體的角度獲得闡釋學意義”。身體理應是個人的私有物，然而，《我在北京送快遞》所呈現的身體，已經被城市的效率所規范，快遞員幾乎無法體會20世紀城市文學中身體對城市的新鮮和熱情。這不止是胡安焉的問題，也是所有當代城市人的困惑，當日新月異的城市需要我們不斷打開高德地圖時，顯然，功能主義的身體已經壓倒了美學原則。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