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讀中文出身，讀書較雜，但迄今怕讀無標點符號、繁體、豎排之類的舊書，卻又受某種動因驅使不斷去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書不在新，有獨到就值得一讀。處理不再讀的舊書，眼看著收廢品的論斤稱去，頗感慨。而想讀的書，如《郭嵩燾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四卷定價5.2元，我從舊書網買花了200多元。

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初，拙作《歷史上的6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批評了“康乾盛世”。沒幾天，我從柯平《都是性靈食色：明清文人生活考》（重慶出版社，2006年，P31）讀到“隨園在幾十年的時間內沒有出過一樁刑事案件”，驚訝極了。我知道隨園是“康乾盛世”末期袁枚的私家園林，但不知那里四面無墻，且幾十年不失盜。這是真的嗎？我四方追尋。廈門圖書館藏書較豐，不難找到線裝本《隨園詩話》及其所附史料，查出隨園不失盜一事基本屬實。由此，我改變了對于歷史“盛世”的看法，認為不能簡單肯定或者否定。隨后發現《辭海》（1979年版）《辭源》（1992年版）沒有“盛世”詞條，從網上查發現尚沒有相關的系統性研究專著，認為這是一項文化空白，便試做系統性梳理（包括治世與中興），寫了《中國盛世》（新華出版社，2014年）。此可謂讀舊書的發現之愉悅。

歷史是一片沼澤地，我深陷不能自拔。近十幾年專注于王朝的創世、盛世、危世、末世“歷史四季”，越來越多與各種舊書打交道。拙作《歷史四季》叢書（新世界出版社，2024年），編輯要求體現“輕學術”風格，也即對所用資料特別是引文注明出處。這可苦了我，因為我不是專家學者，讀書時雖有用紅筆做記號的習慣，但沒做卡片之類，還有很多資料是從大眾讀物、甚至網上轉引的。現在集中查核，花了好幾個月時間。

信息化時代查閱越來越方便，但似是而非的很多。有次偶然發現“三綱五常”的另一種版本，如“父為子綱，父不慈，子奔他鄉”“夫為妻綱，夫不正，妻可改嫁”，非常震驚，又十分懷疑，覺得很可能是現代人瞎編。費了好大一番工夫，沒追溯到原始版本，但基本證實。明嘉靖年間刊印的宋元小說集《清平山堂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103），其中就有“父不正，子奔他鄉”云云，這證明在明朝或之前就有此版本“三綱五常”流傳。杜維明曾經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及此說（《仁的反思：面向2018年的儒家哲學》，文匯講堂第58期，P265），這表明當代碩儒認賬。此謂讀舊書的實證之愉悅。

除此，我覺得讀舊書還有種糾誤之愉悅。比如寫到朱元璋注重“教化”，我很自然聯想到王朔曾說“你要小心這世上的壞人，他們都憋著勁教你學好，然后好由著他們使壞”。這句是網上流傳的話，順藤摸瓜，買到他多年前出版的小說《一點正經沒有》，發現原文為：“街上全是壞人——他們都叫你學好，好自個兒使壞。”（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P56）估計是好事者加工了，決定不引用那句流行語。

讀舊書也有三煩，一煩“偷書”之嫌。買舊書，打開快遞常看到書上面蓋著天南地北圖書館的公章，或者某人購閱簽名，有種不快油然而起：如果有人質問我“偷”，怎么辦？甚至買我自己早些年出版的舊書也如此，啼笑皆非。

二煩霉味。如許同莘的《張文襄公年譜》（商務印書館，1937年），80多年前出版的書，不僅破爛，且而霉味相當重，稍多看幾頁就感到鼻孔被刺受不了。我知道晾曬一段時間霉味會減少，可買舊書往往是“臨時抱佛腳”。我工資不豐，舊書的價格往往讓我望而興嘆。拖到實在有必要，或者新賺一筆稿費了，這才下狠心買下，一收到就急于翻閱，簡直刻不容緩，霉味也只好強忍一會兒。

三是螨蟲。它不光弄得身體瘙癢，還常常折騰得難眠，連累家人，我只好搬到書房睡。查遍網上，始終找不到一種真正有效的除螨方式。受老妻抱怨之際，真想學韓愈寫篇《祭螨蟲》，斥“其不可與讀書人雜處此室也”。我覺得沒有韓愈那般靈氣，只能想盡快寫完手頭的，早日丟開那些舊書，可是一年年寫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