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曾幾何時，巖井俊二這四個字就是“青春”的代名詞。《情書》《燕尾蝶》《關于莉莉周的一切》《花與愛麗絲》……不僅俘獲一代青年觀眾，也影響一批寫手與創作者，如安妮寶貝、郭敬明，成為所謂“殘酷青春”美學的門徒，炮制一批本土類型創作，在少男少女中掀起持續的模仿與追捧熱潮。

然而眼下，“巖井俊二們”的青春敘事似乎正在遭遇市場接受度的挑戰。

電影《Kyrie之歌》劇照

就拿巖井俊二的新作《Kyrie之歌》來說，哪怕調低預期將其視作三小時的超長MV，依舊會因影片對其代表作的劇中情節、人物設定、畫面視覺的拼貼重復而感到尷尬。要知道，當年看著《情書》《燕尾蝶》“45度仰望天空”的80后、90后已到而立甚至不惑，實在無法僅靠偶像濾鏡與情懷記憶埋單。更不用說如今刷著短視頻正當青春的00后、10后，或許依舊迷茫、憂傷、反叛，但究其情緒的來源，畢竟與上一世代不同。

換句話說，巖井俊二們的“遇冷”，或許恰恰印證了影視創作對當下一代青春世界描摹的缺失與不足。

群像取舍失衡導致了敘事的斷裂與搖擺

盡管時間跨度不小、出場人物也不少，可故事主線不算復雜。《Kyrie之歌》講的是日本3·11大地震中，小學生小塚路花失去了媽媽和姐姐，不幸成為孤兒。對路花來說，人世間唯一有羈絆的，只有姐姐小塚希的未婚夫夏彥。為找尋對方，她輾轉漂泊至大阪流浪。災難帶來的身心創傷令她無法再開口說話，只能以唱歌表達內心所想。在熱心老師鳳美的救助下，她與夏彥相認。然而，受到法律的約束，路花被送去救助機構而被迫與夏彥鳳美失聯。多年后，高中生路花得以與夏彥短暫重逢，經由夏彥的牽線，她與學姐真緒里結下深厚友誼。多年后，在東京街頭以姐姐的名字希（Kyrie）賣唱的路花，被真緒里認出，并在她的幫助下歌唱事業漸有起色。可就在這時，真緒里卻因詐騙被警方通緝而不知所蹤。離開真緒里的路花，選擇與音樂同好完成一場街頭音樂節。

其實單看這條主線，如果想要拍出及格的青春片一點也不難。音樂人AiNA THE END在對路花的詮釋上雖然青澀，但作為歌手的本色出演，加之特別的聲線與動人的歌曲，都是觀影的加分項，也依稀讓人聯想到《燕尾蝶》中的固力果。而拍好這條主線，也更能專注于3·11日本地震帶給個體創傷記憶的主題表達。

然而問題就在于巖井俊二對于群像塑造的取舍失衡，導致了敘事的斷裂與搖擺。影片中部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情節圍繞第一主角的姐姐小塚希與夏彥的情感羈絆拍攝。而這一部分便是最流于俗套的“殘酷青春”愛情故事：不那么相愛的學生情侶因為意外懷孕而面臨抉擇，在男方猶豫要不要為承擔責任而放棄自由的當下，女方的離世讓他心懷愧疚，從而放棄醫學生的大好前途，自我放逐到小城牧場。盡管其直接發生在災難的當下，為創作者直觀呈現地震殘酷的畫面提供情節條件，但這一段落第一主角路花視角的完全缺席，令本片最主要的主角形象設定創傷后遺癥——失語——沒能得到充分的鋪墊。

另外，盡管觀眾不難看出，路花對于尋找夏彥的執著，投射的是對已故姐姐的思念。然而就人物成長線來說，其人生中起到更關鍵作用的，反而是承載友誼的真緒里。而從《情書》到《燕尾蝶》再到《花與愛麗絲》，在敘事與影像著力構建“雙姝景觀”，一向是巖井俊二電影的突出特點。然而到了《Kyrie之歌》不知是否有意規避，在敘事上，不管是少女時代，還是成年后，真緒里仿佛只是工具人，二人為什么有了深厚情誼卻失聯多年最終重逢又可以成為互相救贖的“生死之交”，并無情節與臺詞解釋。

然而到了影像呈現上，巖井俊二似乎又難以割舍“雙姝景觀”的美學表達。從二人少女時期雪地拜訪神祇，到成年后雙雙躺在沙灘，視聽語言唯美到了極致，背后卻難有扎實的情感支撐來讓觀眾充分沉浸其中。

而選擇以大量筆墨描寫夏彥與希，同樣帶來了另一個角色塑造的致命問題。那就是充分暴露了歌手出身的AiNA THE END的表演短板。在幾乎本色出演路花的部分，音樂人AiNA尚能借助歌喉豐滿角色。然而到了演繹希的部分，她的擠眉弄眼扭捏作態讓希對夏彥的鐘情幾近“花癡”。而就是這樣失敗的“一人分飾兩角”，竟然為影片斬獲唯一獎項——第47屆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新人獎。實在令人摸不著頭腦。

青春片的社會體察不該停留在上一世代

“殘酷青春”美學遭遇的輿論爭議并非巖井俊二一人的尷尬。曾十分賣座的系列電影《小時代》，如今成了“群嘲”的對象。片中的臺詞，成為了做作、戲劇化的網絡流行語，掀起造梗狂歡。而回看近些年國內市場上的青春片，盡管已有意識在狗血、極端情節上有所糾偏，但仍鮮見佳作。可以說，電影《七月與安生》《少年的你》幾乎就是“殘酷青春”這一支流的“回光返照”。直至去年，《燃冬》干脆被觀眾銳評：“忽略掉三個人的話，勉強算個東北風景片。”

這評價當然有誤讀、夸張的成分，但無疑也暴露出舊有青春敘事已難在當下觀眾中引發共鳴，甚至與“無病呻吟”“爛俗空洞”畫上了等號的現實。

看起來，設定還是那些設定，配方還是那些配方，甚至演員也都是過往賣座青春片的熟面孔，到底哪里出了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是創作者的社會體察還停留在上一個世代，對于當下青少年的困惑迷惘，明顯缺乏認知的主動。

誠然，純粹、敏感、憂郁、反叛甚至是自我放逐，是跨越時代與圈層的青春期情感“最大公約數”，但探求情緒背后的深層時代癥候，才是文藝創作的價值所在。在《Kyrie之歌》中，我們能察覺到巖井俊二有一定的從個體敘事鏈接社會現實的創作自覺：真緒里不斷變化的熒光假發發色與二次元裝扮，地下歌手組織街頭音樂節的場景，泛濫的“爸爸活”灰色產業等等，都是時時出現、發生在今日日本的社會景觀或社會痛點。更不必說，影片對于災后孤兒救助存在的社會福利體系漏洞，也有所涉及。然而，它們在主線故事中，又似乎只是強調時代的符號。哪怕揭露日本社會問題，也多淺嘗輒止，難以觸及根本，更像是為了給男女主角被迫離散提供戲劇矛盾。

更重要的是，既已觸及新的社會問題，那么其到底對青少年身心產生怎樣的影響，導演竟也放棄回答。這一點，在真緒里一角的塑造上尤為明顯。她資質平平，但為擺脫“酒館媽媽桑”的家族女性命運，選擇考大學的動機，顯現出日本年輕女性的獨立意識覺醒，原本令人眼前一亮。而究竟是為什么，令她最終放棄了唾手可得的大學生涯，再度回到上一輩取悅男人過活，甚至不惜背上“詐騙犯”的身份逃亡，如此宿命般的境遇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沉淪，是有心自毀還是無奈認命？這些問題的懸置，無疑讓青春片的社會價值再度空轉。

遙想過去，熱血漫畫、少女漫畫、格斗游戲、巖井俊二電影……日本不同面向的青春敘事曾深深影響了東亞一代人。而在文化主體意識逐漸增強的當下，國漫已然崛起，國產青春片是否能夠汲取經驗教訓，體察新一代的所思所想，至少在一個世代、一個圈層中激起漣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