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透過《淑女》，我幾乎介入到唐穎筆下的故事場域，這緣于作品對當下的深刻關聯。同樣是捕捉時代變革中跨文化語境下中國人的精神軌跡，作家通過小米和黎朶構建的“雙姝”模式，以及她們所處的“雙城”空間，由近及遠展開觀照，呈示下鄉受“農場”洗禮的城市青年，通過各自途徑踏出國門，或作為放逐者，或成為尋夢人，歷經物質生存挑戰和精神家園的迷失后，在歸來的日常生活中反思生命的本真價值。

“雙姝”結構中的“淑女”修辭

何謂淑女，怎么定義？這大概是讀者捧起唐穎長篇新作的首問。

《淑女》開篇即塑造起主人公的奇觀化女性形象——黎朶經由頗具張力的“三人戲”出場，目擊者則是身為民間小劇場制作人和影視編劇“槍手”的小米：在某工廠倉庫改造的劇場門口，小米正與廣告商、贊助商、媒體記者社交，黎朶在人流中朝她招手，身旁的男友是已婚身份，正與一名年輕女子攀談……往下的故事并不難猜，黎朶在小米的鼓舞下查看男友手機，于是發現了除男友妻子之外的又一個“她”。

應當說，《淑女》的故事正是在小米對黎朶的目睹中上演，“看”與“被看”行為背后是作家賦予人物間潛隱的權利關系。兩位女性主人公構成中國古代小說中常用的“雙姝”模式，它塑造兩個女性形象，經由她們的性格、氣質與行為差異生成小說的敘事動力與矛盾沖突。這種模式更為讀者熟知的是林語堂《京華煙云》《紅牡丹》《賴柏英》等多部小說，雙姝的對峙既源自文學史傳統，又與作家的文化人格密切相關，成為作家文化哲學需求的藝術性表白。

在唐穎的這部新作中，“淑女”一詞共出現六次，或是黎朶的自我審視與自我要求，或是他人對黎朶的評價。顯然，話語的合謀形成了無形的枷鎖，宰制并異化著黎朶。當唐穎隱隱約約點出淑女黎朶對“規矩”的恪守，以及由此造成的反常態，“淑女”便不僅是對標“窈窕淑女”完滿理念的“貌似”，而更成為一種修辭性批判，直戳所謂修養標準的虛偽和無效；當黎朶在感情、友情、事業、商業都講規矩，這規矩又囊括了在某種不體面中務求的體面，便毫無存在的必要。

事實上，這是黎朶第一段不貪圖從對方身上獲利的情愛關系。隨著這理想愛情、完美伴侶的真相被揭開，她糾結起是否應向男友攤牌，而未及定奪，男友就毫無征兆地離開了。黎朶突然被迫接受失戀，也曾專程去紐約尋覓，在上海則嘗試與老克和申盛演繹新的不同形態的陪伴關系。

小說行至此處，黎朶與小米這對“雙姝”，既因生活空間的對調和人生階段、境況的不同步而漸漸疏離，也因小米客觀催化了黎朶的失戀，并與申盛等人亦有情誼而產生隔閡。當黎朶重新搬回到市中心公寓，“艷美浮夸”的裝修風格，張揚地宣示了她心靈的枯萎，黎朶陷入生活內面的孤島和不易覺察的精神崩潰，在一次浮潛中再也沒有回來……

空間經驗下的反常與異化

有關人的反常狀態，唐穎借小說人物命運架設起合理準確的復合性描述與思考。經由知識青年下鄉的農場和包含新市民文化的上海以及移民經驗所根植的美國，唐穎將命運的顯性傷害與隱性傷害并置，透過敘事時間與敘事視角沉淀。這集中表現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物目光下的黎朶身上。這不單是對她美貌的強調，更顯示了她所處的社會階層及其招致的青春與時間的錯位，呈示個體無法逃離之規訓。

當遙遠的空間距離始終無法替換時間和命運的縱深，當一個個被壓抑的現代性主體置身中西方文化差異，記憶中的傷痛總是時時在場，日履平常變得如此艱難，《淑女》中男女群像的交往便呈現出怪異的權利結構——不僅存乎愛情，更見于友情的微妙難辨。黎朶和小米互相映襯，說到底，在農場的“她”和在上海的“她”并不相同，而在上海的“她”和在美國的“她”也不一樣。

在《淑女》中，唐穎讓兩兩空間互相致意，呈現小說中隱匿的更為深刻和復雜的背景。

作為與“農場”相對的都市，和與美國相對的故鄉，上海似乎給人的印象就是盛產淑女。那些被反復咂摸的海派風格，連同街區和淮海路的變化，飛漲的房價，以及咖啡館、西餐廳、地標建筑沿革、本幫菜名廚等代表的精致的都市文化和對消費、欲望的投射，“上海”作為小說的主要敘事空間，彰顯著作家對城市歷史的熟稔，并逐層確立起記憶、經驗、審美與文化立場。

小說中次第登場的歸來者，歷經故鄉的缺席，凝練出極具共鳴的情感，他們與小米相約并聚在一起，拼湊著難以厘清的故鄉碎片。故鄉成為回憶之地，仿佛隨著城市的現代化進程逐漸消失并呈現陌生化，歸來者被動地成為故鄉的異鄉人，與失意、破碎的情感關系同構于一次憂郁的文學表達。

一并消失的還有“農場”，亦是舊日時光的載體，一切羈絆的開端。唐穎從中除了設置“妖頭”的瘋癲、黎朶對自己美貌的懼怕以及小米對醫學的癡迷與被迫放棄，還在小說臨近收束前揭曉一個秘密——同樣以倉庫為表演空間，在“農場”的某個春節，黎朶隨黑魚、小頭等人，在女會計的帶領下誤入一場“表演”，荒誕的肉體展示令他們集體陷入危險，他們不得不守口如瓶。

如果說《淑女》開篇在民間劇場里上演的日本舞踏是以肉體展示精神的異變與扭曲，那么“農場”里眾人所圍觀的，亦是某種精神對峙的極端變形，暗示人物的心靈創傷和被異化的命運……

“不可靠敘述者”的回憶與傷感

《淑女》以小米為視點呈現黎朶身邊環繞的人群，事涉道德倫理、婚姻愛情、商品社會、經濟生活、價值觀念等方方面面。城市通過一系列價值體系把人劃分等級，小米與黎朶的漸行漸遠基本是早早確定的。伴隨某些實質性問題的遮蔽，小米以黎朶為主線的講述指向黎朶的朋友、追求者和歷任男友，而作為小說的重要敘述者，小米能夠通過回憶和描述不同人物的前世今生調度敘事時空，以使當下和過去彌合在人物具體的生活軌跡里，同時，因著不斷穿插的回憶，小米延續了與黎朶的友誼和那些重又找回的情義。

小米是因著早年的情誼才不得不接受、迎合黎朶的一次次“向下兼容”，而當黎朶陷入情感的混沌，小米試圖“向上管理”時，黎朶的不悅乃至翻臉，便拆穿了這種體面、舒適之下的不平等與不適配，直指關系里的權利結構。唐穎在結局更是戳破了這場友情的篤信，“你不會現在還認為好朋友之間什么都可以說？”

相比唐穎以往作品中的移民經驗和全球化想象，《淑女》的講述重點不再是那些在兩種文化中求生存的邊緣人、幸存者、成功者或國際人，反映的主題也非文化身份給個人在國外造成的難解局面，而是具體地深入到人的性格和心理中去，表現人的命運中某種“傷感”的成立和不可避免，呼應文化的混雜與融合趨勢。

當小米終于跟隨丈夫去往美國，仿佛與黎朶共享更為廣泛的經驗，友情似又因此綿密起來，唐穎卻開始揭露小米不可靠敘述者的可疑立場。正如“妖頭”、黑魚等人的講述中有對不同事件不同細節的確信，各人內心深處支離破碎的記憶片段，并非線性時間軸上確鑿無疑的唯一，它們與唐穎在小說中頻繁嵌套的夢境、舞臺表演、劇本推演等一齊包裹在一層敘事中，更像是一次次不可靠的敘述和一樁樁思想實驗。

小米的敘述看似增強了小說的現實針對性，呈現更為合理、公允的立場，拆解“淑女”詞條下單一的女性氣質，但她亦因諸多私心而刻意調換著講述順序，對“妖頭”哥哥大姚與自己在“農場”時情緣的隱瞞，以及對申盛幾次回滬與自己見面場景的拆解，最終讓讀者大感意外。

因此，唐穎在結尾并未給予小米更多的羅曼蒂克，只倏忽讓她與大姚相遇——大姚正是黎朶消失的男友，小米的啟蒙與黎朶的復蘇同構于一人，他掀起“淑女”隕落的大幕，使生命的情感依托逐一退場，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切竟又與他無關。

（作者為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