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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與世界的尺度應該怎樣去丈量，張國云的長篇紀實文學《山海情》（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可以說是一個最好的范例。作者通過呈現浙江和全國其他地區三十年援藏的人與事，將自己對援藏工作的個體認識提升到國家整體高度，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文本閱讀體驗。作者結合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考，讓“援藏”成為一個鮮活而獨特的詞，充盈著時代生命力，行走在中國新時代的發展中。

《山海情》在文學創作中的創新，在于彰顯了濃濃的抗爭精神，并時時描繪出時代發展的總綱。它賦予了紀實文學新的時代使命，讓敘事技巧與文學修辭在新時代“援藏”語境中有了新氣象。它以鮮活的案例和生動的敘事告知讀者：發展西藏不是一個神話故事。以張家明、王軍強為代表的眾多援藏干部，以各自的方式，為我們的英雄在時代的發展中譜寫了不一樣的人生軌跡。

《山海情》在紀實事件的發展中以及人物的刻畫中，為我們構建起一個歷史性的開闊的紀事空間。書中記錄的事件有1994年開始的援藏，以及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八省市對口援藏，尤至歷史上的文成公主“援藏”、唐貞觀八年(634)馮德遐入藏“下書臨撫”。作為一名浙江的援藏干部，作者不僅立足于浙江，還放眼全國進行敘說，從而讓《山海情》的敘事格局更大。作者用精湛之筆，既寫援藏又不僅僅只寫援藏之事，在字里行間，讓援藏工作在方方面面都有了極為豐富的內涵，由此讓讀者明白了援藏不單單是支援性質的一種工作，更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一項重大工程。

作者以優美的文辭，記錄了援藏工作中典型的人與事，其中尤以人物形象的刻畫彰顯“雪域高原兒女的血性”。在“生命禁區”里，作者以“活著就是貢獻”為鋪墊，突出了飛翔在4500米海拔的援藏雄鷹們，對“陽光與荒原”進行“再分配”，在“再分配”中引出“驚天動地的回響”。

《山海情》的文學敘事結構精巧，如《不長樹之地長的“樹”》中出現的一位援藏人物余風，說著“種下陽光，春暖花開”，讓長樹具有了人與物共生的生命動感。我們熟知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句詩，但“種下陽光，春暖花開”在雪域高原上卻有了更深層次的含義：面朝大海的畢竟是一個旁觀者，“種下陽光”的才是真正的耕耘者。在“藏北高原植此青綠”，這不僅是荒原長樹，更是新時代中國建設者精氣神在綠葉之上的一次激情的綻放。

有意義有價值的紀實文學，當然不僅有敘事的詳實，還有善于抓住有閃光點的典型，《山海情》自然做到了這一點。在《生態搬遷》這一章中，作者先以1976年那場罕見的狂風，引出當時只有7歲的小女孩德卓，“她背著小口袋，跟大人一樣，在狂風中奔跑，為牲畜撿草”。然后，作者讓羌塘以自然的野生狀態“說話”，來告知閱讀者，該正視的是野生這一自然狀態。書中提到1911年陳渠珍帶著150人誤入羌塘，花了7個多月才穿過羌塘和青海的無人區，最后只有7個人生還，后來他將這段經歷寫成了《艽野塵夢》一書。作者在這里要告訴大家的，是“無人區本來就不該是人類該去的地方，那里是野生動物的天堂，還是應該把那片地方留給野生動物”。作者的話，讓我想起了加拿大彼德·G.布朗和彼得·蒂默曼寫的《人類世的生態經濟學》一書。書的開始就是：“我們應該朝著一條比當前命運軌跡更富有成效的道路前進?！蔽覀兊睦硐胱非?，必須要建立在現實的生態經濟學的基礎上，才不負于我們身處的這個發展的時代。所以，作者才會在《山海情》中睿智地寫道：“牧民們對生態搬遷有了更加樸實的認識……生態搬遷，將給拆除網圍欄創造條件。”作者進一步寫道：“望著此情此景，梁楠郁感到十分意外，過去牧民們第一次搬家走進無人區，是為了向自然要生活空間，人進草退。如今牧民們第二次搬家走出無人區，是為了還自然涵養人間，人退草進?！焙靡粋€“人退草進”！《山海情》不僅寫援藏的人與事，還寫出了藏族聚居區文明的歷史性進步——人，確實需要給與人生活在共同天地下的動物一次溫柔的問候。

《山海情》是一部兼具紀實性與創新特色的長篇文學作品，它以援藏為主線，寫出了援藏的主旨和藏地的需求，將一個個援藏故事似珍珠般串連起來。《山海情》中凸顯出來的人與事，勾勒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域性特色，并富有層次地彰顯出人性的大愛光輝。作者并非單一地就事記事，而是把敘述的對象，投向了一份精神、一種現代文明的張力，從援藏這一艱難之行，引出了能載入史冊的生命真諦。在文本的建構中，作者讓真情流淌于創作之中，并向著援藏這一工程無限敞開。

（作者系浙江省作協文學評論委員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