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流層讀書會由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發起，通常以一部作品為楔子，圍繞某一主題由此放開說去，不限于單一的作品本身。一般討論成果會整理發表于公眾號“送你一朵花戴”，公眾號后續會開放評論區留言功能。對流層是大氣層的最底層，其中生成的每一陣風、每一滴雨都與大地上的人們息息相關，一如文學。

何平：

我們本次讀書會來閱讀賈平凹的新作《河山傳》，自1984年賈平凹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商州》起，他就一直關注著中國社會的城鄉發展變化，城市化的高速發展縱然是時代前進的順流，但與此同時，鏜鏜鞳鞳的洪濤洗刷后是否還存有遺留下的問題呢？我們明顯發現，賈平凹這次的作品相較于之前，無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賈平凹想在這部小說中為我們留下什么？這幅城鄉地圖是否內含著文化基因最深層的變異呢？現在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1. 外部結構與內部空間

賈赫：賈平凹的很多小說都可見濃厚的史傳傳統，拿《河山傳》來說，洗河的“河”和羅山的“山”合為河山，不可為山河，而是河圍繞著山，流淌過山，“傳”既是為他們立傳，也包含著小說中每一位出現的人物。小說中出現的人物非常多，作家的厲害之處在于著墨不多，卻能用寥寥幾筆勾畫出一個個豐滿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

宋毅菲：是的，賈平凹沒有選擇從內一點點漲大，而是如潑墨般，讓我們的視線隨著不同人事物移動，直到最后匯集成一幅大的城鄉地圖。每個出場人物都是活在地圖上的“這一個”，在貌似散漫隨意的結構中，將筆觸自由地伸向生活的每一處角落，不以邏輯因果連綴，甚至某些事件略顯游離，但這樣的結構恰恰是生活的原生態。

余朦：我認為這種行文結構能支撐起小說內部更多空間的可能性，在空間意義上，賈平凹選取的視角比之前的《廢都》和《秦腔》要更寬，《河山傳》寫秦嶺和關中，從崖底村到西安城再到雙鼓坳的別墅花房子，范圍看似從寬到窄，但層次縱深愈加復雜。賈平凹對“花房子”的塑造及對它的隱喻設置是個很有解讀空間的話題。對此，我想使用福柯的“異托邦”概念，其內涵可分置為二——異托邦有權力將幾個相互間不能并存的空間和場地并置為一個真實的地方；異托邦總是預設了一個開放與關閉的系統，這個系統既將異托邦獨自隔離開，又使異托邦變得可以滲入。

前者正是花房子的特殊性所在，嚴格說來，它是羅山蘭久奎等一眾商業精英和政治掮客談論生意門路、吃酒喝茶的集散地，別墅是底層人士不可想象或者說難以接觸的現代化建筑，但它同時也是羅山的父親羅草回歸農民身份的重要場域。賈平凹在訪談中提及花房子在故事結構上的作用，其中一點是為了體現羅山和其父的農民意識，其實這種農民思維是受上一代影響而延續下來的。羅山的父親羅草來到花房子，有一天突然說要種地，大家雖然不認同卻也給安置了一塊地讓他忙活，至此說起二十四節氣，什么節氣種什么莊稼云云如數家珍，而農民出身的洗河才不去菜地，堅決強調“自己是城里人”。面對同樣一片田，羅草的確是營心了，在別墅中歸園田居，而洗河卻以此提醒自己是與農民不同的，在這里可以看到兩代人對城與鄉截然不同的但同樣復雜的心態。

后者正可以對應花房子幾次與外界的鏈接。重點有兩次，一次是水災，一次是村民鬧事。兩者一是天意，另一個是民意，似乎都是不可抗之力在推動人和人的命運，即使是后者，也攜帶著集體的無意識去撞擊烏托邦似的花房子。花房子是小說中的實體，它有著現實的肌理，與村民發生聯系，與地方產生關系，也就不得不受到外力的擠壓而變形。直到文章的最后，“花房子往西三里地的龍爪溝，羅聞濤和老板李銘義聯合要建造康養山莊，正在炸崖”，就像是又一座花房子的誕生，很容易讓人們回想起花房子建造的伊始，實際侵占的村里的土地，盡管是羅山蘭久奎兩人真心買下來的，這種占據是擠壓也是豐富，很難進行價值上的二元判斷。花房子正如“異托邦”的概念所說，預設了開放和封閉的系統，開放了一個特定圈子得以加入的環境，容納他者則需要明確的制度。

如果用兩個詞概括，花房子在我看來正處于凝固和流淌并存的時刻。凝固在于成為了村民眼中的烏托邦，象征著財富權力地位與機遇，洗河在其中實現了他未曾想象的財富道路。流淌則在于它所占據的空間集合了異托邦的特質，不斷敞開和封閉的系統猶如一面鏡子映照現實的面貌，這也是花房子在文中猶如紅樓夢“大觀園”一般的意義所在。

2. 變調的城鄉觀念

宋毅菲：掩卷之后我最直接的感受，便是在文本講述的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脈絡里，洗河羅山兩名主人公幾乎沒有性格的變化或思想的成長，也沒有命運的沉淪。不是進城的一部分，不是返鄉的一部分，不是守城的一部分，在洗河和羅山身上，我們看不到鄉村內在本質的生殖隔離，對此我們不能說鄉村的倫理觀念頑固、侵蝕力強，而是在作者的筆下，兩者天生一體。他很少癡情于哭天搶地、其苦無邊的受難過程，其敘事甚至可以說遠離充滿苦難焦慮的情感沖擊力。城鄉文化的差異沖突存在嗎？存在，甚至白森森地擠滿字里行間，讓人無法忽視，這也是情節推進的重要線索之一。但我們卻很難讀出這些差異給鄉下人帶來的磨難，可見作者在試圖超越城鄉二元的敘事模式，弱化外在事件的矛盾沖突，著力于在波瀾不驚的日常敘事中探尋普遍存在的人性價值和道德尊嚴。

除此之外，在“現代性”文學的建構過程中，“勞動”也被納入了時代語境的文學想象。在傳統“勞動”審美話語的基礎上，鄉村改良、農民啟蒙、土地改革等諸多話語資源被納入文學介入現實生活的“勞動”視域。而當“勞動”進入城市化進程，賈平凹對待這一行為的姿態也十分值得注意。學者彭維鋒指出，當鄉下人將在城市進行的勞動認為是謀生手段時，勞動的對象及其成果都是一種異質性存在，這時的城市與他們無關；但當他們將勞動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時，城市則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河山傳》中，無論是尋找打工門路的方式，還是外出送材料、采購建材、宴請賓客，都很難見到洗河的抵觸、難堪，上手初期的陌生必然存在，但在作者的筆下，這無疑變成了洗河在城市下一個“明天”中的調劑。當然這也與作者對人物的心理活動著墨較少有關，但從這一角度我們也可以品咂出賈平凹城鄉觀的一角。

余朦：賈平凹的城鄉觀浸潤在細節之中，如村民鬧事這一情節，打破花房子的寧靜的背后是生活的邏輯，村民們自然也必然不能提出反抗制度，反抗壓迫。“要民主、要公平，還我土地”的口號力度其實并不大，他們要求的民主只是輪換指派去花房子干活的人選，給予每家每戶干活和提升生活水平的機會。這一點是認知局限的同時也是村民們最為樸素的愿景，花房子在這一刻成為了城鄉一體化結合的可能性方案。可以看到，賈平凹的筆觸是理解與溫情的，他對洗河羅山以及群像人物的褒貶溫和且善意。

賈赫：是的，早在四十年前，他就在小說中提出了疑問：“歷史的進步是否會帶來人們道德水準的下降而浮虛之風的繁衍呢？誠摯的人情是否還適應于閉塞的自然經濟環境呢？社會朝現代的推衍是否會導致古老而美好的倫理觀念體解或趨向實利世風的萌發呢？”他在創作的過程中其實不斷地回答著這些問題，試圖找到可行的解決辦法，《河山傳》中，借文丑良之口再次回答了這些問題：“以中國今日之趨勢看，終有一天，要走城市化道路，農耕文明將急劇衰微，以至消亡。這是農村真正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啊……”這四十年中，他的城鄉觀不斷發生著變化，到《河山傳》已日趨成熟，城鄉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是走向互利雙贏的解決之道。但現實仍然是殘酷的，小說中那份關于新一代農民工的現狀思考，將十個例子殘忍卻真實地放置眼前，這些農民工中最小的李子謙十五歲，最大的西沙良也只有二十六歲，他們都風華正茂卻意興闌珊地掙扎在城市的角落里，一切都只為在城市里活著，他們發傳單、打零工、當夜班網管、做賭廳暗哨、噴小廣告、當理發店模特、盜墓、被包養、賣菜被欺負、收保護費進少管所，城市并沒有完全接納他們，他們能適應城市嗎？是否要回鄉村呢？“我不回，我慢慢能適應么。”辛酸之余似乎還帶著一份期冀，溫柔而真摯的希望——真正城鄉融合，人人平等。

3. 野性的生命與無常之外

邱楚譯：我還想談一談我在《河山傳》中看到的野性色彩。賈平凹力圖在生命的起搏中尋找暗藏的野性，一種不會隨著空間的轉換而被同化的能量。顯然，作為羅山的屬下，洗河如他所言是忠誠、能干的，這部分映射了獸的特性。這場生命的漫歌以轟轟烈烈的“社會狂歡”起，一直游離要離開的人卻憑命運的巧合而真正地留下，被抹去了姓名，淹沒在轟轟烈烈的流言中。洗河的經歷類似于柳月，他們懷揣野心從鄉村來到城市，從保姆\保安做起，最后通過婚姻關系留在城市，但洗河并沒有全然地將未來綁附于愛情或婚姻之上，其自主性增強；但柳月的野性并沒有從生命的本然中被挖掘和特意地點出，差別之處體現了賈平凹在“現時”下的新思考，有些已翻天覆地，有些仍一成不變，就像生命在歷史長河的涌動下保留著個體的本然，它所蘊含的無限性既不斷成為著個體，又不斷展發出新的未來。

宋毅菲：這種生命的本然讓我留意到了小說中的死亡書寫，它像是短暫懸置在頭頂的烏云，留下一地若有似無的潮濕痕跡。但有兩簇出現在開頭和結尾的烏云，卻在水漬之外，匯聚了一條貫穿整個文本空間的暗河——前篇洗河父親的死亡和后篇羅山的死亡，二者皆為意外，同時，這兩位與洗河有著緊密且相似傳承關系的人的離世，使得文本內外的敘述循環得以實現。洗河的父親在城市因意外亡故，年輕的洗河從此對未知的龐然大物生出恐懼，這是他的前世；后洗河為求生機不得不來到城市，遇上有知遇之恩的羅山，羅山去世后，洗河繼承了老板留下的房產，并因兩家子女的結合而擁有了全新身份，徹底在城市安家，意外之外頗顯命定的色彩。

賈赫：有評論認為羅山的死是十惡不赦、惡有惡報，相反，我認為小說中羅山的死是偶然，是無常，也是一種仁慈，這對他是最好的結局，賈平凹只是將這些故事完整地寫給大家看，他沒有影響讀者去價值判斷，讀懂他的讀者不會以簡單的善惡來評價，他珍愛自己筆下的所有，雖然這些故事只是冰山的一角。

余朦：《河山傳》的死亡像是一種輪回觀念的表象。如小說中的“我來”即使肉身已死，但仿佛魂兮歸來，重復出現在洗河的生命脈絡中，分別對應洗河進西安城前后，以及負責管理花房子三個階段。在洗河眼里，“我來”是一直存在的，它仿佛是一個提示自我存在的他者，在狗的精明和忠誠中映射出洗河自我的身份定位。或許就像賈平凹在后記中寫到的：“一切生命，經過后，都是垃圾。”時間經過了一切，泥沙俱下，一切被裹挾著走來。李敬澤過去的評價，如今仍然成立：“賈平凹尋求的不是以歷史解釋人，而是以人的恒長的命運和故事應對變化的歷史。”在這種意義上，生命的敞開正是主動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