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是晚清民國的大出版家，對于中國文化的貢獻巨大。在對待金錢方面他也給世人提供了一個范例。

公私分明，懂得舍棄

張元濟有一句話：“鄙人于丙午復職以后，始終未入宦途——若欲得錢，則取不義之財孰有如做官之便者。”（《張元濟啟事》，《民立報》辛亥年十月十八日廣告）金錢是生活所不能缺少的，但張元濟有兩條原則，一是公私分明，二是懂得舍棄，一些本應得可得的收入他都不接受。

有幾件事情可以作為張元濟金錢觀的典型事例。

其一，張元濟五十過后，曾有一年左右時間，身體不適，精力不濟，影響正常上班，但他還是堅持上班，并提出不支全薪減為半薪。發半薪于理無據，董事會決定照常發放，張元濟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不拿。財務部門只好將這筆錢作為專戶存儲。到1926年商務清理這筆錢，本息計5000多元，退還張元濟，張不接受。幾經推讓后，張元濟捐出此款，為商務印書館所有職工建立子女教育基金，以培養低薪職工子女享受高等教育。這項基金雖然數量不太大，但這正合了他早年《答友人問學堂書》中的主張，“無良無賤，無智無愚，無長無少，無城無鄉，無不在教育之列也”。而且張元濟一直關心此項基金，直到20年后的1946年，張元濟又將《涵芬樓燼余書錄》的稿酬捐入此項基金。

其二，1924年前后是商務印書館營業鼎盛的時期，資金充足，董事會研究決定在南京路最佳地段買地建屋，并委托張元濟辦理此事，不久后簽訂合同。不料，高鳳池因為自己的投資提議未能獲董事會認可，于翌日反悔，堅持反對意見。如若毀約，商務要賠付高額罰金，無奈之下張元濟動用私人關系，請南潯大富翁張澹如買下此地塊，以免罰金。又不料三個月后地價暴漲，張澹如購買的地塊可凈盈利45萬元。張澹如建議和張元濟合伙經營，說此事已與商務印書館無關。張元濟未允，認為無論如何，自己代表商務簽約，而非個人行為，如果利用機會去賺錢，便是假公濟私，變相貪污。張元濟之子張樹年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曾說：“父親在公司工作了數十年，一向公私分明，劃清界限，操守清廉，這也是他為人之道的一條重要原則。”

其三，上世紀30年代，處于退休狀態的張元濟仍一心投入為商務的古籍校印，且不取分文報酬。1935年6月18日，商務幾位高層領導人王云五、李拔、夏鵬聯名致函張元濟，略謂：“近年公司印行《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正續各編，全賴我公一手主持，勞苦功高，遠非公司在職同人所及。而純任義務不下十年，尤為全體同人所敬佩不已。”決定從該年起每年致送酬金4000元，并呈送半年酬金2000元支票一張。張元濟予以退回。抗戰爆發后，張家生活陷于窘境，商務同人王云五知情后決定每月送200元作為生活費。張元濟在1938年3月2日復信力拒：“承示以后每月接濟我二百元，此則弟當心領。目前家用尚可支持，千萬不必惠寄。弟對于公司不敢有所陳請，此公私之界限，極宜分明。”

崇尚儉樸，厭惡浪費

張元濟秉承母親謝氏勤儉持家的良好家風，生活條件雖較為優渥，卻十分節儉，崇尚儉樸，內心更厭惡浪費。他一不抽煙，二不喝酒，家中無豪華陳設，家里的飯菜也并不講究，人們常以他一生慣于使用舊信封及小紙片寫字寫信來說明他的節儉。他的夫人逝世，喪事一切從簡。

他有一句話很好地表達了自己的節儉觀：當用時，雖“費萬金固無傷于儉德，否則即糜一文亦是”。他更經常教育晚輩勤儉節約，張元濟的孫女回憶說：“勤儉持家之風貫穿在我們生活的每個方面。”節儉是一種良好的人生與生活態度，張元濟可說得是一位楷模。

熱心捐款，樂于助人

張元濟外表嚴肅內心仁厚，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更樂于助人。1916年梁啟超離開天津去廣西反袁世凱，途經上海，張元濟往訪，就表示“君此行未知如何，斷難再顧及家計，如有緩急，自當相助”。

他并不是停留在口頭上，更有許多實際的行動。1923年他為丁文江創設古物研究所捐 500元。1925年為羅家倫出國留學捐1500元。同年上海發生總罷工工潮 ，參與罷工的商務編輯們創辦了《公理日報》，張元濟、高夢旦等向該報各資助100元。1926年為館內子女教育基金捐5000元。1932年商務印書館毀于日軍炮火，向復興東方圖書館捐款10000元，這是一筆不小的捐款。1937年上海抗戰，張元濟在家境日見窘迫的情況下，取家中所有銀器具合白銀62兩兌成現金，捐款前錢為用，又付200元購衣物捐給士兵。此外，商務同仁的救助以及各種災害慈善捐助，他都樂于參加。1923年樂志華案，張元濟出資治療，出資請律師。商務最好的石印制版工徐震冰不幸癱瘓，無錢治病，張元濟也出錢為其治療。

對于家族和故鄉，張元濟也情誼深長。對于家族事務，張元濟很熱心，印族譜共集資銀元483元，張元濟捐100元;建宗祠除捐資并子弟教育費外，還捐贈圖書812種2926冊供族人閱覽；建合族公墓則出資建筑。對于故鄉海鹽，張元濟桑梓情深，將祖屋捐給當地作校舍。

宋兵先生曾整理《張元濟先生歷年個人捐款一覽》，稱據《張元濟年譜長編》記載，張元濟自1917年5月至1948年2月，31年時間里，共計個人捐款39次（另有1次為便條中記錄，總計為40次），涉及教育機構、醫療、慈善會、愛國運動、同人子女教育基金、賑災、援助受辱同胞、支援抗戰前線等等不一而足。這40次捐款，均為個人錢款捐贈。宋兵還簡略提到，張元濟以上捐贈不包括不動產捐贈，如捐贈張氏祖宅于海鹽縣立初級中學、捐贈廬山舊居等，也不包括文獻捐贈。他有一個結論：“在張元濟研究數以百萬的文字資料中，還隱藏著另一個‘頭銜’——慈善家。”這句話說得很好。宋兵先生的統計所依據的只是一種資料即年譜,年譜未能統計在內的，比如“一.二八”后為復興商務，張元濟捐過10000元，這是張元濟最大的一筆捐款。1916年孫中山派鈕永健向張元濟籌款資助二次革命，張以夏瑞芳之死為鑒用個人名義捐出5000元。

當然，張元濟也曾拒絕過好幾次募捐，一是“陳重遠來募孔教捐，余婉拒之”，二是東陵盜墓案發生，他的姑丈孫寶琦發起重修東陵募捐中，三是一批名流為蔣介石鄂豫皖“剿匪”發起的募捐。

從這些捐與不捐，可以看出張元濟的宅心仁厚與是非分明。

作者附識：本文是從《張元濟的經濟狀況》一文中節選的。我的這篇文章被認為是對張元濟經濟狀況進行分析的第一篇論文，現從中摘出最后的一節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