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作家們推出了一大批以藝術真實作為創作出發點、融合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現實生活的作品，為廣大讀者喜聞樂見。東北作家老藤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長篇小說《草木志》，是老藤繼近年來創作的《北障》《北地》《銅行里》《北愛》等一系列以東北地區為故事背景的長篇小說之后推出的最新力作。小說延續了這一系列作品中的地緣美學密碼，但是，與《北障》凸顯東北林區“最后一個獵手”在傳承狩獵傳統與保護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心理、《北地》借父輩的回憶與子輩的追尋這兩條線索回顧二十世紀東北地區的開拓與發展歷史、《銅行里》對沈陽銅匠行業秘史及其背后所蘊含的“工匠精神”的挖掘與彰顯、《北愛》通過對國產無人機和商用大飛機設計與制造歷程的反映寄予振興老工業基地的殷切期待不同，《草木志》將關注的目光投向鄉村振興，通過一個駐村干部的視角，反映了黑龍江畔、古驛路上一個名叫“墟里”的村莊，通過化解家族矛盾、重新凝聚人心，既克服了被合村并屯的危機又為新時代的鄉村建設打下堅實基礎的過程。在情節曲折又充滿了正能量的敘事中，老藤發揮他善于講故事、同時將哲學思辨融入故事中的創作優長，盡管作品沿用的是常見的“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敘事線索，但因為矛盾沖突尖銳、故事情節傳奇、人物形象皆飽滿鮮明且富有個性，整部作品讀來并不會使人感到落入俗套和平庸，沒有產生因為主題的限制而有過分拔高人物、過分突出宣傳功能等同類題材作品常見的弊病。尤其是對東北地域（具體到小說中，是黑龍江畔、小興安嶺東麓）風情的觀照、對民俗事象和民間傳說故事的聚焦，以及對地方特有的生態環境、生態文化的深入了解與把握，使《草木志》呈現出一種風格獨具的地緣美學，為曾經讓讀者眼前一亮但一段時間以來漸趨概念化、模式化的“新東北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小說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植物來喻人。作品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二三十個，幾乎每個人都有一種與其性格接近且為東北地區所特有的植物與之相對應。其實，這種寫法在老藤此前的創作中已露出端倪。在他上一部備受好評的作品《北愛》中，畫家“大仙”就留著一個看上去像東北濕地里一種叫“塔頭”的草墩的發型，“大仙”選擇這個古怪而有象征意義的發型，顯然是一種故鄉情結所系，而“大仙”這一人物的性格，也與“塔頭”近似。以往的小說，往往會為其中的某（幾）個人物賦“綽號”，但像《草木志》中數量如此之大且集中于某一特定類型，實屬罕見。而且作品每一章以一種植物來命名，集中筆力來寫與之相對應的人物，整部作品由二十幾則生動的人物小傳構成；每一則小傳之間又相互聯系，共同構成了墟里村的人物群像。作者的這一構思，暗合了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物我和諧的傳統，以及中國傳統美學中“觀物以類情，觀我以通德”的思想。天人合一，強調天地萬物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整體性，人應該通達天道，歸于自然，在精神上達到主體與客體交融。而“以物觀物”，則是在宋代大儒邵雍“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基礎上的進一步生發。《草木志》中大規模的以（植）物喻人，一方面是倡導人超越主客對立，順應于“（植）物”乃至自然，同時又從萬物生息中獲得體悟，使人物的命運和自然的天道之間相互感應并影響，實現天、地、人的和諧共生。但與此同時，作者又沒有讓“植物”喧賓奪主。作家應該力避的是人類中心主義，而不是人本主義，因為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都是要做人的工作，最終的落筆之處仍然是人。

在敘述過程中，作者時有閑筆，但很快就回到主線上來，在增加了敘述的生動性與厚度、使人物形象更為豐滿的同時，并沒有造成敘述的“失焦”，更不會影響主題的表達。作者之前的作品如《北地》《銅行里》，因為采用散點透視的敘述手法而有結構松散之嫌，但在《草木志》中，作者一方面保留了散點透視的風韻，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敘事主線的堅守彌補了結構上的缺陷。

整部小說的敘事核心，就是墟里村的“一把抓”“哨花吹”邵震天和駐村干部“我”等人努力化解方、石兩大家族因早年間方四平和石欄山之間的“蛇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方小茹和石云來土豆窖殉情的“橫禍”、當下方世坤和石鎖之間因“蛇頭”和“三道鱗”而產生的“災禍”的過程。在化解世仇的過程中，墟里村發展沒有載體以及“三老一金”人老心不老、阻礙墟里鄉村發展振興等難題也迎刃而解。通過這一系列富有懸念又妙趣橫生的敘事，作者為鄉村振興開出了由“團結”而“氣順”“人氣旺”“思路活”的藥方。小說中二十八人捐資共同興建的“都柿橋”是一個象征，正如奠基儀式上的致辭中所說，“它是一座連接歷史和未來的文化之橋，是一座溝通人心與人心的心靈之橋，還是一座連接命運與情感的友誼之橋”，意味著鄉村振興的偉業必須以人為本，必須落筆在講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篇大文章上。

小說還對當下鄉村社會的基層政治生態和某些機關干部的工作作風予以了真實地揭露和善意地批評。方、石兩大家族都想扶植本姓人在村里掌權，“三老一金”又因為種種原因對前任村領導處處掣肘，導致齊滿囤無法開展工作，像“打碗花”一樣屢屢“摔碗”，被免職后反而慶幸“可以睡囫圇覺了”。被比作“鬼蠟燭”的謝志遠官氣十足，裝腔作勢，對村級組織極度不信任，把督導和被督導的關系弄得對立起來，最終受到上級的處理。擅長寫材料的老雷曾經是“我”初入職場時的偶像和導師，在“我”駐村前后屢次提醒“我”要多做“無形之事”，不要糾結于“有形之事”，實際上是以一種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去對待具體工作；而且，老雷在工作中嚴重脫離實際，寫材料僅僅依靠新聞、工作總結和統計數據，對農村復雜的實際情況既缺乏了解又沒有了解的愿望，反而一廂情愿地認為農村是“一方樂土”……凡此種種，都充分說明鄉村振興的道路上阻力重重，需要有一支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敢于干、樂于干、善于干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否則就會事倍功半。

《草木志》從植物的角度出發來寫人，自然而然地引發讀者對墟里村乃至整個東北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關注。小說中的主要矛盾——石鎖養殖“三道鱗”和方世坤養殖“蛇頭”之間的矛盾，直接關涉生態問題：無論是石鎖對“藍湖”的改造還是方世坤的密網攔江，都對當地的生態系統造成了一定的破壞。而方、石兩家祖輩因“蛇禍”結下的世仇，關系到野生動物（蛇）的保護；“哨花吹”和“我”等人在為墟里村的發展尋找出路的時候，也總是繞不開對森林、動物以及自然景觀資源的考慮。在此意義上，《草木志》又可以被視為一部時下熱門的生態寫作作品。而作品中那些與動植物密切相關的地方性知識，可以給讀者帶來社會學、民俗學乃至民族學方面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