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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欣教授的學術新著《地方志與中國當代小說詩學建構》以地方志作為當代小說研究的問題與方法，系統觀照地方志對當代小說的形態學塑造，探勘方志性寫作與當代小說的理論建構，在宏通的小說史視野中提煉地方志型構的小說詩學樣態。全書在小說理論、小說批評與小說史等方面無不貢獻卓著。其中首要之功，在于對當代小說詩學本土發生的闡發和“地方志”詩學樣態的提出，本文茲就《地方志與中國當代小說詩學建構》的理論新見與小說詩學創獲，略陳管見。

首先，書中標舉“地方志”以建構中國當代小說詩學的本土話語樣態，并提煉出方志性寫作的獨特詩學經驗，有如是斷語：“雖然說‘點評’的形式涉及小說的結構、情節、人物形象塑造、語言、修辭、技法，涉及小說的虛實、藏露、疏密、濃淡、連斷等，但畢竟時零碎而不成體例的，多感悟而乏于理論建樹。進入現代以來，我們的小說理論多依賴西學，建設性的成績更顯空疏。”循此，作者重拾當代小說中地方志元素的理論和思想內涵，聚焦與探勘地方志融入當代小說為小說詩學帶來的本土新質與理論創新。在上編“地方志與當代小說類型及詩學傳統”中，墾掘出當代小說的“在地”氣質，從地學、名學、物學、史學、風學等方面，依次拈出“輿地”詩學、“名物”寫作、“博物”寫作、“史傳”傳統以及“風學”傳統，極具原創性地顯現出當代小說詩學的“中國制造”。以“輿地”詩學為例來看，綜合打探當代小說重返輿地寫作傳統過程中古今通約、古今對話的諸多議題，如微觀地理層面的“小說地名學”“小說史地學”等，詳盡考察地方志書中的地學思維、地理價值觀等何以融入作家小說創作的肌體。像《芙蓉鎮》《高老莊》《天漏邑》《野豬嶺飯店》《小鮑莊》等小說的命名、《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地理思維、異域書寫及地理文化思考的交織，《受戒》中的地名形態及地理方位功能，《花腔》小說結構上的雙重地理系統……此類的小說寫作與小說批評話題，在“輿地”詩學視域之下得到了異彩紛呈的闡釋。

其次，在地方志參與和建構當代小說詩學的論域中，此書尤其敏銳地關注到諸小說家對方志作為寫作資源的取材與化用議題，將當代作家寫作的素材加工過程重新細節化、脈絡化、語境化，深入至小說文本的肌理與紋絡，追索與總結小說家們以方志手段淬煉小說微觀地理的法門和手段。這集中體現在中編“地方志與當代小說地理及空間詩學”的篇幅中。作者認為，當代作家在以方志作為小說創作資源時，“在虛實幻化騰挪間，創造出飽含歷史意味、現實意味和審美豐富性的空間意象”，故而，依次選取村落、寺觀、街區、流域為主要觀照對象。以中編第六章“地方志與當代小說的‘村落’敘事”來看，作者避開現代文學以來“鄉土”敘述的三重范式（魯迅式的啟蒙，沈從文式的逆向啟蒙，革命場域中的鄉土社會敘述），繼而以陳忠實的《白鹿原》為典型個案，直指“村落”敘事的獨特內涵：“村落”是“自然的、社會的、歷史的概念”，而“鄉土”則是現代的產物，是“學界以現代的知識、觀念、價值系統，對數千年鄉村社會進行觀照后的一種‘發現’”。該章詳實、嚴謹地考證了《白鹿原》對地方志書、歷史典籍與文獻、民間傳說、口述實錄等材料的全方位采用，并對陳忠實在地名系統、人物、事件、神話、玄學思維等各個層面的采納、吸收、改寫與轉換做出了細致爬梳和整理。人物塑造方面，朱先生與田小娥便是最具方志屬性的人物，而田小娥的相關書寫實則取自藍田縣志“貞婦烈女卷”；情節經營方面，白嘉軒等人主導的雞毛傳帖交農具一事直接來自《續修藍田縣志》。白鹿精靈傳說是小說題眼所在，自不待言；陳忠實在故事敘述中尚穿插了許多關涉物產、作物、風俗的內容，甚至以朱先生為精神寄托，巧妙創設出“志中志”的寫法，即本是地方志寫法的《白鹿原》內部方志框架中又設置朱先生嘗試纂修《滋水縣志》的重要關節，這正和朱先生的歷史原型牛兆濂纂述《續修藍田縣志》形成詩性互文。在巨細無遺地呈現陳忠實苦心孤詣搜集素材的同時，更是把《白鹿原》文本本身視作當代方志小說的杰出代表，以方志史料參與文本生成的視角，展現了小說兼具歷史真實與文學想象的復雜文本構造。

假如說中編所涉內容集中在地方志對小說寫作題材、內容、對象等單一元素的影響，下編“地方志與當代小說文法及形式創化”則重點注目于地方志在小說文體層面的化合作用，依次從小說形式、寫人學、小說觀念、方言土語運用等方面，討論地方志寫作的小說形式創獲。其中，第十二章“地方志與當代小說的‘寫人學’問題”尤為值得一提。此外，地方志小說詩學的引入，可為當代作家作品研究提供嶄新的理論向度，可將經典作家作品再次陌生化和對象化，能夠重新檢視其中“定見”的是非曲直，有力廓清相關“偏見”的來龍去脈，增益“不見”之外的多重緯度，從而繼續推動當代小說家的再“經典化”。對于時下新生的小說寫作現象或潮流，地方志小說詩學可作為行之有效的理論武器，體現其先鋒引領價值與創作指導意義。如第四章聚焦“非遺題材小說”，在地方志的詩學視野和理論自覺下探究“非遺”小說的現象發生、文本類型與歷史書寫。作者并未刻意為了詩學理論建構的迫切或焦慮而舍棄審美判斷，剛正且不失鋒芒的批判精神閃爍其間。

此外，作者并不依托既成的小說史或文學史框架，徑直以“地方志”為切口，隨物賦形，重組當代小說寫作與發展脈絡，“地方志”小說詩學的型構便隨之顯影；又以“地方志”小說詩學觀照小說家的寫作踐行，檢視經典文本或時興潮流，在小說史、小說理論、小說批評的交互往返中，由文而論、由論及史，呈示著小說詩學的廣袤風景與歷史縱深。另一方面，本書將文本形式主義讀解與歷史視野相融會，突破了單純的新批評式囿于單一文本內部的局限。如第九章“地方志與當代小說的‘山岳’寫作”，縷述從古至今作為文化與文學傳統的山岳敘事及其衍化，以知識考古學的方式考究決定著山岳所負載文化蘊含的型塑力量。

本書《后記》有言：一切的寫作都是后退的。此種“后退”，既可指作者的夫子自道，即時間上向歷史深處洄游、空間上向地方回撤，映襯著自家寫作經驗與生命體驗的寫照；亦可指代小說史的“后退”，意即唯有“褪”去宏大話語的負載，方能回歸小說的本體與本相。地方志小說詩學便在如是自由而自為的詩性空間中生長，萬象并陳，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