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的《狐貍》使用一種介于小說、散文和文學評論三點之間的文體，在現實、故事，以及“故事之為故事的故事”之間輕盈地飛翔。杜布拉夫卡是比較文學出身，她指出谷崎潤一郎與通常認為他所屬于的日本“私小說”傳統南轅北轍：“在小說中，谷崎從頭到尾都沒有袒露自己……他以看似袒露的方式，將敘事者讓治推入了更深的陰翳當中。”

諸如此類輕巧的會心一擊貫穿了整部《狐貍》，給較熟練的文學讀者帶來無盡的趣味，同時會讓人暗自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要如何向陌生的讀者介紹這種類似“迷影”的樂趣，始終令我犯難。這個問題直到我讀了許志強的《狐貍是狡詐的騙子，是作家的圖騰——評〈狐貍〉》之后才有了確定的解答：“烏格雷西奇的作品，主題豐富，可讀性強，有一股怡人的書卷氣。”

怡人的書卷氣，這句樸實的評語，精準到令人懊悔為什么自己沒能早點想到。或許是因為在這個視頻網站普遍推出3倍速播放功能的時代，汗牛充棟的書卷更多地被視為一種負擔，效率主義的反面。在文學類活動上，讀者反復向學者、文化名人和讀書博主請教：如何快速建立自己的文學閱讀地圖，如何提綱挈領地抓住最重要的幾部文學經典，以及，理解某部難解的作品對我的人生到底能起什么作用。這是個尷尬的時刻，因為上述所有問題都能化約為：“既然你讀了這么多書，現在請告訴我要如何少讀點書吧。”

忘記了書卷的“氣”本身是怡人的，反而把它當成避之不及的對象，這實在是當下的閱讀行為中最嚴重的倒錯。而許志強的評論文章，正如杜布拉夫卡在《狐貍》中所展現的一樣，對于普遍存在的效率至上焦慮既不迎合，也不大聲反駁，只管一件接一件地、快活地拿出他們珍藏的寶貝展示給讀者。在代序文《無家可歸的講述》中，約翰·伯格、瓦爾特·本雅明和萊昂內爾·特里林的大名跟在庫切之后依次亮相，最后的音符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庫切成了伊凡·卡拉馬佐夫：

“糾結于他的清醒和分裂，他的懷疑論的痛苦，他的詩性和枯竭，還有他無家可歸的荒涼和夢魘。”

讀到這里，我肯定會因為那些早就在書架上但其實沒真正看懂過的本雅明，或是上次立志仔細重讀《卡拉馬佐夫兄弟》時偷偷跳過的段落而臉上發熱。但這種一閃而過的羞愧到底是愉快的：本雅明可以改日再看，《卡拉馬佐夫兄弟》反正早晚還會重讀，庫切好或不好將來還有的是機會重新評估。重要的是，這些看似棘手難讀的書與書之間，可以用一種充滿智性愉悅的方式連接起來，這就是怡人。

當然，許志強并不排斥直接宣說自己關乎當下的觀點（“在一個暴發全球性流行病毒的年代，《失明癥漫記》的力量在于它的高仿真性，那種將噩夢直接植入皮膚的效力”），或幫助讀者擷取偉大作者的關鍵意見（“博爾赫斯說，作家的勞作改變了我們對過去的看法，也必將改變我們對將來的看法”）。同時他也是一位篳路藍縷的翻譯者，在《大莫納》譯序中露出的神情，就像是為朋友們撿回了20世紀西方文學中一片失落的拼圖。但在所有這些之前，他首先是普通讀者真摯的朋友。

為了分享閱讀的樂趣，許志強會毫無顧忌地走出自己的舒適區。例如在杭州“大屋頂”（良渚文化藝術中心）開設面向社會人的“愛的八堂課”系列講座，或者突然現身在某個純粹由業余愛好者組成的本地“草臺”讀書會現場。這一系列的嘗試，始于2022年在“看理想”App錄制連續100期的音頻節目《20世紀歐美經典小說》。《卡夫卡的先驅》的編輯別出心裁地收錄了一篇節目上線后許志強與周艾原的對談，其中許志強提到了從大學講堂轉向錄制節目時遇到的挑戰，講到連載音頻節目作為一種“用聲音演繹的長篇系列觀念劇”。

寫到這里，我倒忽然明白了那句簡單至極的“怡人的書卷氣”讓我覺得余音繞梁、久久不能忘懷的原因。它不是來自文學批評家博學而機智的頭腦，而是來自一位我們與文學的共同好友的一顆簡單的心。

（作者為譯者，獨立書店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