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晃先生愛書，家里有許多書，密密麻麻地擺滿了兩面墻。其中，莎士比亞、果戈里、契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書籍自不多言，還有琳瑯滿目的歷史文化，乃至佛教、禪宗、道教、基督教等形而上的著述；而有些書則與他過去飾演的角色相勾連——這邊廂擺著雍正皇帝記錄康熙教誨的《帝范觀止》，那邊廂就放著古羅馬皇帝馬克·奧勒留寫的《沉思錄》。套用老舍先生在《茶館》里的話就是：“幾大帝王伺候著他一人，這福氣還小嗎？”書籍讓焦晃成了精神上的富翁，廣涉博取，遨游在一片自由的時空，如果說功夫在詩外，這實在是令他表演高妙的靈丹之一了。

十一年前，他過生日時，我送給他的正是一本書，那是一冊歲數大過了焦晃本人的舊書，意義特殊，以致焦晃先生在看到它時有些意外和驚訝。

故事要從2013年夏天說起，當時他正在北京郊區拍戲，拍攝的是那部名噪一時的民國大戲《北平無戰事》。劇中，他飾演燕大教授、國民政府經濟顧問何其滄。相識多年，我從未見過焦晃先生拍戲，便打了招呼，前去叨擾。公交車轉出租車趕到那里時，他正在準備下一場戲，只見他穿一件白色襯衫，鶴發凜凜，即之溫然，依舊是深沉渾厚的嗓音，他很高興地叫著我的名字，領我在“他家”樓上樓下參觀了一番，最后請制片拿給我一瓶水，讓我坐在旁邊看他拍戲。

那是一場與“女兒”沈佳妮的對手戲，情節大約是父親為疏解女兒的心事，為她讀起秦觀的《鵲橋仙》。這首詞曾是焦晃《唐宋詩詞吟誦》里的佳篇，我早已聽得屢屢泫然，那是詩人對人間可貴之情深沉與超越的理解，而此刻隔著不遠再度聽去，心底竟涌出更多真切的感動。

午飯時，焦晃先生和我聊起何其滄這個角色，那是一個剛正不阿的知識分子，一個博學勤謹的經濟學家，一個護佑學生的教授，一個嚴慈相濟的父親。爾后，他忽然緩緩說起了自己的父親：新中國成立前，父親是中央銀行總行的襄理，新中國成立后在對外經貿學院擔任英語教授，他畢業于燕京大學經濟系，曾是司徒雷登的門生……只言片語，點點滴滴，竟讓人覺得何其滄與他的父親有某種程度上的相通。恍惚間，我甚至在想，此刻坐在對面的不是焦晃，而是他與父親、何其滄三人精神交匯的鏡像。

探望歸來，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總覺得這部戲對焦晃先生來說，有著回望與追思的意味。焦晃演戲時，總善于用一種意象去高度概括人物的精神品格。譬如，《雍正王朝》中的康熙，在他看來就是掛著“正大光明”匾額的乾清宮；而《乾隆王朝》中的乾隆，則是富貴華麗的頤和園；外國戲中，如《欽差大臣》里“騙吃騙喝”的小青年赫利斯達克夫，就像是街邊櫥窗里那件華而不實的燕尾服。

那么，屬于何其滄的意象會是什么呢？是焦晃先生的父親嗎？我沒有問。

那之后，我仍像以往一樣，偶爾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搜索焦晃先生的名字，期冀找到一些關于他的老戲單和老劇本。次年，記得是3月的末尾，一天晚上，我睡不著覺，竟鬼使神差地從床上爬起來在孔夫子舊書網敲下焦晃先生父親的名字，令人意外的是，一本舊書映入眼簾，商品名稱一行大字赫然在目：焦樹藩舊藏。

什么？我詫異地幾乎就要揉眼睛了，點開詳情頁反復查看，才確認那書曾經的主人就是焦晃先生的父親。封面上，是繁體書法寫的“《實用銀行算術》莊蘊寬署簽”幾字，旁邊鈐有兩枚朱印，分別是“焦樹藩印”“焦尾琴”（焦父字尾琴），左上角有漂亮流利的英文鋼筆字二行，雖有殘缺，但仍可判斷是“jiao shu fan yen ching university（焦樹藩燕京大學）”。

需要多說幾句的是，封面上的莊蘊寬先生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書法家，亦擔任過故宮博物院成立初期的主席。他的經歷頗豐，其所開創的廣西桂林陸軍干部學堂培養出了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人，李宗仁、白崇禧也是他親招的學生。此人有不畏強權的風骨，袁世凱稱帝時，六十位約法會議員中，五十九人紛紛倒戈，唯有莊蘊寬一人，拍案而起，慷慨陳詞。后來他被轟出京去，直到袁世凱死后，才回到北京，出任民國政府審計院院長一職。

這本書，正是他在擔任審計院院長期間簽發的。值得一提的是，“莊蘊寬署簽”幾個字與他本人的簽名別無二致，筆致圓渾，點畫古拙，即便是印刷，亦來自他本人的筆跡。這位大政治家、大書法家的滄桑痕跡，就這樣巧合地藉著另一種因緣與后人相逢了。

而該書的序為清末進士、民國政府財務顧問、財務部部長趙椿年所寫，仍是古文章法寫就，寄予著對青年后輩的希望。

拍下此書后，我用藏藍色的宣紙包裹起它，外系皮繩，又簪一朵小花，像跨越時空的郵差一樣，將書送給了焦晃先生。當時正值上海書展，他應邀參加朗誦活動，我們便約在了后臺見面。他拆開層層包裝，不明所以，直到我說明緣由，他才瞪大了眼睛，一邊婆娑著封面一邊驚訝地問我：“哪里弄的？”

那天，他朗誦的是普希金的詩歌《紀念碑》：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在人們走向那兒的路徑上，青草不再生長，

它抬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顱

高聳在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上。

再往后的日子，焦晃先生陸續和我談起許多關于父親的故事：他如何帶著十歲小兒坐飛機來到了上海；他的剛正不阿，嚴肅古板；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種種去留的選擇；甚至，他反對兒子學習表演。

因為工作調動，焦晃先生的父親后來常住北京，而焦晃畢業后留在了上海。南北之隔，父親一直沒有看過他的演出，直到1999年，才在《雍正王朝》中看到他演的康熙，一時間，這部戲和這個角色萬人空巷。鄰居見了焦父對他說：“您兒子演得可真好！他演皇帝，您現在是太上皇嘍！”焦晃的父親依舊沒說什么，可臉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2005年，焦樹藩先生去世，享年103歲。

再去焦晃先生家時，看到那本書已經擺在了書架上。我想，或許應該建議焦先生在封面上再鈐上自己的印章。雖然那是一本與他的情趣志向殊途迥異的書，但它是父親的遺物，代表著父親當初的志向與幽燈下的苦讀。我不知焦晃先生是否曾經在自己的身上尋找過父親的影子，父一輩，子一輩，不必走相同的路，可無形的追求與堅守，卻可以一代代傳承。書是一種知識的載體，而有時也會成為一種血脈的相連、精神的傳遞。相似的靈魂之間總會碰撞，它們跨越時空，用書或者信仰連接，搭起一座座“非人工的紀念碑”，靜默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