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沅君，我國現代女作家、中國古典文學史家，1958年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文學分組成員。馮沅君被稱為“五四時期反抗封建勢力最勇敢之女作家”，魯迅評價馮沅君小說：“實在是‘五四’運動之后，將毅然和傳統戰斗，而又不敢毅然和傳統交戰，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青年的真實寫照。”

1975年11月26日，顧頡剛看完馮沅君的《古劇說匯》后，在當天日記中對馮沅君做出過一個評價：“看馮沅君《古劇說匯》……我國在封建社會之壓力下，女子不能發揮其才性，然女文學家尚多。至女史學家，前代如班昭外竟無其人。五四運動后，女性漸解放，乃有馮沅君之研究戲劇史，其條件有三：留學法國，一也。歷任大學教授，二也。無子，家事稀少，三也。此書接蹤王國維之《宋元戲曲史》，可貴也。”

顧頡剛寫下這篇日記時，馮沅君已去世一年有余。從顧頡剛讀《古劇說匯》，并評價此書“接蹤王國維之《宋元戲曲史》，可貴也”，能看出顧頡剛對馮沅君學術研究的肯定與欣賞。而從顧頡剛日記所寫女子能發揮才性、馮沅君研究戲劇史“條件有三”，可以看出顧頡剛對馮沅君比較了解，指出馮沅君學術生涯中的重要經歷，但除了“留學法國”“歷任大學教授”“無子，家事稀少”三條外，應該說馮沅君“研究戲劇史”也好，文學創作、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也好，其學術業績的取得，其自身的天賦、原生家庭環境、勤勉求學同樣重要。

功底扎實

馮沅君原名馮恭蘭、馮淑蘭，與馮友蘭、馮景蘭，被稱為“唐河三杰”。馮沅君自幼和兄長馮友蘭、馮景蘭一起上課，教書先生是其父做知縣時專門為孩子們請來的，講授國文和算學兩門功課，據馮友蘭《沅君幼年軼事》（《文史哲》，1985年第6期）記載，開設國文和算學是其父“認為這兩門是一切學問的根本”。馮沅君因為年齡小“一個人一個班”，“我（馮友蘭）和景蘭為一班”。馮友蘭、馮沅君兄妹的母親“堅持父親平常的教訓：必須將國文底子打好”。這是馮氏兄妹自幼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為成年后能夠取得卓著成績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馮沅君受到長兄馮友蘭的影響很大。馮沅君16歲時，馮友蘭“從北京大學回家過暑假，沅君跟著我又開始讀書。那時候北京大學國文系教師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學生，文風是學魏晉。我就在這一方面選些文章，叫她抄讀（當時家里只有‘四書’之類有限的書）”。“我把我的一知半解傳授給我的妹妹沅君，引導她走上了文學的道路。自從我們從崇陽回老家以后，沅君就不上學了。我從北大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念詩念文章，沅君聽了很愛慕，就叫我教她。我照著黃侃的路數，選了些詩文，給她講，教她念。她真是聰明絕頂，在一個暑假的很短時間內就學會了，不但會講會念，而且會寫，居然能寫出像六朝小賦那樣的小品文章。”（《馮友蘭全集》第一卷，第36—37頁）。次年，也即1917年，北京女子師范開辦國文專修科，馮沅君得到消息就“堅決要到北京應考”，馮友蘭是這樣記述這件事情的：“等到我（馮友蘭）第二次暑假回家，沅君的學問就更大了。北京傳來消息，說是北京女子師范學校要招國文專修科。……我們都主張沅君去應考。沅君也堅決要去……在暑假快結束的時候，母親就毅然決然，不顧別人議論，讓我和景蘭、沅君三人一同進京。到北京報考，果然考上了，于是沅君就開始走上了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道路。”（《馮友蘭全集》第一卷，第37—38頁）。

馮沅君順利考入當時北京的女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范的國文專修科，后更名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馮友蘭評價馮沅君：“她真是絕頂聰明，只用了一個暑假，不但能讀懂那些文章，而且還能摹擬那些文章寫出作品。”“沅君摹擬古典文學的作品，大概相當多。有些可能失于幼稚，但有些也可以顯示她的才華和聰明。”（馮友蘭《沅君幼年軼事》，《文史哲》1985年第6期）。

馮沅君北京女子師范畢業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攻讀碩士學位。其間，馮沅君受教于胡適、王國維、羅振玉、陳垣等名家，掌握了考據和訓詁等研究方法，這為馮沅君此后走上學術研究道路、成為相關研究領域專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馮沅君畢業后，1927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短暫任職，當年3月5日著名史學家陳垣在北京大學做了場轟動學術界的《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的講演，而這次講演的記錄人，正是馮沅君。這次講演記錄，整理后改名《回回教入中國史略》，刊發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1卷第6號、《東方雜志》第25卷第1號，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反響，好評如潮。

此后，馮沅君與陸侃如夫婦留學法國，1932年二人雙雙考取巴黎大學文學院博士班，1935年畢業后回國，“歷任大學教授”，馮沅君與陸侃如志趣相投，合著有《中國詩史》（大江書鋪1933年）、《中國文學史簡編》（作家出版社1957年）、《南戲拾遺》（哈佛燕京學社1936年）、《中國古典文學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等。

學術成就

除前文提及的馮沅君與陸侃如合著的專著外，馮沅君本人獨立撰著了《古優解》《古優解補正》《古劇四考》（1936年）、《說賺詞》（1937年）、《古劇說案》（1943年）等，編著《玉田先生年譜》，標點《歧路燈》（1927年）。

馮沅君的學術研究，從其在《楊白花及其作者》（《婦女文化》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一文可見其考據功力，馮沅君在文章中指出，《楊白花》的首四句和南朝詩人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八）的前八句句異常近似，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八）：“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妖冶二三月，從風簸蕩落西家。西家思婦見悲惋，零淚沾衣撫心嘆，初我送君出戶時，何言淹留節回換。床席生塵明鏡垢，纖腰瘦削發蓬亂。人生不得長稱意，惆悵徙倚至夜半。”而胡太后在《楊白花》中寫道：“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愿銜楊花入窠里。”

馮沅君認為胡太后創作的《楊白花》，在藝術表現手法上極明顯是受到了鮑照的影響。馮沅君在文章中，對大的歷史背景進行梳理，指出四世紀初至六世紀末，中國一直處于南北分裂形勢，南北文學作品有著各自鮮明的特點，南方作品大多秀美溫柔（兒女文學），北方作品大多樸素悲壯（英雄文學）。在這種大的歷史背景之下，北方出現了若干“兒女情長”的作品，《楊白花》即是其中的典型。因為《楊白花》具有典型性，因此就具備了研究的價值，馮沅君從這首作品入手，在《南史》《魏書》《北史》《南齊書》《周書》等史籍中細細梳理史料，分析《楊白花》的作者及創作背景、創作時間，進而研究、探討作者胡太后作為北人，“她聰悟，她雄鷙”，這樣一個個性較強硬的女性，何以創作出“有濃厚的南方風味”的《楊白花》。

馮沅君在文章中寫道：“文學史上往往有一首、甚且幾句詩可以代表、說明一個轉變，而這個轉變的形成，更有許多政治的、社會的等因素。《楊白花》這首失戀哀歌正是南方文潮向北方襲擊所起的一點反應。它的背景確是很復雜。”（原載《婦女文化》，第一卷第一期；又見馮沅君著譯，袁世碩、張可禮主編：《陸侃如馮君合集》第14卷《馮沅君古典文學研究論文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50頁；亦見《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第289頁）。

馮沅君能夠從我國浩瀚的詩歌海洋中發現胡太后這首《楊白花》的典型性，敏銳地指出其為我國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個重要標志，可見《楊白花”及其作者》一文的學術價值。

馮沅君寫作《楊白花及其作者》一文是1946年，有趣的是，早在1923年馮沅君本人也曾創作過一首《楊白花》：“楊白花，飄零向天涯。金屋璧臺春欲暮，宮柳和煙受風斜。鳳城日落啼鴉起，綿綿山更茫茫水。長歌未已淚闌干，點點化作相思子。”（馮沅君著譯，袁世碩、張可禮主編：《陸侃如馮君合集》第15卷《馮沅君創作譯文集·拾遺》，安徽教育出版社、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此外，關于賦同俳優的關系，馮沅君曾提出過很有價值的看法。馮沅君有《古優解》與《漢賦與古優》兩文，提出：“漢賦乃是‘優語’的支流，經過天才作家發揚光大過的支流。”

擔任古籍小組成員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在北京成立，馮沅君作為山東大學副校長、中文系教授，成為古籍小組文學分組成員，時年58歲。馮沅君是古籍小組八十余名成員中唯一一位女性，體現出女性參與古籍整理出版的意義。1958年，當時新中國成立尚不到10年，受舊社會的影響，當時的男女社會地位存在不平等現象，且受教育程度的差異相當大，大多數女性未得到良好的教育，這種情況在高級知識分子云集的古籍小組成員中也可見一斑。馮沅君作為女性代表，與其長兄馮友蘭同時擔任古籍小組成員、分組成員，也成就了一段佳話。

然而，1958年2月9日，古籍小組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時，馮沅君似并未從山東前來參會。古籍小組成立大會是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期間召開，古籍小組組長齊燕銘在大會上的講話中特別提到：“原來這個會的開法有兩種意見：一認為在人大（五次會議）召開時開；一認為最好在會后開，比較容易。”最終商量的結果是人大開會時一并召開。馮沅君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時，即光榮地成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據《瓣香心語 王統照紀傳》記載，1957年7月，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在京召開時，馮沅君與王統照等山東代表來京參會，在懷仁堂聽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時，王統照忽然發病，“幸好這時山東的人大代表馮沅君先生發現了他，及時招呼朋友來把他（王統照）架出會場，大會秘書處立即把他送往醫院”（《瓣香心語 王統照紀傳》）。然而一屆人大五次會議（含古籍小組成立大會），馮沅君似乎并未到會參加，在“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簽到簿”上，未見馮沅君簽名，在諸多古籍小組成員的日記中，皆未見關于馮沅君的記載。據牟世金、龔克昌的回憶，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之后，也即1957年的下半年，陸侃如被打成“右派”，撤銷一切職務，免去兼職，教授級別由一級降為四級，而馮沅君作為陸侃如的妻子，受到較大影響。也許是這個原因，馮沅君在1958年2月沒能到京參加人大會議和古籍小組成立大會。

馮沅君擔任古籍小組成員期間，在編寫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方面作出較大貢獻。20世紀60年代初，馮沅君與北京大學林庚教授（同為古籍小組文學組成員）共同主編了《中國歷代詩歌選》（林庚主編上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5年出版；馮沅君主編下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中國歷代詩歌選》在全國影響頗大，選注歷代膾炙人口的詩歌1000首，為全國的大學中文系提供了一部適用的教材。馮沅君負責起草《中國歷代詩歌選》下編選目，對初稿進行審改，并組織編寫者共同討論，最后統籌定稿。與上編的編寫是按照朝代分工不同，下編的編寫人員按照詩人分工，由趙呈元擔任注解陸游作品的初稿及全稿的校對工作，朱德才擔任注解辛棄疾、陳亮及明代大部分作品的初稿，關德棟擔任注解明清散曲及民歌部分的初稿，袁世碩擔任注解劉基、高啟、顧炎武及清代大部分初稿，郭延禮擔任注解近代全部的初稿。馮沅君還定期組織趙呈元、朱德才、關德棟、袁世碩、郭延禮一起討論編寫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袁世碩是馮沅君的學生，馮沅君提名袁世碩留校任教，山東大學校務委員會討論各系留校學生名單時，馮沅君一直在會議室門外坐等，直到討論確定留校學生人選，她才放心地下班回家，在馮沅君的關心下，1953年袁世碩留在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擔任助教，此后成長為我國著名古典文獻專家。

馮沅君還與胡適、孫楷第、吳曉鈴、王季思等人考證出關漢卿非“金遺民”，糾正了學術界關于關漢卿為“雜劇之始”的觀點，經過論證，馮沅君認為關漢卿是比白樸小二三十歲的小輩作家，真正的“雜劇之始”應為白樸，如此，則元雜劇四家順序應為“白、關、馬、鄭”。正是這些對元雜劇的深入研究，馮沅君成為我國著名戲曲史家。

1961年，編輯出版蒲松齡著作被提上議事日程，9月28日，山東省成立“蒲松齡著作編輯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當時山東省文化出版單位、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等研究人員組成，馮沅君與黃云眉、蕭滌非、嚴薇青等教授作為委員出席成立會，這對開展研究蒲松齡著作是非常大的推動。1961年《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刊發《山東積極搜集、編輯蒲松齡著作》一文，介紹了相關情況。

1975年6月30日，顧頡剛在得知馮沅君于前一年春夏間去世的消息，在日記中他這樣評價馮沅君：“以教文學史者雖多，而一生勤勤懇懇研究文學史則甚少，何況其實有創見乎！”

馮沅君的學生、后留校任教成為同事的袁世碩，擔任第三屆、第四屆古籍小組成員、顧問，這是馮沅君在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培養方面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