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藏書樓在延續(xù)文脈、教化社會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涵芬樓創(chuàng)立于1904年，以專藏善本古籍和地方志著稱，是商務印書館上海時期的藏書樓。出版家、教育家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之后，便著手籌建編譯所的資料室，1909年，隨著藏書量的增加，資料室正式以涵芬樓命名，取“善本書香、知識芬芳”之意。涵芬樓善本古籍和地方志的藏書體系傳承了中華文化，對公眾開放的管理理念則體現(xiàn)了從傳統(tǒng)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的轉變。

“求書四法”以充實館藏

涵芬樓主要采用“求書四法”搜購古籍，即“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作為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為涵芬樓的圖書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求之坊肆”意為零星購買散落在坊間書估手中的文獻要籍，張元濟在自家門前設攤“求買舊書”，每到一地出差，總先走訪書肆，搜購元明刻本。“丐之藏家”是從藏書家處成批收購，據(jù)記載，主要有四次收購，即1904年購得紹興徐友蘭熔經鑄史齋善本古籍約50余櫥；民國初購得清宗室盛昱“意園”、廣東豐順丁日昌“持靜齋”的不少舊藏；1925年購得揚州何氏藏書4萬余冊；1926年夠得烏程蔣氏密韻樓舊藏精品，含蔣氏所藏《永樂大典》殘卷10余冊。“近走兩京”意為從歷朝舊都等經濟、文化繁榮地域搜購文獻。1911年張元濟在北京訪書，一個月就先后購得了《六朝政事紀年》《蜀鑒》《脾胃論》等元明刻本。“遠馳域外”即訪書還要放眼國外，如1928年10月張元濟赴日本，訪問了靜嘉堂文庫、宮內省圖書寮等藏書機構，借照了40余冊宋、元、明刊古籍。

據(jù)商務印書館編輯曹冰嚴所記，從1918年到1936年間，涵芬樓所藏善本古籍和全國地方志，多數(shù)是張元濟親手征集的，對一些值得重視的刻本，他都仔細翻閱、精心鑒別，查核存目、批示價格。“求書四法”等造就了涵芬樓豐富而珍貴的館藏，截至1931年，涵芬樓搜藏善本3.5萬余冊，一部分珍稀版本，如宋刻本《六臣注文選》、宋黃善夫刊本《史記》等。

珍藏善本以傳承文化

涵芬樓的善本古籍內容極為豐富，源于張元濟等知識分子拯救我國珍貴古籍文獻的歷史責任感。張元濟在致友人傅增湘的信中曾說：“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shù)千年之文明，不至因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書多流傳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輩炳燭余光，能有幾時，不能不努力為之也。”

涵芬樓善本古籍涵蓋了宋、元、明、清等各個歷史時期的版本，包括抄本和稿本等珍本善本。據(jù)粗略統(tǒng)計，涵芬樓匯集了宋本129種（2514冊）、元本179種（3124冊）、明本1419種（15833冊）、清代精刻138種（3037冊）。其中有許多稀世之珍，如宋本中的《周易》《通鑒紀事本末》《說苑》《陶淵明集》等。還有如《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續(xù)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多種質量上乘的善本。

此外，涵芬樓的藏書還有鮮明的地方志特色，張元濟認為：“地方志雖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間珍貴之記述，恐有比善本猶重者。”到1931年，涵芬樓藏地方志達2600余種，計25800余冊。有元本2種、明本39種、清代及民國時期刊本2524種，有嘉靖年間刊本的孤本方志如江蘇省的《豈山縣志》、湖北省的《隨州志》、四川省的《漁川州志》。還有珍貴的抄本和稿本，如張鳳孫的《泰寧縣志》、李鐘峨的《通江縣志》等。另有僅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有藏的羅定全的《資縣志》等。涵芬樓成為當時收藏地方志最多之處。

整理編目以有序存藏

涵芬樓促進了編目技術的發(fā)展，成立初期，因藏書不多，仍然使用四部分類法，但是到了東方圖書館時期，圖書增至40萬冊，兼跨多種類，傳統(tǒng)的分類法不能很好適應圖書分類的新需求，于1928年出版《中外圖書統(tǒng)一分類法》，解決圖書分類面臨的新問題。唐錦泉在《回憶王云五在商務的二十五年》中記載：他（王云五）認為杜威十進分類法在中國圖書館界中比較適用，但應設法擴充，以便容納中國特有的圖書，如中國古代群經諸子及中古、近古哲學著作等。

涵芬樓對圖書的管理也做了一些嘗試，主要可從目錄學著作《寶禮堂宋本書錄》和《涵芬樓燼余書錄》看出。根據(jù)藏書的新情況，《寶禮堂宋本書錄》構筑了“四加一”的體系以區(qū)分宋刊本和元刊本，《涵芬樓燼余書錄》則在總目錄下又形成了三級目錄，方便了書籍的檢索和查詢。涵芬樓在搜集、館藏古籍的過程中培養(yǎng)了一批精于版本目錄和校勘的專門人才如孫毓修等，這對近代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公諸眾覽以開啟民智

中國歷史上的藏書樓大多著眼于藏，隨著西學的傳播，創(chuàng)辦公共藏書樓逐漸成為開民智的題中應有之義。涵芬樓創(chuàng)設之初，張元濟在給繆荃孫的信中提到自己“擬勸商務印書館撥款數(shù)萬金收購古書，以為將來私立圖書館張本”。可見涵芬樓的目的不僅在于藏，更在于成立公共圖書館，對外開放，使大眾受益。

1926年，涵芬樓更名為東方圖書館，“聊示與西方并架，發(fā)揚我國固有精神”，原來涵芬樓所藏古籍全部館藏在三樓，館內訂有《閱覽章程》，章程共四章17條，含閱覽時間、場所、手續(xù)和附則，同時對圖書實行分類管理，部分圖書提供開架閱覽，這在當時的圖書館并不多見。

從1926年至1932年間，東方圖書館的藏書量超過了50萬冊，各類圖片5萬多幅，經鑒定或整理的善本近4000種，共3.5萬多冊，再加上收藏的善本總數(shù)近8萬冊，其中精品和孤本就有逾5000冊，東方圖書館堪稱當時東方的第一大圖書館。據(jù)當時資料統(tǒng)計，1929年入館閱覽者近3萬人，1930年達到3.6萬人，它的對外開放，使讀者受益其豐富的館藏，開闊了視野、增長了智慧、浸潤了文化。

不幸的是，1932年淞滬會戰(zhàn)，東方圖書館被日軍縱火焚毀，除547部善本書幸存外，其余全部被付之一炬，張元濟陸續(xù)著錄成《涵芬樓燼余書錄》，逐一記錄版本行款及歷來藏家題跋、圖記，1951年付印出版。

涵芬樓藏書滿足了商務編譯出版之需要，實現(xiàn)了保存?zhèn)鹘y(tǒng)文化之使命，發(fā)揚了服務社會之精神，公諸眾覽、對外開放，與傳統(tǒng)藏書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起到了“為天下先”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