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1125—1210年）因堅持抗金，遭到主和派排斥，乾道二年（1166年）他因有人進言說他“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宋史》卷三九五），這次罷官使他的人生遭受重大挫折。《劍南詩稿》卷五《曉嘆》云：“少年論兵實狂妄，諫官劾奏當竄殛。不為孤囚死嶺海，君恩如天豈終極。”這與其說是他的后悔懊恨，不如說是他的自嘲反諷。此年他還寫有《大圣樂》詞：“電轉雷驚，自嘆浮生，四十二年。試思量往事，虛無似夢。悲欣萬狀，合散如煙……壽夭窮通，是非榮辱，此事由來都在天。從今去，任東西南北，作個飛仙。”對自己的人生做了一番總結和反思，希望看破榮辱是非，逍遙人生。

此后他返鄉卜居鏡湖之三山，足跡不至城市者數年。但是，做神仙哪有那么容易？陸游有一大家子人，當時已有五個兒子，一個女兒，有的子女已成年，家里窮得揭不開鍋。他在《通判夔州謝政府啟》中云：“貧不自支，食粥已逾于數月……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于并日。”因此他必須繼續為家庭謀生，終于在閑居了四年之后，得到了消息：“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以左奉議郎差通判夔州軍州事。”《劍南詩稿》卷二有《將赴官夔府書懷》：“一從南昌免，五歲嗟不調。朝廷每哀矜，幕府誤辟召。終然斂孤跡，萬里游絕徼。”雖然宦途失意，轉了一大圈，他還是原地踏步，繼續擔任通判，且遠在幾千里之外，是個偏僻的蠻荒之地。但他沒有辦法，只能赴任。“俸錢雖薄勝躬耕”（《雪晴》），杯水車薪的俸祿，依然是全家的經濟來源。他當時身體并不好，不宜遠行，而且要籌措路費，只能拖到來年，“以久病未堪遠役，謀以明年夏初起行。”他在該年寫的《投梁參政》詩中云：“游也本無奇，腰折百僚底。流離鬢成絲，悲咤淚如洗。殘年走巴峽，辛苦為斗米。”去的時候連路費也是自籌的，其《上虞丞相書》寫道：“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遣之。”赴任后在《秭歸醉中懷都下諸公示坐客》詩中云：“此身長是滄浪客，何日能為飽暖家？”這些詩文都充滿了自怨自艾之情。

《入蜀記》就是他乾道六年（1170年）由家鄉山陰赴夔州通判任上沿途所作的日記。詩人攜家帶口，同行的有其夫人和六個子女，自本年閏五月十八日，至同年十月二十七日，歷時一百六十日，約五個半月，由春夏至秋冬、由江浙至西蜀，船行出運河、歷長江、入三峽，途經臨安、秀州、平江、常州、鎮江、真州、建康、太平州、池州、江州、黃州、鄂州、江陵府、峽州、歸州等十五州府，一路上換了五次船，行程五千余里，才抵達目的地，可謂歷盡困苦和艱難，正如他在《滄灘》一詩中所云：“少年亦慕宦游樂，投老方知行路難”。然而正是這次行程促成了《入蜀記》這部長篇行記的問世，他詳細記載了一路上的所見所聞，運河、長江沿岸的名勝古跡、歷史掌故、風俗民情，在他的筆下一一呈現，他還融入了自己的人生見解。全書敘述平實而富于情趣，筆觸生動而繁簡得當，既有史料價值，又有文學價值。途中他還創作了不少紀行之詩，與之相得益彰。

陸游為什么要寫這部《入蜀記》？一則他有豐富的學養，學富五車、博古通今；二則這也是他仕途不順的發憤之作。他因主張抗金而被罷官，在南宋以偏安為主的政治軍事格局中，很難成就他的“立功”愿望。但仕途的失意卻成全了陸游，使他有意而為，要在“立言”方面上有一番作為。

陸游很早就有對巴蜀之行的期待，他在自編詩集《東樓集序》中云：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僰，輒悵然有游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為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溯峽、至巴中，聞《竹枝》之歌……然后知昔者之感，蓋非適然也。（《渭南文集》卷十四）

乾道元年，陸游由鎮江通判改任隆興通判，就船行走過長江。《劍南詩稿》卷二《夜聞松聲有感》詩注：“余丙戌七月，自京口移官豫章，冒風濤自星子解舟，不半日至吳城山小龍廟。”韓元吉當時收到陸游來信，在《送陸務觀序》中云：“務觀舟敗幾溺，而書來詫曰：‘平生未江行也。葭葦之蒼茫，鳧雁之出沒，風月之清絕，山水之夷曠，疇昔皆寓于詩而未盡其仿佛者，今幸遭之。必毋為我戚戚也。’蓋其志尚不凡如此。”（見《陸游資料匯編》）這一次的長江行程已讓陸游初有體驗和所感，對他的詩歌創作起到了促進作用。

乾道五年，他在獲悉以奉議郎差通判夔州軍州事時，有《通判夔州謝政府啟》：

念昔并游于英俊，頗嘗抒思于文辭，既嗟氣力之甚卑，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窮江湖萬里之險，歷吳楚舊都之雄。山巔水涯，極詭異之觀；廢宮故墟，吊興亡之跡。動心忍性，庶幾或進于豪分；娛憂紓悲，亦嘗勉見于言語。儻粗傳于后世，猶少答于深知。（《渭南文集》卷八）

文中表現了他對這一行程的期待，認為自己以前的詩文為什么寫得還不夠好，源于見聞不廣，力有所不逮。而“文以氣為主，出處無愧，氣乃不撓”（陸游《傅給事外制集序》），這次的赴任將窮江湖萬里之險，可以飽覽山川、造訪名勝、拜謁先賢、觀察世情，一定會對他的人生和創作有很大的提升和推動。他已暗下決心，要用文字來好好記錄這一非常之旅。

陸游一直認為，詩文創作要有江山之助，在《感興》詩中，他這樣寫道：“吾嘗考在昔，頗見造物情。離堆太史公，青蓮老先生。悲鳴伏櫪驥，蹭蹬失水鯨。飽以五車讀，勞以萬里行。險艱外備嘗，憤郁中不平。山川與風俗，雜錯而交并。”認為只有像司馬遷和李白那樣，走遍天下，備嘗艱辛，才能對人生有深刻的感受，寫出個性鮮明的作品。同樣意思的話他在給朋友的信中也說過：“大抵此業在道途則愈工……絕塵邁往之作，必得之此時為多”（《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四《金石》十載陸游與杜思恭札），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時候，詩人擺脫了平常生活的束縛，個性才可以較自由地展露，對自然山水景物會有更新鮮的感覺，也有更充分地體驗和感受，這樣才能激發文思詩興，發揮自己的獨創性。這也就是他反復強調的：“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予使江西時，以詩投政府，丐湖湘一麾，會召還不果，偶讀舊稿有感》），“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后》）。

（作者：錢錫生，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