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初讀大先《去北川》的序言，他說：“長期以來，北川似乎像無數縣城一樣默默無聞，直到新世紀以來出現了幾個關鍵性的事件。2003年成立羌族自治縣，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受災，2018年7月31日退出貧困縣序列，2021年2月21日根據中央1號文件精神，全面進入到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途中。正是在此期間，我從北京來到了北川，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樣的講述方式和他在北川的工作內容（比如他要打造一臺實景禹羌文化演出、加大《少年禹傳奇》城市超級IP應用和推廣力度、辦好《走北川》大型實體體驗劇等），讓讀者看到的不僅是事，更是文字背后站立的那個人——這個人就是古代士階層兼善天下情懷在當代知識分子的回響。

當然，我更感興趣的，是劉大先寫作《去北川》的方法。可以說，他是用了一種不那么徹底的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這畢竟不是一部文化人類學著作。但這個方法使《去北川》與我們常見的“新山鄉巨變”寫作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人類學由于學科性質的規定性，它的研究方法有田野調查、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較、主位與客位研究、小傳統與大傳統研究等，應該說，這些方法在《去北川》中都有程度不同的應用。作品開篇就是羌族古歌《尼薩》，在這個古歌里，我們發現，古代羌族是一個有敬畏的民族，人的地位沒有那么高，人是由神管著，這一點非常重要。李澤厚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比較其他文化來說，在中國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人能夠參與天的運作。20世紀80年代一個反傳統的學者說，中國文化最大的缺點、最大的問題，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須把基督教引進來，人必須在上帝面前悔罪，認識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的地位估計得那么高。《圣經》里沒說人能夠參與上帝的工作，上帝說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李澤厚未必同意這個觀點，但認為他抓住了一個要害。他又說，中國知識分子到現在為止，說他是信神呢，有時候又不信，說他不信神呢，有時候又信。還是孔老夫子講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時候就相信是有這個神明在的，但不祭的時候也就不想了，所以墨子說儒家是“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對文學創作來說，對人的評價過高，是現代以來的事情。我們說“人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人定勝天，人是不可戰勝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等，人的膨脹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特別是現代工業化的急劇發展，人的貪婪欲望幾乎難以遏制。人對自身過高的估計，使之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之心，終于自食了惡果。因此，當我們強調“文學是人學”的時候，首先要強調人的有限性，強調人失去敬畏之心是多么的可怕。

《去北川》的特別，我想大概有這樣幾點：首先是作者的親歷性。劉大先曾掛職北川副縣長，分管文旅工作。工作性質使大先對北川的情況有了細致的了解。他的工作就是他田野調查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對文化人類學知識有專業訓練的學者，他敏銳捕捉了羌族古歌《尼薩》、羌族英雄史詩《澤基格布》、羌族民間敘事詩《木姐珠與斗安珠》、羌族史詩《羌戈大戰》、羌族民間故事《大禹王》《北川民歌》、羌族開咂酒曲子以及當下的招牌語等等。每個章節帶有知識考古學的“題記”，顯然是作者有意為之。在這些或是典籍記載或是口口相傳的地方性知識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古老的羌族時間里的滄海桑田，同時也在作者的發掘中看到了被遮蔽的羌族文化的發展延續以及它在中國文明大傳統中的小傳統。我想，如果不是對文化人類學有訓練的學者，看北川、寫北川是很難從這個角度展開的。

就講述者的主體和它的對象來說，我們知道，任何事物一經敘事，必然會帶著敘述主體的主觀色彩或主體性。《去北川》的講述者是劉大先，他講述的是他的親力親為和目光所及。這種主體性里隱含著他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比如《尼薩》講開天辟地的過程，“前兩代人都在地殼的翻覆中毀滅，到了第三代才穩定下來。口頭文學中還提到地殼穩定之后，地下還有一頭牛，只要它動一動，就會發生地震。天神東巴協日用繩子將牛綁起來，但忘了捆耳朵，牛耳朵晃動的時候，還是會發生地震。”但是，生活依然在繼續，“無常的遭際被當做平常之事而坦然接受”。劉大先說，這是“人民堅韌的情感結構”。從一曲羌族古歌看到了一個少數民族的“情感結構”，這就是發現。汶川大地震沒有把北川截然劃分為震前、震后兩半，重建后北川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可以看到舉國援建的巨大力量；北川人內部的文化結構、精神結構并沒有發生變化。這種隱形力量只有通過文化人類學的方式才能呈現出來。因此，劉大先用那么多羌族歷史文化材料并不是對一種奇觀的熱衷或獵奇，而是通過這種方式發現一個族群沒有變化的內在力量。這種力量可以稱為精神文化結構。

此外，《去北川》有著豐富的生活細節。文化人類學田野調查，最重要的就是發現細節，特別是對一個少數民族族群文化的理解，沒有細節幾乎是難以進入的。于是我們看到，春節前某日，作者去馬槽鄉慰問時，一個生活中進退維谷的老太太“看見干部來了，就想多說說話、談談天。至于縣里的干部能否教育好她的兒媳，倒在其次。”這讓“這位干部”又羞愧又感動：“那一刻，我實實在在感受到她對‘政府’的依賴，就像那種留守兒童或空巢老人見到歸來的家人時候的感情……這個場景令我久久難忘。”他還講了一位“母大爺”，這位“母大爺”的功勞是對石椅村的“文化恢復”。他熱愛傳統文化，長期致力于挖掘、收集，整理羌族民間文學，他口才極佳，羌文化修養深厚，對各種禮儀習俗了如指掌，2008年被認定為四川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羌年”的代表性傳承人——這是母大爺的外在身份，同時，劉大先寫出了這位耄耋老人的鮮活形象：“他身形高大，稱得上虎背熊腰，穿著羌袍氣場強大，更兼精力充沛，反應敏捷，出口成章，幽默風趣的話往往能讓人開懷大笑，完全不像八十多歲的樣子。”劉大先并沒有過多寫那些宏大的場面，而是通過具體的人、場景和氛圍，將北川的當下生活寫得活色生香躍然紙上。這就是細節的力量。

最后一點就是小傳統與大傳統的關系。書中第五章《少年禹的傳說》，說的是羌族居住地石紐出了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生下三天會說話、三個月會走路，三歲就長成了一個壯實的漢子。這個傳說來自羌族民間故事《大禹王》。北川要打造大禹故事品牌，要將傳說作為文化資源為當下服務，這是許多地方都在實踐的文化創意產業。有趣的是劉大先關于大禹故里和大禹存在方式的看法，他沒有和一些學者爭論，而是保持自己的觀點——有兩個大禹：一個在信仰與情感空間，一個在物理和歷史空間。對民眾而言，前者可能更為重要，劉大先認為，“過去”和“歷史”的差別關乎當下與過去是一種怎樣的關系，這和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是兩回事。無論真實與否，“過去”只有和大眾建立情感關系才有力量。類似這樣的真知灼見，沒有一定專業知識的人是難以做出判斷的。這章幾乎就是一篇論文。還有《羌食志》，劉大先從聚會的酒席說起，通過不同民族祝酒歌的比較，認為羌族敬酒歌要委婉樸素得多。通過敬酒歌發現羌族的民族性格，這是一個學者的眼光和方法，也讓我們從一個方面認識了羌族的溫和善良。文化人類學方法的運用，無疑增添了《去北川》的文化含量和作品的分量。

在“回北川”一節中，劉大先說：“我在北川的一年，既沒有春風得意，也沒有失魂落魄，像一個平常又平庸的人一樣工作與生活。這大約才是一切的根本，它會讓一個人心平氣和地欣賞、接受一切，既不會志得意滿、忘乎所以，也不會心懷怨懟、牢騷滿腹，這兩種情形都會破壞真實的心境。其實，這個世界上的‘成功’與‘失敗’都是少數，絕大部分人都是平常與平庸，他們構成了無比真誠又無比堅實的人生。他們就是我們自己。”這是人生的體會，也是文學，也是人類學研究的主位立場。我想，《去北川》之所以讓人感動，重要的就在于真誠、誠懇，文如其人。當然，劉大先對北川歷史文化書寫的方法，也幫助他超越了那種主題寫作的浮泛和膚淺。他的“在世界行走，為北川停留”，也就不是一句時尚的口號和輕淺的抒情。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