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我還在讀初中，就知道朱德熙的大名，那是讀了他和呂叔湘（1904—1998）合寫的小冊子《語法修辭講話》。這本書原是一篇談話風的論文，1951年6月在《人民日報》連載，同時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深入淺出地普及語法知識。后結集出版，風行全國。連我這樣的中學生都能讀懂，而且喜歡，幾十年不忘，也可見這篇普及性的讀物有過多么大的影響。近年來，我主持全國中小學語文統編教材編寫，涉及編寫語言，希望能平易清通，不糾纏概念，而又講清楚必備的知識，讓學生能夠接受，這是個難題。我曾多次建議編寫組參考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

該書1951年由開明書店結集出版，多次印刷。朱先生和呂先生得到稿費應當不少，據說大部分都捐給了抗美援朝買飛機了。也可見老一輩學者的拳拳愛國之心。

朱德熙是江蘇蘇州人。1939年考取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比楊振寧低一班。他的數學、物理成績都很好，后來覺得更喜歡古文字和古音韻學，便從物理系轉到中文系，師從唐蘭、聞一多等名家。著名小說家汪曾祺是朱德熙的同學，很要好的，兩人性格不同，卻都有某些士大夫超然的氣質，彼此成為終生信賴的朋友。七八十年代，朱德熙與汪曾祺過從甚密，有什么憋悶的事情，汪曾祺都會來朱德熙家里喝點小酒，彼此取暖寬慰。這是后話。

大學畢業后，朱德熙曾任教清華大學五年。他在學術上嶄露頭角，是1950年代發表的《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和《戰國記容銅器刻辭考釋四篇》，糾正之前一些誤譯，奠定了在戰國文字研究領域中的突出地位。而影響更大的《語法修辭講話》也在這一時期寫成，那時他年紀才三十出頭。初出茅廬，便得到學界與社會的認可。這在現在，也是難以想象的。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中文系并入北大中文系，朱德熙也跟隨調入北大。不久，受國家委派赴保加利亞索非亞大學任教，1955年回國。后一直在北大中文系當老師。

朱德熙在北大40年，主要從事現代漢語研究。據語言學家汪鋒說，這個領域學者一般多做語料的調查、分析和歸納，而朱德熙更進一步，注重方法論的創新與論證，視野更為開闊。他1956年發表的《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以及后來的《說“的”》等系列文章，都是吸收結構主義的方法來研究漢語問題的。到1962年，朱德熙在《論句法結構》一文中提出了“變換分析法”，揭示隱含在句子里邊的語義結構關系，對于漢語語法研究是個突破。

“文革”中大部分學者都被迫中斷了研究，朱德熙是個“有心人”，仍然盡可能利用一些空間思考研究漢語語言現象，做一點戰國文字的考釋。那純粹是一種興趣愛好，并非什么“項目”，或者為了什么功利目的，卻也做了學術的籌備和積累。“文革”后他的學術論作便陸續問世。如《“的”字結構和判斷句》《“在黑板上寫字”及相關句式》《與動詞“給”相關的句法問題》等等。重視語法研究中形式和意義的結合，是朱先生獨特的貢獻。

我沒有聽過朱德熙先生的課。據說朱先生非常嚴肅、正經，他上課的風格也是這樣，絕不多講一句學術以外的事情。他上課受歡迎，是因為常常就一些極普通的語法現象，引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激發學生去探索與發現，使學生恍然大悟，再深入堂奧。這是非常高超的教學方法。

朱先生的主業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但是他不滿足于只是耕耘這塊自留地，希望把漢語語法研究拓展出去，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也“出道”較早，造詣很深。前面說過，他在1951年便發表戰國文字考釋的重要論文。1970年代，他又參加過許多考古發掘的古文字整理研究，包括馬王堆、銀雀山等漢墓出土的帛書、竹書，以及望山楚墓竹簡、平山中山王墓的銅器銘文等。他常結合自己擅長的語法分析來進行古文字的考釋，在戰國文字研究上多有創見。

朱德熙先生是伯樂，識才，也愛才。他總是非常熱情幫助青年學者成才。文史學界現在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裘錫圭先生，他是現今古文字研究領域的翹楚。還有一位戰國文字研究專家李家浩，也是一流學者。他們的成才都曾倚仗朱德熙的指導幫助。

據裘錫圭先生回憶，1962年前后他經常去朱德熙家里請教和討論古文字的破譯，那時，這都是“死學問”，不被重視的。裘錫圭跟先生說，像我們這樣搞學問是“窮開心”。先生心領神會，后來多次談話中重復這句話。也就在那個時候，他們合寫了《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發表在《文物》雜志上。

和我同屆的研究生李家浩，我戲稱他“湖北佬”，中學都沒有讀完，英語完全不懂，連普通話都說不利索，可是對于考古和古文字很入迷。朱德熙先生在考古現場發現了這個有天賦的青年，便建議北大破格錄取他為研究生。我和李家浩是研究生同學，畢業后都留校，還曾經同住一間宿舍。常見朱德熙先生來宿舍找李家浩，他們“沒大沒小”地討論學問。后來李家浩也成為全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朱、裘、李三位，是八九十年代北大古文字學的“三劍客”，對于北大古文字學科的創建功莫大焉。

朱德熙先生過世，裘錫圭先生去了復旦，接著李家浩先生退休，北大古文字學便星散凋零了。順便一提的是，裘錫圭離開北大并非外界所傳的“北大不留人”，當時裘先生已經是北大的“資深教授”，很受尊重的，因考慮家庭、年歲等實際原因，他堅持要離開北大，回到上海，葉落歸根。最近幾年古文字研究非常“吃香”，幾乎成為“顯學”，許多大學紛紛把古文字學作為“強基”項目，想以此顯現文科的成果。近時，北大中文系還成立了古文字專業，“待從頭收拾舊山河”。這可就難了。但愿這個學科不搞“花架子”，后繼有人。

再說朱德熙先生的為人。他曾經擔任北大副校長，卻毫無當官的樣子。年紀不小了，還跑跑顛顛給本科生上課，還特別注重扶持年輕學人。

1984年我考取了王瑤先生指導的博士生，為了集中精力，希望能脫產學習。可是脫產就意味著離職，而離職便要交回當時住的筒子樓宿舍，我們一家就沒有地方住了。這真是麻煩事。再三思量，打算放棄讀博士了。一天在五院的系辦公室見到王瑤先生，我訴說了自己的難處。王瑤先生二話不說，抄起電話就找朱德熙先生（他們是西南聯大同學），轉述了我的困難。朱德熙先生說青年教師的培養很重要，立馬答應和人事部門商議，讓我在職脫產讀書。對此我是非常感激的。

后來，為了教學方面一些瑣事，我曾幾次到過朱德熙先生的家。是在中關村的一棟樓房，小三間，有些擁擠，墻上掛著作家汪曾祺的書法條幅。每次去，朱德熙先生都熱心地開門接待，端一杯清茶，細聽我的述說。他的話不多，出主意解決問題，干脆利落。我愛人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進修，要采訪實習，還做過朱德熙先生的一次專訪。

朱德熙先生敦質儒雅，道德文章堪稱楷模，很多接觸過他的人大概都會這樣認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