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稱謂是分得很清的，我們管汪曾祺叫汪先生，管其“哲嗣”汪朗叫“汪爺”。但汪爺出了新書《六味集》，難免會有人將父子相提并論，這個時候就不能將“先生”和“爺”并置。《六味集》責編李建新想出了辦法，叫“兩位汪先生”：

“編書有一點發現，兩位汪先生吃東西都比較大膽，別人不敢吃的，他們都能輕松拿下，事了拂衣去。”

我們姑且像北京人一樣，稱呼老汪先生與小汪先生。“比較大膽”是真的，單看《他鄉異味》一篇，就知道，小汪先生比起老汪先生要更為“生猛”。老汪先生因為總標榜自己“什么都吃”，屢遭捉弄：

一次，我家所開的中藥鋪請我去吃面——那天是藥王生日，鋪中管事弄了一大碗涼拌芫荽，說：“你不是什么都吃嗎？”我一咬牙，吃了。從此我就吃芫荽了。比來北地，每吃涮羊肉，調料里總要撒上大量芫荽。一次在昆明。苦瓜，我原來也是不吃的——沒有吃過。我們家鄉有苦瓜，叫做癩葡萄，是放在瓷盤里看著玩，不吃的。有一位詩人請我下小館子，他要了三個菜：涼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湯。他說：“你不是什么都吃嗎？”從此，我就吃苦瓜了。（《四方食事》）

再看小汪先生的《他鄉異味》，從老汪先生都“實在招架不了”的折耳根，講到塞納河上的“氣死”，那真是一個絕：“剛剛上桌，一些人便掩鼻離席，一邊溜達去了，待到整理外觀之后，這東西已經沒有形狀，像一攤稀泥趴在盤中。對于這樣的上等貨色，鄰座的法國人都頗為敬畏，拿著餐刀在那里瞎搗鼓，不過淺嘗輒止。我卻未用任何配食，空口將其吃了個一干二凈。”法國“氣死”有多臭，其實沒法寫，但小汪先生的寫法，難道不是老汪先生說的“氣氛即人物”？就像寫羅敷之美，無一字及于本體，而絕美自見。

接下來還寫到了法國另有一道名菜曰“韃靼牛排”（Steak Tartar），筆法如出一轍，先說在巴黎餐館吃飯時，有人望文生義點了這道菜。“及至‘牛排’上桌，眾人卻只是大眼瞪小眼，不肯出頭認領”。因為“盤中僅生牛肉餡兒一團，生雞蛋一只，外帶說不出名堂的樹葉、草籽兒幾樣，實在過于生猛”。那，作者本人吃了嗎？吃了。好吃嗎？看下文。

“后來在北京見到一位在中國待了十幾年的法國女士時，順便談起這道生猛無匹的韃靼牛排，她登時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連說‘好吃好吃’，還說小時候在法國，上肉鋪買牛肉餡，回家路上邊走邊吃，進門時只剩了一半。乖乖！”還是側寫，已見得共情之感。

接下來是“前不久在上海一家酒店餐廳的菜單上，居然見到廚師特別推薦的韃靼牛排，若不是怕把同行的女士嚇著，還真想與‘魔鬼’再親熱一下”！不得不讓人直呼：好膽量！好胃口！

這些異味，可是老汪先生的食經不曾寫到過的。重點是，父子二人談這些“異味”，結論是一致的。老汪先生說：“有些東西，自己盡可不吃，但不要反對旁人吃。不要以為自己不吃的東西，誰吃，就是豈有此理。比如廣東人吃蛇，吃龍虱；傣族人愛吃苦腸，即牛腸里沒有完全消化的糞汁，蘸肉吃。這在廣東人、傣族人，是沒有什么奇怪的。他們愛吃，你管得著嗎？”天啦，我們可是一個連豆腐腦、粽子都要分出甜黨咸黨，時時攻乎異端的國度哪！可是老汪先生的著眼點是“總之，一個人的口味要寬一點、雜一點，‘南甜北咸東辣西酸’，都去嘗嘗。對食物如此，對文化也應該這樣”。

小汪先生則說：“要想肚子不受委屈，就不能坐井觀天，盲目地是己而非人。不管是折耳根、‘氣死’，還是韃靼牛排，都應該先拿來嘗一嘗，對胃口的吃下去，不合適的放到一邊兒。這樣做，起碼不至于營養不良。飲食內外，其實都不妨來點兒五湖四海。”這話要說得更溫和些，但道理不殊。

我一直認為，老汪先生最大的文化貢獻之一，是打通了“吃什么”與“想什么”，成為一位“生活現象的美食家”。這一點，我敢說，小汪先生是“克紹箕裘”的，他寫《六味集》里的文章，本身就是要寫出“五味之余味”。

小汪先生在北京，也是排得上號的美食家，但與父親一樣，他寫食的文字比他吃過的美味，更令人垂涎。這里我也“側寫”一下：近兩年我的味覺喪失嚴重，請我吃什么皆味同嚼蠟，但兩位汪先生的寫食文字，仍能讓我感受到美味的悸動，進而感受到對生活的熱愛，這就是“想什么”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