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當然一代亦有一代之文學青年。曾幾何時，文學青年被當作一個光彩動人的形容詞，為無數的人生在讀書、交友、婚戀甚至改變命運等方面加持，現在回歸其質樸內斂的名詞屬性，默默為人的生活情感托底。韓少功曾用綜藝節目“非誠勿擾”女嘉賓的集體滅燈來比喻文學青年在今天的尷尬處境。誠然，在這樣一個消費主義與物質主義盛行、各種信息、短視頻與淺閱讀紛飛的碎片化時代，人們的生活面臨諸多不確定和多樣化選擇，文學并不能為具體的現實人生帶來多少肉眼可見的實惠。即便快餐式的消費文化導致文學的處境更為小眾和邊緣化，今天的文學青年在閱讀、寫作、成長、出道等方面仍然擁有更多的機遇、便利和助力；即便文學青年的光魅被功利主義與大眾審美所湮滅，仍以另外的形式火種般地在時代環境及個人內心存續，仍因其代表著文學的某種精神、希望與改變的可能而被不斷發現與推崇。本期《長江文藝》亦是文學青年有意思的一次集結，特別是七位青年作家的小說，不僅作者幾乎都是90后，而且寫的也是當下年輕人的生活，從主體到客體都是關于青年的新鮮提供。他們青春恣意而才思敏捷，個性鮮明而各放異彩，一邊想象關注著世界一邊自我感受體驗，或可作為當下文學青年的一份觀察樣本。

城市被作為敘事主體和通向世界的入口。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和城鄉一體化進程，城市日益成為我們主要的生活空間和面對的巨大現實，但是中國當代文學一直被詬病沒有貢獻出與之相匹配的城市文學。新的可能與寫作的生長點落到新一代的文學青年頭上：如果說80后及以前的作家很多都是“離鄉的一代”，鄉村成為他們的來處和精神背景墻；那么從90后一代開始，更多的文學青年是“在城的一代”，城市成為他們的成長空間與生活方式，天然地與之有一種親近關系和融入感，看待事情的視角和方法跟前輩作家也全然不同。城市的流動性與通約性取代了地域性，他們是在潮流中與到世界去，在城市的日常生活與情感體驗中確立自我與世界的關系。三三的《白馬》寫一個在小城飯館打工的年輕人羅珍妮，如何在改革開放的和暢惠風之下抓住機遇、執著隱忍，最終迎來人生的進階通道和情感可能。從童年對色彩的敏感到跳槽百貨商場工作，從苔城到上海，城市就像宋先生送她的萬花筒一樣繽紛閃耀。空間的不斷流動中新的生活與世界的大門對她層層打開，讓她感覺“位于一處通往未來的甬道之口”，小城和自身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鏈接著世界上所有的城市與人心。世界在水笑瑩的《休眠火山》里有某種割裂感，在按部就班的小城現實生活與遺下幻想和過去的都市經歷之間，而“休眠火山”正是隱喻著青年在遠方世界的召喚之下，內心的某種欲望、不甘、蠢蠢欲動以及對慣性生活的短暫逃離與旁逸斜出。

對理想的追光及其現實境遇。文學青年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天真無畏、先鋒叛逆，對世界依然好奇而充滿熱望和正義感，因此被賦予更多破舊立新的可能性。現代社會的物質積累與開放包容為文學青年的自我發展、理想抱負提供了彈性空間：不至于“著書只為稻粱謀”，也無須去學油膩世故，更沒必要強撐著負重前行。然而，青年的追光之旅不是被營造、過濾的楚門的世界或芭比的樂園，終將被社會生活本身所教育甚至遭遇現實的銅墻鐵壁。“白馬”的故事雖然出自他人不懷好意的虛構與指認，但終究就像一束光照進了羅珍妮用力抓住的現實生活。楊知寒的《飛煙》以簡約冷峻的敘事道出了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現實處境或者直接被自己的理想反噬。一方面是調查記者孟還潮高揚的理想信念、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天真無畏的妻子背后不斷拱火與職業崇高化，與夫婦二人的現實窘迫（父親留下的假名牌手表、妻子戴的假的金項鏈和戒指）形成反差；一方面是理想主義者遭遇的荒誕而極端的現實：孟還潮幫助受燒烤店油煙困擾的老太太維權，卻無意中死于老太太兒子之手，理想隨著生命一起“飛煙”般消散。理想與現實于李星銳的《繩索與海洋》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繩索既是令人窒息的現實，又是“由這樣和那樣的平庸之事所編織的”“能助人爬出地獄之谷”的各種牽絆；而海洋是童年的模仿游戲與未來想象，跟陳春成的《夜晚的潛水艇》異曲同工，寄托著年輕人對于理想、自由、壯闊與歡樂的無限向往。

一代人精神情感的迷失與變形。當下的文學青年對外面世界和自我內心感知敏銳豐富，而對于置身其中的日常現實與突然變故卻有些淡漠、茫然和脆弱，自身的精神世界也在現實的擠壓或困擾中產生某種迷失、異化、變形和逃逸，從而表現出極度自我與非理性的一面，以此進行緩沖、解壓、平衡內外，再回歸表面平靜自洽的現實秩序之中。《休眠火山》跟岳舒頔的《闖入者》都從性別視角去觀照青年因人生角色的變化而產生的內心震蕩及對兩性關系的影響。《休眠火山》側重于男性，面對妻子的生育焦慮和如愿后的喜悅，周蘇捷卻有種置身事外的被動與悵惘，沒有做好準備又必須接受，于是選擇臨時逃離去上海，而約見的兩個跟他有過情感糾葛的女性，又無意中把他拉回現實并從不同角度預演著他的未來可能。《闖入者》的落腳點在女性的產后抑郁與精神分裂，因為不能適應新的角色與關系，孩子反而成為二人世界的“闖入者”。女性對孩子的陌生、嫉妒甚至敵意不僅因女性角色意識的迷失、過往的創傷記憶以及家庭關愛未能及時補位，還隱喻著更幽深的女性處境與現代人的精神疑難。陳薩日娜的《第一人稱》也涉及人的自我分裂，以一種極其先鋒魔幻的形式來書寫高校“青椒”的內外交困——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切換意味著“我”的主體性的獲得或喪失，而內心兩個“我”的裂變與對話，與其說是面對現實壓力的應激反應，不如說是一種心理保護機制的應運而生。穆薩的《去海邊》是一個人因為冒失、反應過激殺人而讓自己陷入一種激烈復雜的內心沖撞中，對生命也有了完全不同的認識，根底在于極端體驗后的人性回歸與自我救贖。

“所有這些，在我心里，都是死亡和世界的悲傷，/所有這些，因為會死，才活在我的心里。/而我的心略大于整個宇宙。”用佩索阿的詩句來形容文學青年的集體內轉再恰切不過。相比闊大的世界，他們更關心人的內心與自我主體性的維護整理，并在大與小、內與外、個體與時代、自我與他者等多重關系的消長反轉、交互體驗中得到歷練和成長。一邊反常規套路反對被代言，一邊模仿與想象遙遠的未來和未曾經歷的生活。一邊在虛擬與現實中穿行游走，強烈地感受世界變化與人心人性，一邊于日常的疏淡與迷霧中不斷確立鞏固自我的內心世界。而如何將自我的“小宇宙”與置身的時代現實建立起更為緊密深切的鏈接，如何在世界視野與現代技術的加持下切入和接續中國文學的傳統經驗和本土轉化，或許是文學青年需要正視和思考的問題。年輕就是資本，新的文青正在崛起，作為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且與時俱進、數量龐大的一代人，他們見多識廣而精神開放自由，輕裝上陣而又裝備無數，值得被不斷關注并寄予厚望。一如《白馬》中那匹純潔高貴的白馬，象征著文學青年的理想與自我，雖然還將接受無數的虛構與想象、歷練與檢閱，但是馬蹄聲終將到來，小馬也會有長成千里馬的一天踏著夜色緩緩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