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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邠廬抗議》是馮桂芬的政論代表作。“校”即校正。“邠”為商、周時代邑名，因周太王居住在邠，對入侵之狄行寬仁之道而出名，故“邠”成為對外實行寬仁之道的代稱。“校邠廬”三字連用是馮桂芬首創(chuàng)，也是他的住所名。以《校邠廬抗議》為書名表達了馮桂芬對清政府一味妥協(xié)外交政策的批評態(tài)度。書中提出的“中體西用”思想，是洋務運動的理論綱領。

馮桂芬（1809—1874年），晚清政論家，字林一，號景亭，吳縣（今江蘇蘇州）人。19歲中秀才，24歲中舉人，32歲中榜眼，授職翰林院編修，曾師從林則徐，入李鴻章幕府。他一生注重經世致用之學，提出了許多救國救民的改革方案，在思想啟蒙、興學重教、減賦為民等方面頗有建樹。

國家大義、惟善是從的政治主張

清代晚期，鴉片戰(zhàn)爭后外敵環(huán)伺，民族危機愈發(fā)嚴重，“救亡與啟蒙”成了時代主題。身為文人士子，馮桂芬懷揣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用紙筆書寫救亡圖存之路。在林則徐及友人魏源、姚瑩的影響下，馮桂芬開始對西方情況有所關注和了解。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天國運動愈演愈烈，羈寓上海四年租界的生活，使他對西方制度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時的馮桂芬，已經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列強環(huán)伺下中國的危機。他在《籌國用議》中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馮桂芬完成了《校邠廬抗議》。《校邠廬抗議》完成于咸豐十一年（1861年），初稿四十二篇，全書從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闡述了馮桂芬的變革思想，明確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觀點，推動了晚清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戊戌變法時，光緒皇帝曾下令印刷1000部，將其作為百日維新時期鼎新革故的綱領性文件。《清史列傳》卷七十三提到，此書“于經國大計，指陳剴切”。馮桂芬的改革方案可以歸納為“復古法”和“采西學”兩類。他的“復古法”并非一味照搬三代之法，而是選擇性地對古法進行篩選改造，使其適應當代社會問題。他又在林則徐、魏源等人的“采西學”論述上進一步發(fā)展，提出了“鑒諸國”的觀點，倡導平等接受西學中的各個強項。為了更好地推行向西方學習的觀點，他主張“惟善是從”，提出“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無論古今、不管中西，只要能夠富國強兵的方法都可以使用。這反映了他勇于反省本國文化、吸收別國文化的積極心態(tài)。

興學重教、開啟民智的教育主張

要“采西學”“鑒諸國”，就必須要了解、學習西方，而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則是第一步。馮桂芬深受儒家重教思想浸潤，倡導學習西方文字，培養(yǎng)博通西學人才，開啟民智。《校邠廬抗議》中提到，“今欲采西學，宜于廣東、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文童，倍其廩餼，住院肄業(yè)，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他不僅主張興學重教，更是躬身力行。同治元年（1862年），他以幕僚身份向李鴻章提交《上海設立同文館議》，建議招收14歲以下兒童入學，研讀外國語言及自然科學，以“求博通西學之才，儲以濟變”。上海同文館最初擬名“上海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其后正式定名為“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同文館”，簡稱“上海同文館”，由馮桂芬負責總體規(guī)劃建設，擬定《章程》十二條，規(guī)定了辦學宗旨、教學方針和教學方法等內容。在晚清中國三所官辦外語學校（京師同文館、上海同文館、廣州同文館）中，無論是從外語程度還是從造就外交人才來看，均以上海同文館成效最大。這些成就的取得與馮桂芬奠定的良好開端有很大關系。對此，李鴻章上奏稱：馮桂芬“謀設上海廣方言館，務求博通西學，卓識宏議，足裨軍國而重久遠”。

四方奔走、減賦為民的主張

《校邠廬抗議》主張改革漕運、減稅均賦，開墾西北、興修水利。這一主張的提出和他的家庭教育、生活環(huán)境息息相關。江南自古賦稅繁重，蘇州、松江、太倉三地賦稅最重。民國《吳縣志》記載，“畝稅幾二斗，較他省多至一二十倍，較同省之鎮(zhèn)江等府多四五倍、毗連之常州府多三倍。自道光以來，歷年緩征分數蘇屬全漕一百六十萬（石）”。對于因賦稅過重而給蘇州百姓帶來的苦難，他深有感受，因此，為家鄉(xiāng)人民奔走呼吁減賦成了他的“平生大愿”。咸豐三年（1853年），守制在籍的馮桂芬多次致書時任江蘇巡撫許乃釗，提出“均賦”主張，倡導紳民一律，防止行賄通融，杜絕紳衿積欠。咸豐十年（1860年），馮桂芬以減賦事上書曾國藩，得到首肯，代曾國藩、李鴻章起草了《請減蘇松太浮糧疏》，陳述了蘇松太重賦的前因后果，強調了減賦的重要性、必要性。最終，蘇、松、太三地減賦稅近三分之一，常、鎮(zhèn)減賦近十分之一。減賦的促成，使兵燹之后的江南百姓得到了休養(yǎng)生息。李鴻章評價：“此數端于朝廷為大政事，于江蘇為大利害”。江南人沒有忘記馮桂芬在減賦方面的功德。光緒十年（1884年），蘇州人陶煦在《租覈》一書中寫道：“吳馮氏桂芬所撰《顯志堂集》，其均賦諸篇，暨潘黻庭壽序，有慨乎其言之，蓋欲取當時大小戶不均之賦而使均。誠厚民之盛心也，乃世顧不道其均賦之善而獨以減賦事嘖嘖不去口何哉？馮氏之擬疏減賦也，反復較計，情詞懇惻，得以乞朝廷汪濊之恩，三分減一，皆疏之功也。”

馮桂芬先后教于惜陰、敬業(yè)、紫陽、正誼等多家書院，形成了校邠學派，致力于研究經世致用之學，培養(yǎng)出來的弟子吳大澂、王頌蔚、葉昌熾等在文學、訓詁學方面卓有成效。同治八年（1869年），受蘇州知府李銘皖延聘，馮桂芬在家開設修志局，纂修《蘇州府志》，擔任總纂。同治十三年（1874年），馮桂芬因病逝世，享年66歲。李鴻章為其撰寫的墓志銘這樣總結了他的一生：“均賦治河，運籌決勝，條變畫奇。舒古琳今，齡謀晦斷，一身兼之。不榮于祿，而富于書，浩博無涯。我銘藏幽，君書在世，其傳奚疑？”而馮桂芬“惟善是從”“開啟民智”“減賦為民”的諸多理念，也完整呈現(xiàn)在他的政論代表作《校邠廬抗議》中，以饗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