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讀周運《知堂藏書聚散考》，想起書架上也有一冊苦雨齋舊藏，乃《青照堂叢書》三編之一種《譚誤》。這是十多年前江慎兄推薦從孔夫子舊書網買的，正文首頁鈐有朱文“苦雨齋藏書印”。大概還有前買家退訂后再為我所得的插曲，現在想來頗感幸運。

《青照堂叢書》是清陜西朝邑人劉學寵、李元春于道光年間輯刻，總有八十多種。《譚誤》系明代馬敦若讀書筆記，共四卷。李元春閱之喜曰：“是可以教小學矣。”但我沒有找到周作人購買此書的記錄，也沒有尋到周作人有關閱讀此書的文章。倒是《野草的俗名》一文提到《青照堂叢書》中的《毛詩陸疏廣要》，并引用了李元春的批注。

《譚誤》何時散出？最令人產生聯想的線索是鄭炳純的回憶。鄭炳純是中國書店的老店員，他在《周作人與書》一文回憶：1959年，東安市場舊書店曾派人收來周作人藏書三十五種，他做了記錄，計有《小爾雅》一冊、抄本《家語正訛》三冊、《史記》二十冊、抄本《酌中志》四冊、《出蜀記》一冊、《臺灣鄭氏始末》一冊、《虎口日記》一冊、《二十一史識余》二十冊、《顏氏家訓》二冊、《群書斠識》三冊、《潁上風物記》二冊、抄本《大瓢偶筆》四冊、《青照堂叢書》四冊、《東坡事類》十冊、《霞外攟屑》十二冊……《譚誤》極有可能在這四冊《青照堂叢書》之中。

鄭炳純記錄的周作人藏書書單，在周運《知堂藏書聚散考》文中未見提及。周文主要考察了國家圖書館藏周作人外文書舊藏，至于周作人線裝書舊藏，僅從《國家圖書館古籍藏書印選編》等處羅列出四十多種。他說，調查國圖古籍閱覽室收藏的周作人線裝書舊藏，“這個工作量很大，只有留諸日后了”。

其實，除了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披露館藏周作人舊藏線裝書三十來種外，陳文輝十年前也做過類似的工作，編有《周作人早期所讀傳統典籍書目簡編（1890-1906）》，共三百七十多種，附錄于博士論文《傳統文化的影響與周作人的道路》。

陳文輝是書《緒論》有言：“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非常關注作家個人藏書的研究。與周作人研究關系密切的魯迅藏書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出版了《魯迅藏書研究》《世紀之交的文化選擇——魯迅藏書研究》和《魯迅古籍藏書漫談》等書，試圖‘尋找出魯迅的人生觀所受到的影響’，‘從而使讀者通過另一個側面來探求傳統典籍對魯迅思想形成的影響’。周作人藏書問題雖一直受研究者關注，相應的研究卻不多。舒蕪曾設想，在周作人作品索引的基礎上，‘編一部周作人平生引用過評論過（以及提到過涉及過）的書目提要，必定是一部分量不小的書，有益于讀者的書’。周作人本人也曾有過整理自己藏書的計劃，其《桑下叢談小引》說：‘偶見越人著作，隨時買得一二，亦未能恣意收羅，但以山陰會稽兩邑為限，得清朝人所著書才三百五十部，欲編書目提要，尚未成功。’近年有人對周作人自編文集做過初步統計，總計涉及書籍總量為2260種，其中古書1351種，外國書籍909種。2009年，《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同時發行了全集‘索引’。這些都還只是初步的資料整理，而且并不全面，如周作人日記所載的閱讀書目還沒有涉及。”我在中華書局工作時，曾向陳文輝約稿，希望他將《周作人早期所讀傳統典籍書目簡編（1890-1906）》擴充成一本書，可惜選題未能通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盡管周運《知堂藏書聚散考》極盡“動手動腳”之能，用舊時新聞報道還原了周作人書房、藏書、流散前后的情形，并以周作人文章和日記為餌，勾勒出國家圖書館現存周作人外文藏書面目，堪稱周作人別傳。但周作人所讀所藏包羅古今，腳踏中西，尤其他對中華傳統典籍的“文抄公”亦為經典。缺失周作人中文舊藏面目，難以實現袁一丹所謂“文本內證與實物搜討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終究是個遺憾。

目前，這項工作僅僅是開始。周運文中說他找到的周作人外文藏書不過其全部外文藏書的六分之一，而陳文輝所列也只是周作人早期不到二十年的購閱書目。拼湊一張周作人的閱讀地圖還在路上。

（作者為溫州大學人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