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素以文脈深厚著稱，其中尤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最。除了我們熟悉的錢鐘書、曹禺、李健吾、林庚、孫大雨，清華園的左翼文學活動也相當活躍。由趙德尊、王瑤、趙儷生、馮契等人組成的清華文學會，即為其中的典型代表。

《清華周刊》第45卷第1期封面

清華文學會社刊《新地》創(chuàng)刊號

趙德尊發(fā)表在《清華周刊向?qū)Ｌ枴飞系那迦A文學會介紹

一個以救亡為使命的革命文學社團

清華文學會是知識青年向往革命的產(chǎn)物，成立于1936年5月，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左聯(lián)”清華園小組。

趙德尊在1936年撰寫的《清華文學會》中提到，該會的成立是因為“在這革命的前夜，時代暴風的吹動，和現(xiàn)實的丑惡的獰視之下，所有過去閉目冥想清華的愛好文學的同學們，都清醒過來了”，他們放棄了過去“個人自我謳歌和冥想”的態(tài)度、“想配合時代，做一點點的事”“盡一點點的力”（《清華周刊向?qū)Ｌ枴罚?936年6月27日）。由于當時“左聯(lián)”屬秘密組織，所以后來又組織“國防文藝社”作為公開活動的社團。1936年初，北平左聯(lián)因響應黨的文藝界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而解散，國防文藝社也隨之擴大改組為“清華文學會”。

清華文學會主要成員有趙德尊、王瑤、鄭庭祥、魏東明、趙儷生、陳落、馮寶麟、邵森棣、李秉忱、蔣振東、張卓華、趙繼昌、鄭季翹、王遜等人。趙德尊系九·一八事變后流亡北平的東北知識青年，其1933年秋考入清華大學外語系，也是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和一二·九運動的重要領(lǐng)導人。盧溝橋事變后他先受組織派遣開辟太行山根據(jù)地，繼而奔赴延安。王瑤，字昭琛，筆名古頓、狄恩、浦溶等，1933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因擅長理論文章而享有“小胡風”之稱。盧溝橋事變后王瑤困居家鄉(xiāng)平遙多日，后赴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復學，成為一名杰出的學者。雖然其后來主要作為中古文學研究和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開創(chuàng)者而名世，但奠定其精神底色的，是青年時期的左翼文學運動。馮寶麟，即后來成為哲學家的馮契，在當時是筆名“提曼”的詩人、散文和小說作家。此外還有趙儷生、王遜等人，后來分別成為著名的歷史學家和美術(shù)理論家，當年他們都是活躍的革命文學作者與翻譯家。

上述成員之外，楊述、韋君宜、孫蘭、王作民等清華大學社聯(lián)成員，也與清華文學會存在密切的關(guān)系。對于當時的革命青年來說，投身側(cè)重馬列理論學習的“社聯(lián)”還是更側(cè)重文藝創(chuàng)作的“左聯(lián)”，并沒有必然的分野。多年之后，韋君宜回憶這段生活：“救亡運動已開始在醞釀，學校里進步組織團體召開的會議熱氣騰騰……（我）于是便一下子卷進了救亡運動的怒潮……革命代替讀書成為主要生涯。那時候開會、接頭、寫宣傳品、組織群眾活動，還要躲避警探的追捕，忙得經(jīng)常曠課……因為當時我正熱戀著革命，熱戀著我的祖國。”（《我的文學道路》）。

《清華周刊》與“兩個口號”論爭

由于多名清華文學會成員先后擔任《清華周刊》編輯，1935到1937年間的《清華周刊》成為左翼文藝的重要陣地。

《清華周刊》第44任、45任總編輯分別由清華文學會成員趙繼昌、王瑤擔任，其編輯團隊也多由該會成員組成（如44卷的文藝門編輯李秉忱、蔣振東、張卓華，哲學門編輯馮寶麟、鄭庭祥，副刊編輯趙儷生等均為清華文學會成員）。正因如此，當時全國左翼文藝界最為重要的“兩個口號”之爭（即以周揚為代表的“國防文學”與以魯迅為代表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的爭論）也在《清華周刊》留下了清晰的回響。

1936年7月3日，清華文學會舉行題為“非常時期與國防文學”的文藝座談會，這也是北平地區(qū)“兩個口號”論爭中最具分量的討論之一。座談由羅白（趙德尊）主持、昭琛（王瑤）擔任記錄，參加者有王孫（王遜）、魯特（張卓華）、提曼（馮契）、契嘉（鄭契嘉）、落生、魏東明、莫藍、乃天等共11人。討論中，以魏東明和王瑤的觀點最富真知灼見。魏東明旗幟鮮明地支持“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認為“這個名詞更能夠代表了我們所要求的文學的特質(zhì)……大眾文學，就顯然表示著和普羅文學或農(nóng)民文學不同，含著一種大聯(lián)合的意義；民族革命戰(zhàn)爭幾個字也道出客觀現(xiàn)實的特征，表示出了中國的出路，所以確實要比國防文學這一名詞明確一點”；王瑤則認為兩個口號可以并行。他指出當前形勢下的文學主流一方面是“抗敵情緒和解放斗爭的反映”，一方面是“暴露和批判反動勢力以推動大眾覺醒和團結(jié)大眾的武器”，只要文學能夠承載起這雙重使命，叫作“國防文學”或“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沒有本質(zhì)的差異。

座談會三個月之后，王瑤在自任總編輯的《清華周刊》第45卷第1期以“狄恩”為筆名發(fā)表了長篇論文《當前的文藝論爭》。文章系統(tǒng)闡述了對文藝界聯(lián)合、文藝批評的公式主義以及創(chuàng)作自由等問題的意見，并再次重申了對“兩個口號”論爭的看法。他指出“為了文學作品水準的提高和團結(jié)力量的加大，我們可以希望一切的作家們都贊同和實踐后一口號”，但為了適應“統(tǒng)一陣線中各種作家的現(xiàn)實情勢”，也需要“用更廣泛的國防文學來做作家間關(guān)系的標幟”，所以“今后應該努力的是樹立和發(fā)揮兩個口號的不同的相輔作用”而“不必為了正統(tǒng)而爭執(zhí)”。較之三個月之前的座談，《當前的文藝論爭》對于“兩個口號”的不同意義和互補關(guān)系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釋，也為清華園中的“兩個口號”論爭畫上了一個較為圓滿的句號。

《新地》與“發(fā)起一個新的文學運動”

《新地》為清華文學會社刊，創(chuàng)刊于1936年6月10日。雖然其僅出3期即告終刊，但清晰地展露了社員試圖溝通世界文學、“展開一種新的文學運動”的積極努力。

這一點在其創(chuàng)刊號頭條文章《今后中國文學的路向》中闡釋得非常清楚。文章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青年創(chuàng)造世界的豪情指出：“今后文學的路向”即“發(fā)起一個新的文學運動”。“這個新的文學運動”的性質(zhì)是“實踐的而非空談的”“大眾的而非經(jīng)院的”“集體的而非個人的”，其目標是“以民族的解放來促成大眾的解放”“以民族的解放戰(zhàn)爭來消滅帝國主義的侵略戰(zhàn)爭”“以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來推動世界的新文化的建立”。作者以此三個維度提出了將民族文化建設(shè)與世界文化建設(shè)、民族解放與大眾解放、消滅帝國主義融為一體的文化運動觀，顯示了《新地》同人的國際先鋒主義立場。

與《新地》將“民族新文化”與“世界新文化”視為一體的文化建設(shè)觀相適應，《新地》繼承了左聯(lián)刊物與世界左翼文壇同頻共振且熱衷蘇俄文學譯介的傳統(tǒng)。《新地》除開設(shè)專門的“翻譯小說”欄外，“理論”“作家介紹”等欄目也以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及理論為主。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逝世，7月10日出版的《新地》第2期特設(shè)了“紀念高爾基”專欄。該期刊物不僅登載了高爾基手握“筆槍”的插圖和社員寫的“獻辭”，還登載了高爾基的《新人類》《托爾斯泰及其周圍的人們》《小孩兒》等作品，以及《高爾基年譜》《高爾基著作年表》《中譯高爾基著作索引》等資料。此外，《新地》的“翻譯小說”欄目不僅介紹了來自法國、美國、西班牙各國的多篇小說，還刊發(fā)了牛健的《論新詩》（譯自A.斯爾珂夫）、《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底前提》（譯自F.希累爾）、昭琛（王瑤）的《單純，藝術(shù)與民眾》（譯自V.吉爾波丁）、契嘉的《我底創(chuàng)作經(jīng)驗》（N.波格丁）以及陳落的《倍林斯基誕生一百二十五年紀念》《奧斯特羅夫斯基五十年死忌》、曹尚明的《兩個白俄羅斯詩人》等文。

此種熱衷外國文學尤其是蘇俄文藝譯介的傾向，既是清華文學會特定文化理念的產(chǎn)物，同時也與清華大學開放的國際視野及學生較高的外語水平有著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

清華文學會的存在提醒我們，左翼文學運動并未隨著左聯(lián)的解散戛然而止；左翼文學，也不只是上海地區(qū)獨有的文化現(xiàn)象。雖然由于京派文學和上海左翼文學的強大遮蔽效應，以高校學生社團為主要載體的北平左翼文學尚未引起足夠關(guān)注，但隨著北平地區(qū)革命文學傳統(tǒng)的進一步開掘，這些社團將逐漸浮出歷史地表，北京地區(qū)革命文學的脈絡(luò)也將更趨清晰與完整。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北京地區(qū)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