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4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出版了歷史學者李孝悌的《瑣言贅語：明清以來的文化、城市與啟蒙》一書，該著是他在社會文化史代表作，揭示明清以來文化、城市與思想的多個面向，展現隱藏在城市深處和歷史塵埃里的生活真相。全書內容橫跨五百多年的歷史，從明代洪武年開始延續到“五四”白話文運動，涉及城市社會、思想啟蒙與文化等多個議題，亦對近現代文學研究有“借鏡”之功。經出版方授權，我們特遴其中第四章《白下瑣言》（節選）發布，以饗讀者。這一部分通過對《白下瑣言》介紹與研究，巧妙地展示了考據與傳說的交織，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理解地方史編纂的過程和價值。

《瑣言贅語：明清以來的文化、城市與啟蒙》，李孝悌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在明清士大夫撰寫的南京雜憶中，甘熙的《白下瑣言》無疑是繼顧起元的《客座贅語》之后，另外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在表面上，這些作品都是依筆記小說的體裁，一條一條，沒有結構、沒有主題地撮集而成，雜瑣而不成體系。但是，透過地方志編纂者的摘錄、標舉，這些瑣屑、非正式的個人記憶，被納入官方、正式的歷史記載中，成為地方歷史的系譜和大敘事的組成因素。顧起元的《客座贅語》被康熙七年(1668)陳開虞主修的《江寧府志》大量采用，以其程度而言，固然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案例，但就筆記小說與方志記載的關系而言，并非僅此一家實現了突變發展。甘熙的《白下瑣言》就是另外一個例子。

同治年間續纂的《江寧府志》，對金陵敘事的系譜和傳承作了非常清楚的排序：

金陵古帝王州也。……其志名勝，則權輿于唐許嵩(《建康實錄》)、李吉甫(《元和志》亦旁涉古跡)，迨宋張敦頤(《六朝事跡類編》)，……元張鉉(《至大金陵新志》)，明顧璘(《金陵名園記》)、陳沂(《金陵古今圖考》)、顧起元(《建康宮闕都邑圖》《客座贅語》)、盛時泰(《金陵紀勝》)、周暉(《金陵瑣事三編》)、曹學佺(《名勝志》)，諸人益侈且備。

這一連串包含方志與筆記的南京敘事系譜緊接著的，是陳開虞和呂燕昭分別于康熙七年修纂的《江寧府志》和嘉慶十六年(1811)編撰的《新修江寧府志》。很明顯，在同治年間府志修撰者的眼中，顧起元和周暉等人關于南京的雜記作品，和《六朝事跡類編》《景定建康志》《至大金陵新志》及清朝的兩本官修府志，已經不分類別地成為南京千年歷史敘事的一環，而他們自己要做的，則是為這個一脈相承的歷史敘事，做補強更新的工作：

陳、呂二志之所采掇也，事歷八代，閱千數百年，遺文墜緒，變更而湮沒者多矣!茲纂舊聞，繼前軌有所不容己于記者。所以壯山川之靈秀也，作《名跡志》。

甘熙的《白下瑣言》就是在這個與時推移、補強更新的原則下，進入了夾雜著官方敘事和私人雜憶的歷史的殿堂：

高岑《四十景圖》、余賓碩《金陵覽古》，國朝書也，然于嘉道間尚遠，惟王友亮《金陵雜詠》、陳文述《秣陵集》、周寶偀《金陵覽勝考》、金鰲《待征錄》、甘熙《白下瑣言》、李鰲《金陵名勝詩鈔》，皆以其時之人話當時。

從下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甘熙寫《白下瑣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將來的方志編纂者提供可信的數據；而在寫作過程中，顧起元的《客座贅語》是重要的參照點和對話對象。在甘熙過世后不久，同治版府志的編纂者，就將他和顧起元及其他二十位作者，共同納入建構南京歷史論述的眾神殿中，這無疑是最大的身后哀榮。甘熙的《白下瑣言》雖然無法像《客座贅語》那樣，在府縣志的層級占據許多篇幅，但仍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同治十三年(1874)刊刻的《上江兩縣志》，在列女、忠義、貞烈、名宦、鄉賢諸卷外，于卷二十三單獨列一卷《忠義孝悌錄》，我懷疑是因為受到甘熙的啟發。傳統的官方史書中，雖然有孝義傳，但并無以“忠義孝悌”命名者，袁枚刊修的《江寧新志》也只用了“孝悌傳”之名。而甘熙在道光二十年(1840)，有感于“忠義、孝悌散見群籍，未有裒集之者”，因而參考史傳、志乘的記載，編成《金陵忠義孝悌祠傳贊》一書并刊行。

我懷疑同治《上江兩縣志》使用“忠義孝悌”這個特殊的詞語并以其為主線另立專卷的另一個原因，和這套方志的編者有關。在八個方志分修者中，江寧試用訓導甘元煥是甘熙的堂弟，在甘家藏書樓毀于太平天國之亂后，一直試圖重建。另一位江寧廩生陳作霖則顯然對甘熙的著作了如指掌。由陳作霖自己編著的一系列金陵鄉土志中，我們又可以看出甘熙的《白下瑣言》已經超越了《客座贅語》，或者至少和《客座贅語》并列，成為晚清鄉土記憶最主要的源頭。

根據陳作霖自己的說法，他“隸籍建康，留心文獻，兩襄志局”，在修纂方志外，又編纂了《金陵通紀》《金陵通傳》兩套卷帙浩繁的大論述。而在此之外，他又進一步寫了一套瑣細的鄉土小志。在這些關于河流、橋梁、里巷、街道、物產等細部的鄉土記事中，陳作霖大量地援引了《白下瑣言》的記載。1917年，陳作霖的兒子陳稻孫秉持父親寫作《金陵瑣志》的精神，出版了《續金陵瑣志二種》。有趣的是，不論是友人為《金陵瑣志》寫的序言，還是陳稻孫自己寫的《凡例》，都賦予《白下瑣言》更高的地位：

此則《板橋雜記》系興替于簡端，《白下瑣言》陶哀樂于弦外者矣!

是志所采，專以府縣志為主，導源于《建康實錄》《景定建康志》《金陵瑣事》《六朝事跡編類》《白下瑣言》諸書，而輔以《板橋雜記》《客座贅語》及家君《金陵通紀》《通傳》。

這兩則引文顯示，到19、20世紀之交，余懷《板橋雜記》和顧起元《客座贅語》問世兩三百年后，對于晚明南京的描述和追憶，仍然在發揮影響。在19世紀中葉問世的《白下瑣言》，由于時代切近，對當時人的鄉土論述，顯然有更大的形塑作用。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的動亂，固然將南京的歷史發展帶向一個迥然不同的方向，并給南京的城市景觀和許多人的生命歷程帶來巨大的沖擊。但從陳稻孫寫于1917年的凡例中，我們看到一個源于唐代《建康實錄》的歷史記憶，如何跨越朝代的斷裂，綿延千年而不斷，并將官方的帝國都城敘事和方志的傳統，透過贅語、瑣言及鄉土志一類更細部、更地方的私密性敘事類型，向下穿透，構成一個堅實、綿密的記憶之網。

…………

除了是一位忠孝兩全的儒者，甘熙另一個留給親朋故舊和當代南京文獻編纂者的主要印象，是藏書家和方志學家。尹曉華在2007年為《白下瑣言》寫的導讀的第一句話就是:“《白下瑣言》為清代著名學者、方志學家甘熙所著。”這為甘熙的生平志業和《白下瑣言》的命意所在，作了最基本的定位。而這樣一個熱衷于鄉邦文獻的方志學家的形象，不論是在《白下瑣言》的記載，還是在序言、跋文中，都清楚地顯現出來。根據參與《同治上江兩縣志》編纂工作的甘熙族弟甘元煥的說法，甘熙早年家居甘氏大院期間，就熱衷于地方掌故，在和地方士紳名人的交游宴集中，掌握了各種關于地方的細節知識，積累而成《白下瑣言》一書:“先仲兄閎博耆古，專意經世之學。……早歲里居，耽志掌固。生長都會，游止鱗掌，長德巨公，風流彌劭。承平之宴，飫聞緒論。嗜記日多，筆札塵積。《白下瑣言》，此其一也。”

而根據甘熙的姻親、在金陵為諸生十年的方俊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寫的序，可知甘熙從嘉慶中期以來，就利用津逮樓豐富的藏書，開始撰寫《白下瑣言》一書。方俊寫序時，太平天國運動還沒有發生，甘熙和相知的友人已經在期待新的方志編纂者采用《白下瑣言》的記載:“異日賢守令重修志乘，從之考獻，必將有取于是書。”1853年，太平軍占領南京，摧毀了南京的重要城市坐標大報恩寺，地方文獻也被大量摧毀，津逮樓的大量藏書付之灰燼。城市的殘破和典籍的喪失，讓同治年間縣志的編纂者，感到空前的壓力:“惟金陵之被兵也久，殘破甚于他郡。昔之炳乎煥乎其文物者，已凘為冷風，深懼菲材不足振興治術。”“向聞金陵多藏書家，兵燹后典冊灰燼，臺閣簿籍掌故無考。即有好古搜討之士，安能鑿空而冥索乎?”負責分修工作的甘元煥，在《白下瑣言》的跋序中，也說到同樣的窘境:“同治、光緒之交，踵開郡邑志局，搜求遺籍，百不獲一。嘉道前事，茫如墮霧，何況寢遠傳聞異辭。”《白下瑣言》對方志編纂者的重要性，在這種困局下，益發突顯出來。另一位跋文作者，就直接指出甘熙在戰火前從容撰寫的《白下瑣言》，在戰火之后更值得感激:“若夫彝鼎圖書之嗜，賢者或訾為玩物喪志，而不知古人精神所寄，往往質疑訂墜，有不可思議之功用。居今日而言古學，殆有不能已者。金陵自粵匪之亂，朱氏之書已淪劫火，津逮亦僅有存者。先生獨能于喪亂之先，從容纂述，俾后人受而守之，由今以思，抑豈非盛幸耶?”

甘熙對金陵掌故、文獻的興趣，除了源自和顧起元一樣的博學多聞和鄉土之情，和津逮樓的豐富藏書顯然也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甘熙和顧起元一樣，充滿了對南京歷史傳承的感情，除了借著自己“往來無白丁”的家世淵源，從和地方耆舊、文人的交往、宴飲中，記取各種地方傳聞、敘事，更善加利用津逮樓和朱緒曾等人的藏書，讓自己的瑣屑之談，處處顯露出乾嘉考據之學的影子。前面曾提到顧起元在搜求地方文獻時，對“金陵古稱都輦，乃自國朝以上，紀載何寥寥”所發的感慨。但不論是“訛闕過半”的《金陵新志》，還是“不知存亡”的《景定建康志》，都被安穩地放置在津逮樓的一角:“前賢著述有關乎是邦考證者，近多失傳。家大人留心掌故，凡此類之書，搜訪尤殷。”這些近多失傳，而被甘福刻意搜訪得來的南京地方文獻，從唐代許嵩的《建康實錄》、宋張敦頤的《六朝事跡類編》，到朱之蕃的《金陵圖詠》、顧起元的《客座贅語》、周暉的《金陵瑣事》，近四十種，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顧起元特別提到的《金陵新志》和《景定建康志》。

除了自己家中收藏的豐富文獻，甘熙寫作過程中也借用了同鄉名人朱緒曾開有益書齋中的珍藏秘笈，互相考訂，并和朱緒曾及另一位有相同志趣的地方文人金鰲一起討論，“證析異同”。從同治版的《江寧府志》將金、朱、甘三人的傳記前后并列這一個安排，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個士大夫的地方網絡在傳述地方歷史上所占有的突出位置。這一小群對傳述地方歷史抱有殷切期待的文人士大夫，通過各自的家藏圖書、文獻搜集考訂和相互討論交流，為即將來臨的府縣志重修工作，奠定下扎實的基礎。從這個脈絡來看，不論是“待征”“詩匯”還是“贅語”“瑣言”，都有了更嚴肅的時代意義。

就是這種為重修地方正史做準備的使命，讓《白下瑣言》這本原本應被劃入筆記小說之類的作品，充滿了乾嘉考據成果一般的氣味。甘熙像考釋經典一樣，對地方文物、里巷、人物、地理位置，作了看似瑣屑的考證修訂。隨手可得的津逮樓藏書，也讓他的考證工作，更多了一份學問家的氣息。

大山寺在牛首山西，見《江寧縣志》。……凡牛首以西諸水，悉由此出，形家所謂水口羅星也。其上有古寺，俗呼曰“太岡寺”，有香楠樹一株，大數圍。……《縣志》又載：“團林庵在鳳臺門外小丹陽地，元順帝三年建。”今其庵尚存，然小丹陽距聚寶門九十余里，安可以“鳳臺門外”四字概之耶?故修志非土著人而留心掌故者，斷不可以從事。

這條記載有幾個可以注意的地方：一、方志對地方建置古跡記載得很詳細，一廟、一庵都盡可能地標列；二、這些地方建置古跡值得記載，是因為其歷史常常可以上溯數百年；三、甘熙對山川地脈、堪輿之學的興趣，在這條記載中已可一窺端倪；四、甘家故居剛好位于城南聚寶門外的小丹陽。外地來的士紳官員筆下大致如此的記敘，在一個留心考據的在地者眼中，是不能容忍的粗疏，所以甘熙在下筆時，往往用相當強烈的字眼，指責這些外地來的方志編纂者。下面幾個例子，都顯示了甘熙對這些外來方志編纂者率爾操觚的不滿：

又，《府志》及《上元縣志》所載鄉賢，有大學士蔣廷錫。蔣公常熟人，雍正六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卒謚文肅。不知修志時何以錯誤至此。

杏花村，在城西南鳳游寺之右。《府志》謂：“信府河，鳳凰臺一帶即是。”殊無分曉。信府河乃今長樂渡，有湯信國公祠，一東一西相去懸絕，何與鳳臺牽?混言之耶!然則修志者，必細心參考，不可率爾操觚也。

鳳游寺因鳳凰臺而建，位于城西南，是晉時瓦官寺的所在，因為詩人李白的名句“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而廣為后世人所知，是南京著名的古跡和旅游地。方志作者不分東西，混雜而談，難怪引起甘熙的怒火。

秦鉅、秦浚墓在處真鄉移忠寺側，見《建康志》。按今木牛亭為處真鄉，檜墓在其地，予已詳考之。鉅字子野，檜之曾孫也。嘉定間，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城之協力捍御，城破巷戰，死傷略盡。歸署自焚死，二子浚、瀈從焉，后封義烈侯，見《宋史·本傳》。蓋死于蘄州，歸葬于此也。浚為鉅子，而袁枚所修《縣志》誤以為弟，則謬甚。

秦檜作為奸臣的代表，同樣引起地方學者的側目，顧起元和甘熙都曾對其墓地所在，有所考證。秦鉅雖然是秦檜的后人，但父子三人為國殉節，滿門忠烈，在重視忠義孝悌的甘熙眼中，其生平事跡自然不能隨筆帶過，縣志的錯誤因此顯得特別刺眼。

基于同樣的忠奸之辨，甘熙用了相當的篇幅，對南京貢院土神紀綱的身家來歷，作了詳細的考辨：

貢院創于明永樂間，乃籍沒錦衣衛同知紀綱宅。……明德堂有《應天府尹王弼碑》可據。紀綱事詳《明史·佞臣傳》及王鳳洲《錦衣衛志》、陸粲《庚巳編》。而新修《府志》以綱為元集慶路行省丞相，與御史大夫茀壽偕死，葬于明遠樓下，靈爽赫濯，為貢院土神。非特時代訛舛，抑且忠佞倒置，蓋沿《金陵聞見錄》之誤，而不考碑紀使然也。朱述之緒曾作七古辨之云：……弇州山人撰《四部叢書》，特筆羅其詳：“……府尹王弼撰碑記，始末備載何煌煌。邇來志乘不稽古，訛為丞相殉戎行。御史行臺最忠烈，肯與此輩相頡頏。《元史》無征《明史》著，況復碑文儼在堂。忠佞倒置非細事，烏可清濁淆滄浪。”

語氣一轉，甘熙又進一步指出，方志的錯誤，如何影響到后來寫作鄉土紀聞之類小敘事的作者：“錢塘陳退庵先生文述，刻有《秣陵集》八卷，皆題詠古跡，詩詞瑰麗。然其中事實訛誤，考證頗疏，如謂吳魯肅墓在上新河，乃沿王葑亭《金陵圖詠》之誤；以覆舟山為太平門外，……杏花村在城南信府河，乃沿呂太守新修《府志》之誤。……可見古跡一門，土著人非經考訂，猶失其真，況異鄉人乎?甚矣!修志乘者之宜慎選也!”

甘熙在此處，以博雅的乾嘉考據學的精神，一一指出方志記載失誤的根由所在。事實上，這些倒置忠奸的根本性錯誤，只要稍微留心史書或文獻記載，就不該發生。晚明知名的文人學者王世貞已經將來龍去脈交代得非常清楚，但呂燕昭監修的嘉慶《新修江寧府志》仍然以訛傳訛，而必須靠朱緒曾和甘熙這樣關心和熟悉地方文獻、掌故的人再一次鄭重地提醒。甘熙對方志在這些事關忠奸的大節上所犯的錯誤，指摘嚴厲，在口氣上和梁啟超在《桃花扇注》中，對在重大史實、人物及忠奸問題上的錯誤的批評，如出一轍。這些批評，無疑讓我們對方志作為一種地方官方歷史的性質及其知識建構的方式、來源，有了一個重新省思的比較、參考點。《桃花扇》是文學、戲劇創作，大概很少人會用正史記載的標準來衡量其歷史敘事的正確性，但梁啟超因為擔心劇作在形塑歷史知識、歷史記憶上的影響力遠超過“正確”的歷史記載，而對《桃花扇》的敘事嚴肅以對。

反過來看，因為方志披上了歷史的外衣，被視為地方歷史敘事中最正式，也最具權威的知識體系，我們往往忽略了方志編纂者在搜集資料、編纂史實的過程中的任意性及不可靠性。甘熙一再反復陳述的外行人和異鄉人修志的結構性和制度性缺失，正是前述問題的一個主要來源。道聽途說的傳聞經過輾轉謄抄，雖然被納入方志的知識體系中，仿佛具備了史實的框架，但這種敘事與劇作家的想象及筆記小說家瑣細、非正式的敘事之間的差異，確實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具體而言，如果我們將南京府縣志中大量征引顧起元、周暉及甘熙的筆記小說中的記載這個事實考慮在內，勢必會對形塑歷史記憶和地方知識的過程，有更深入的體認。有趣的是，甘熙雖然用著乾嘉考據學者的口吻，批評方志編纂者筆下的謬誤不實，念茲在茲地以為重修方志做準備的心情，撰寫《白下瑣言》，并果真如愿達成這個使命。但在同時，甘熙也用一種言之鑿鑿、真實有據的口吻，傳述各種《聊齋志異》式的鬼魅故事，甘熙的南京記事因此像他既期許又批評的方志一樣，在一個看似堅實的城市歷史之中，編織了各種奇幻虛渺的傳奇。里巷、院落、衙署和宅邸的暗處，既深埋著悠遠的典籍文學，也隨時有不可測度的幽靈倏忽而至，它們一一被網羅進甘熙的城南舊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