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統照是現代著名作家，生前有三十余部作品印行。他同時還是知名出版人，21歲時創辦《曙光》雜志，后曾任中國大學出版部主任、《文學》月刊主編、開明書店編輯等。他善于發現和扶持新人，曾出資、出力幫助過臧克家的《烙印》、吳伯簫的《羽書》、諸城小學生的《山東民間故事》等三部處女作出版。

1933年7月，28歲的臧克家自費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烙印》，由聞一多作序，王統照擔任刊行人。說是自費，但當時還是國立山東大學學生的臧克家并沒有出錢，而是由王統照、聞一多以及另一位朋友王笑房各贊助20元，印刷了400本。臧克家當時是個文學青年，但《烙印》前有王統照、聞一多出錢出“名”支持，印行后，茅盾、老舍等作家又紛紛撰文評論，很快引起各界關注。次年3月，由上海的生活書店正式出版。

王統照愿意出資出力刊印，是因為他與臧克家深厚的感情以及對這位青年的勤奮與天賦的認可。王統照與臧克家有同鄉之誼，都是山東諸城人；再者，臧克家的妻子王慧蘭，和王統照是同族叔侄女，臧克家的父親還曾與王統照同在濟南求學，可謂世交；最重要的是，兩人師生情誼濃厚。

王統照雖然只比臧克家大8歲，但1924年就已是大學教授，而臧克家直到1930年才進入大學學習；在文學上，王統照也成名較早，當時已出版包括詩集在內的多部作品，從這兩個意義上，都可稱臧克家的老師。而他也的確擔當起了臧克家的詩歌領路人的角色，王統照1936年在為臧克家另一部詩集所作的序中說，臧克家初學寫詩時，便經常請他指點。青年對詩歌的執著打動了王統照，所以，在《烙印》第一版找不到書店出版時，他毫不猶疑地擔任了出版人。

《烙印》后來多次再版，成為臧克家的代表作之一。

散文家吳伯簫比王統照小9歲，1932年前后，兩人同在青島，因對文學的喜愛而相識。同臧克家一樣，他也把王統照視為自己的文學導師，在他眼里，王統照“厚道，謙虛，平易近人，使人一見如故。”在王統照的書齋里，他曾以“初讀者興奮的心情”，一口氣讀完了剛寫好的《山雨》。1935年夏，兩人還與當時在青島的作家老舍、洪深、臧克家等共同創辦了《避暑錄話》周刊，結下了較深的文學情緣。

1926年起，吳伯簫就開始在《京報》《世界日報》上發表散文，將自己的作品結集出版一直是他心心念念的事情。1931年，他曾將多年所寫散文合編為《街頭夜》，與北京一家書店簽訂了印行合約，但后來因九一八事變等原因，未能如愿。大約在1935年，吳伯簫又剪貼了一個已發表的作品集，命名為《羽書》，請王統照找機會幫他出版。

之所以托付給王統照，除了他是可信賴的師長外，還因為王統照是上海出版界的圈內人。作為編輯和作者，他與開明書店、生活書店、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多家出版公司都有合作。即便有這些便利，出版一部年輕作者的書仍非易事。后來抗戰全面爆發，時任山東省立萊陽簡易鄉村師范學校校長的吳伯簫，奉命向后方撤離，后輾轉來到了延安，王統照也舉家搬往上海。兩人天各一方，吳伯簫慢慢將出版《羽書》的事淡忘了。

王統照卻沒有忘記這份囑托。搬離青島時，他把大批珍藏的圖書留在了舊居，但《羽書》的剪貼本卻始終帶在身邊。在上海，他想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正在主編《文學叢刊》，已經出了6輯。這套叢書的“作者并非金字招牌的名家”，以推介文壇新人為己任（叢書全部160冊中，新人的處女集有36部，曹禺、李健吾、何其芳等都是通過這個舞臺嶄露頭角的），吳伯簫的《羽書》如能通過《文學叢刊》出版，再合適不過了。

于是，王統照將保存多年的剪貼本鄭重交到了巴金手上，后者將其編入《文學叢刊》第七輯中。1941年5月，《羽書》在上海出版了，共收入散文18篇。王統照為這本書作序，回憶了在青島的交往以及出版經過，最后用深情的筆調“向未來先付下約書”：經歷了苦難的同胞，必將“有更明朗，更欣慰，更可以把杯痛飲，從容寫文的‘未來’在！”

身處延安的吳伯簫事先并不知情，他后來回憶說：“1941年夏天，我從楊家嶺北溝走下山來，在中央所在地楊家嶺谷口，要從那里走向延河的徒涉渡頭，有人告訴我：’你的一本書出版了。’”這本書就是吳伯簫的處女作《羽書》，后來成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1935年春，王統照游歷歐洲歸國后，回到闊別已久的諸城家鄉小住。一天清早，他的侄子、王氏私立小學校長王志堅抱了一摞作文本來找他，說道：“我與各位先生們......教高年級生搜集地方上的故事、俗語、歌謠、謎語，詳記出來。既可以保存，又便于作他們寫國語的練習。”原來為了提高孩子們作文的興趣，學校組織五、六年級的學生整理、記錄膠東諸城、安丘、高密幾縣的民間故事，這摞作文本就是學生們的成果。

王統照很感興趣，他坐在老屋的窗下翻看起來，語言雖然質樸，但這些古老而熟悉的故事，很能勾起他的回憶。那些富有人情味的鬼怪，仿佛將他拉回到30多年前的童年，直到有人喊吃飯，他才從作文本中不舍地抬起頭來。

憑著出版人的敏感，王統照認為很有必要將這些故事刊印出來：“不止是可作鄉土的教材，也可做民間文藝的探討。”返回青島時，他把這些作文本放入了行囊。

1936年，陳伯吹擔任上海兒童書局編輯部主任，王統照也在上海任《文學》雜志主編，在一次會面中，王統照向他提起了這本書。陳伯吹也認為值得出版，作為“山東各市縣小學的國語科補充讀物”。于是自己加了一個簡短的“我的意見”，連同王統照的序言，于1937年8月在兒童書局出版，共選入小學生所寫故事28篇。

對于這些小學生來說，《山東民間故事》無疑是他們的處女作，他們的鄉長輩王統照，憑借一顆熱情的心，讓他們在文壇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