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87年前，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盧溝橋擴大了侵略戰爭。那一事件給北平普通民眾留下了什么記憶呢？

“五月二十九日（為舊歷日期，公歷7月7日），那天正交小暑節，天氣已是熱得很。后半夜，日本軍閥在北平廣安門外盧溝橋地方，發動了大規模的戰事。”“第二天，是陰歷六月初一日，早晨見報，方知日軍蓄意挑釁，事態有擴大可能。果然聽到西邊‘嘭、嘭、嘭’的好幾回巨大的聲音，乃是日軍轟炸了西苑。接著南苑又炸了，情勢十分緊張。”“有一夜，廣安門那邊，又有‘啪、啪、啪’的機槍聲，鬧了大半宿。”“六月二十一日（公歷7月28日），北平天津相繼都淪陷了。”“這從來沒曾遇到過的事情，一旦身臨其境，使我膽戰心驚，坐立不寧。怕的是：淪陷之后，不知要經受怎樣的折磨，國土也不知哪天才能光復，那時所受的刺激，簡直是無法形容。”

這是齊白石老人的回憶（見北京出版社2024年重編新印《白石老人自述》）。1937年他73歲（虛歲75歲），住在離北平城中心區域故宮稍西的跨車胡同宅院里。他的記述夠細微，心理活動很真切。

我們承平日久，過去的許多年月，不能忘。

正因為不忘北平淪陷這段歷史，我翻找出《知寒軒譚薈》。

淡藍綠色的封面，左上部淺黃簽條書“知寒軒譚薈”五個字(分“上冊”與“下冊”)，光照年久，已顯灰黃。正文共四卷210個筒子頁，書有5厘米厚，鎖線裝訂，全書約20萬字。一般來說，用鐵筆刻蠟紙成版然后油墨印刷，通常可印百八十套——也就是說，這部書經歷這許多年的風淘雨洗，能找到一部已很不容易了！

這書是在2012年的一次拍賣會上，我用不菲的價錢買下的，可以推想是一個老式家庭的后人送拍的：反正舊書擱家里也沒用了，索性處理掉算了。

“七七事變”后，北平陷入敵手，黑夜降臨，寒凝大地，留守北平的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當然“知”這“寒”已嚴酷逼來。“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崚嶒不屈的志士仁人堅守其內心的高潔，冒得這嚴寒，耐得住困苦，懷擁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這塊摯愛的熱土，研究不休，著述不止，以永不屈服的精神頑韌向前。《知寒軒譚薈》這部書，就是誕生于那個“萬家墨面沒蒿萊”的年月，大略是從1943年秋季動手，主要寫作時間在1944年、1945年這兩年中。

這部書的主編是郭則沄（書上署“龍顧山人”），他和他身邊一眾文人朋友集體寫成此書，共計十五位。全書總計285篇（題）文章，按寫作數量的排序為郭則沄（76篇）、傅增湘（署“藏園”，45篇）、陳宗蕃（署“莼衷”，35篇）、黃公渚（署“霜腴”，26篇）、許鐘璐（署“辛盦”，盦音ān，22篇），接著還有李響泉、夏仁虎、恩詠春、傅娟凈、黃賓虹、陶鮚廠、柯燕舲、姜韡齋、楊蓼庵、黃君坦十位先生（各位的署號及寫作篇數從略），熟悉文史的讀者會發現，這里是名家涌現，星光閃爍。我們在這里簡要介紹幾位：

郭則沄（1882—1947），在徐世昌任總統時擔任國務院秘書長，1922年40歲時辭掉官職，廣交文友，組織詩社雅集，著述豐贍，詩詞歌賦、寫字繪畫俱擅，東四二條曾有他的“蟄園”，景山后街曾有他的“匏廬”。1937年他在北海團城組建“北京古學院”，借用城上北側呈弧形的“敬躋堂”研討學術，出版圖書。1942年偽“華北教育總督辦”周作人敦請郭則沄出任偽職，郭在《國學叢刊》鄭重其事發表《致周啟明（作人）卻聘書》，稱自己是“韜庸養拙，久與世而相遺”，公開地拒絕上船合流。《知寒軒譚薈》即是他在團城組織文友們雅集后各寫文章薈成的寫作工程。

傅增湘（1872—1949），1917年曾任教育總長，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近代著名版本目錄學家，他取蘇軾“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句意，命名其位于西四北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5條）的宅子為“藏園”，藏書二十余萬卷。西晉陸機的《平復帖》行將被日商攜走之危際，傅增湘幫助張伯駒買下這件國寶。徐悲鴻曾深情地畫過資助他赴法國學畫的傅增湘，題《藏園校書圖》。

陳宗蕃（1877—1953），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在郵傳部任職，1911年后干過國務院參事，1923年買下地安門內大街西側米糧庫胡同路北那住過無數碩儒高官的大院，名之為“淑園”，這“淑園”往南走不遠就是郭則沄的“匏廬”。淑園東墻一段黃瓦紅墻是皇城內舊筑，1927年內務府欲拆除，陳氏個人出資將舊墻買下，至今傳為美談。陳宗蕃留下一部名著《燕都叢考》（分一、二、三編，于1930年代初出版），是研究北京歷史文化之必讀書。新中國成立以后陳宗蕃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夏仁虎（1874—1963），清末曾在郵傳部、農工商部任職，民國初年在國務院、財政部任職，后來到北京大學任教授。宣武門外東側，著名的香爐營頭條至5條的南邊，元代修宏大的永光寺，至清毀棄，夏仁虎在此廢址上建起了六個大院的宅子。夏老人有七個兒子：承樑、承棟、承柱、承欞、承楹、承楣。1938年夏仁虎參加了“北平市志”的纂修項目，多位大家撰寫的厚厚積稿，一直由他保存；新中國成立后他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不久后他把這批積稿捐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8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15厚冊規模的《北京市志稿》。

上面簡要地介紹了《知寒軒譚薈》十五位作者中的四位，實際上他們的每一位均大有可述，倘拉出個“知寒軒作者列傳”，那可以是厚重的一部書。

嘗鼎一臠

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親口嘗一嘗，“隔山買老牛”畢竟使人感覺虛浮。對這本《知寒軒譚薈》已說了這許多，它到底是個啥子滋味呢？好的，這本書285篇，我們且把北京出版社出的新排印本放在手邊，隨便翻它一下，趕上哪篇算哪篇，請朋友們作“嘗鼎一臠”（一大鍋肉，您不過是搛出一塊來嘗一嘗）。

第161頁，詠春（晚清政治人物恩華，光緒年進士，研究旗人著述甚深）《庚子文物、圖書被掠……》一文中轉述，鹿傳霖（護送慈禧、光緒出逃西安的軍機大臣）奏文說庚子之亂中，東長安街御河橋邊（今正義路）翰林院失去《永樂大典》607本，其他古籍4.6萬余本；又內務府奏，失去《四庫全書》4.7506萬本。

第195頁，藏園（傅增湘）《皇家之特殊“豆腐”……》一文中說，太祖朱元璋“欲子孫知稼穡艱難，每早晚進膳，必列豆腐，示不敢奢也”，“其后不知何代，竟以百鳥腦釀成代之，計一器需鳥腦盈千不止，率以為常”。太平既久，達官貴人盛行“一品會”，窮極盡奢，“一品會中一品官，珍饈爭欲斗冰盤。民康物阜升平樂，莫作尋常杯酒看”。

第442頁，辛盦（許鐘璐，光緒舉人，曾任山東省政務廳廳長，工詩詞，喜繪畫，精史學）《端石硯背刻朱鶴年〈陶然亭圖〉》一文，寫他在小市上買得一方舊端硯，他先稱贊乾嘉時期山水畫家朱鶴年在硯背刻的《陶然亭圖》，道是“叢葦孤亭，宛然在目，著筆疏淡有致”，更贊許畫旁鐫刻的同為乾嘉文士的馬履泰所寫的配詩：“暇日有不樂，命駕城南游。豈謂丘壑美，聊與寂寞謀……”辛盦順帶贊嘆馬氏的山水畫，說其“蒼率沉渾”，“氣格高古”，“同時諸賢所不及也”；而馬氏自云“吾畫但作丑樹頑石，自率天真，不悅時眼”的主張，更得辛盦擊節贊賞。

285篇之中“嘗”了三塊“臠”（還只是局部），我們大抵初步領略這“鼎”的味道了。八十年前儒師大佬們筆下的氣象確實很了得，一是在無垠的歷史天宇中亮起了一串串小星星，告訴我們不曾知曉的東西，二是他們深邃、簡達、多樣性的語言表達，也給我們上了高水平的培訓課。

郭則沄在自制的“福壽”花箋紙上手書七律二首。

讓八十年前的古籍重見天日

在黃君坦（號螴葊，音chén ān）先生寫的《后序》中，明確說明郭則沄召集友朋聚于北海團城，啟動這一“譚薈”的寫作是“癸未之秋”，即1943年之秋。請注意，那時候郭氏恰是住在景山后街的“匏廬”的，從“匏廬”到北海前門西側的團城，算起來是很近便的。再看一下1947年1月8日郭則沄先生兒子郭可詵、可誠、可詮的《哀啟》（先生這一天病逝），則我們可以知道，郭先生1946年以后弱病纏綿，每況愈下，備極痛苦，然而還是強撐精神抄錄整理手中的“譚薈”材料。張伯駒先生在一張花箋紙上恭寫的正式記錄，稱郭氏這批手錄是“細楷蠅頭，功力不倦”（張老的這一花箋記載會引出很曲折的相關內容，只好容今后再敘）。

于是我可以推算出，參加雅集的諸位大佬的寫作，主要是在1944年、1945年這兩年，那么對這些稿件的整理、抄錄，排一下可知是1946年前后郭則沄先生以帶病之軀完成的。郭氏留下的這一部手稿，其結晶就是六十六年之后，我在2012年拍賣會上買回的這兩冊蠟版刻印的書。

兩冊書捧回，白天黑夜地翻讀。雖是紙頁老舊灰黃，蠟版印字緊密纖細，每篇文并無標題（標題乃后來所擬）。每題正文一貫排下中間無標點句讀，但每次翻讀，必遇到令人獲新知、大感慨，以至盤桓腦際縈縈不去的內容。“如果不是我遇到了這部凝聚著一眾大儒閃光智慧的書（我不知它的存世量有多少，引人閱讀的關注度有多高），或許有可能就埋沒了哪！”由此，我萌出了把這油印本變為排字新印本的企望。

作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與文史界同人打交道更多，相關信息渠道更廣泛。在北京朝陽區團結湖地區的一座紅磚小樓里，我登門拜訪了郭則沄的長孫、時年82歲的郭久祺先生。郭久祺1931年生人，195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后來在北京教育學院朝陽分院任教授。我去拜訪他，其時他已雙腿癱瘓、臥床多年，但滿室藏書，精神健旺。郭先生首先為文史館刊物《北京文史》寫了回憶他祖父的文章，接著，他謹慎地接下了為油印本《知寒軒譚薈》加新式標點、為每篇文章擬出小標題的任務。不妨再回想一下1946年郭則沄先生病中的拼搏，2013年、2014年，強撐病體日夜兼程的郭久祺先生庶幾近之，中國傳統文人對文化事業的頂禮膜拜、以身獻之的精神，是血脈相承的。

2015年12月，北京出版社繁體字豎排、加了新式標點、添了新增小標題的《知寒軒譚薈》，以精裝本的樣式出版——這距郭則沄1946年編定文稿，已有69年。2018年，郭久祺先生病逝，享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