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因為詩歌機緣，我與當代著名詩人曹樹瑩先生成了文學知己，是為人生之幸事。二十年過去，超越俗世與年齡的友誼愈加醇厚，在我看來應感念于彼此內心于精神歲月里詩意生活的返照與饋贈。我時常憶起我們在一起交談的情景，我們之間絲毫沒有年齡上的差異與戒備。不幸的是樹瑩先生接連兩次中風，身心受到極大考驗，至今仍未康復。但他依然在病痛中堅持寫作，閱讀與思考。史學家查爾斯·莫里說：“一個人的個性特征就是他所執迷的東西。”如果有人問我，我生活的城市里哪位前輩詩人的精神風骨最讓我敬重并學習，我會毫不猶豫回答：曹樹瑩先生。

曹樹瑩1956年出生于湖北大冶汪仁鎮，1972年11月參軍入伍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隊，先后在武漢軍區、蘭州軍區和廣州軍區服役。2001年轉業地方，曾先后擔任中共黃石市黃石區委常委、宣傳部長；黃石市文化局局長、黨組書記；黃石市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他的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夢中的鐘聲》《太陽從明天升起》，中篇小說集《人們每天面臨的河流》，《曹樹瑩中短篇小說集》，詩集《無岸之河》《幽藍的柔波》《巨瀾》《隱逸的火焰》《瘋人院》《湖北作家文庫——曹樹瑩詩歌卷》等。自1977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以來，先后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工人日報》，以及《布谷鳥》《西南軍事文學》《解放軍文藝》《昆侖》《青年文學》《人民文學》等省級以上報刊雜志多次發表作品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百余篇，200余萬字，多次榮獲省級以上文藝獎項。其間，1989年1月，詩歌《經常處在臨界的狀態》榮獲《詩刊》優秀作品獎；1995年12月，詩歌《相信歲月》榮獲甘肅省第四次優秀作品獎（最高獎）；2008年2月，組詩《關于花朵 水和石頭》榮獲首屆《長江文藝》完美（中國）文學獎；2010年5月，歌詞《心中的傘》榮獲文化部第十六屆群星獎金獎；長詩《金色琵琶》榮獲第三屆《長江文藝》完美（中國）文學獎；2015年1月，詩集《隱逸的火焰》榮獲第六屆湖北文學獎。從文學創作成就及影響力而言，曹樹瑩在黃石文壇乃至湖北文壇，都是首屈一指的，當之無愧地成為湖北詩壇的重要代表詩人之一。

二

當我們時刻沉浸于時代語境閱讀中，不斷地在詩人的作品中領悟人類靈魂的奧秘，我們總會獲得新的發現與光亮，發現詩意的燈塔。正如史蒂文斯詩中所言：“我們整夜忍受著我們的思想，直到明亮的物體靜靜地立于寒冷中。”因此，一個詩人在他的寫作生涯中，應該永遠清醒地葆有寫作的“不平衡性”。有了它，既可以先知先覺，發現他者，亦可發現另一個自我正在詩中誕生。而詩人詩歌語言中的“不平衡性”，其實正暗藏著詩歌批評家們經常在評論中提及的“詩學現代性”。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曹樹瑩的詩歌寫作中的“現代性”肇始于何時，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詩學觀察與探討，也關涉到我們對一位詩人詩歌寫作歷程的深度認知，以及詩人自身的詩學遠見與自我覺醒。我讀到《湖北作家文庫：曹樹瑩詩歌卷》第一卷的第一首詩《形式主義的果盤》（以下簡稱《果盤》）后震驚不已：“果盤上的五只鴨梨/洗得很凈 與一把刀/擺成形式主義的高潮//房間里的五名妓女/皮膚很亮 一名嫖客/正為價錢爭得渾身發冷//一陣狂風插了進來/掀翻了唯一的果盤/一瞬間 妓女們似乎有了安慰//每個妓女撿起一只梨/重新放在果盤上 沒有誰/撿那把刀 它從未狠狠地劈過。”《果盤》一詩創作于1980年8月3日，這也正是我感到十分震驚的一個原因。在上世紀80年代之初，詩人寫出如此大膽而又具批判意識的詩作，絕不是偶然，這足以表明詩人也是在和全國所有的知識分子一道迎來了全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迎接即將到來的“八五思潮”，詩人身心受到極大的鼓舞，而創作出如此暢快淋漓的詩歌作品。

時過境遷，四十年后，當我們重讀此詩，仍能感觸到詩人自由激蕩的心靈，以及對形式主義的厭惡與痛恨。這首詩就是詩人在詩歌創作中自覺呈現“當代性”的一個重要開端，意義非同尋常。詩人在詩中創造了一種充滿想象力的欲望敘事場景與抒情張力，同時又制造了一種時代性的荒誕意識與寓言意識。《果盤》讓我想起畢加索名畫《亞威農少女》和巴蒂斯名畫《舞蹈》。兩幅作品中均畫有五位身份模糊的女性，《亞威農少女》中的女性由抽象幾何體構成，具有抽象表現主義風格，而《舞蹈》中的五位女性，手牽手圍成一個圓，仿佛是在巨大的果盤上跳舞，此畫也具有表現主義色彩。《果盤》同樣是一首具有強烈寓言意識的詩歌，它既有超現實主義征象，又有表現主義風格，甚至我認為這是曹樹瑩80年代初最重要的詩作，也是一首能經受時間考驗的杰出作品。迄今重讀此詩，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獨特而鮮活的生命力，它的當代性與超前的時代意識、批判意識。或許詩人自己當年在創作的時候并未意識到這一點，也沒有意識到這首詩的歷史性意義。或者說，詩人當年如果朝著這種詩歌寫作的風格一直努力并堅持下去，取得的創作成就無疑將會更大，詩歌影響力甚至不可估量。

令人欣慰的是，曹樹瑩的詩歌創作精神面貌一直在蛻變在創新，八九十年代創作的優秀短詩除了《果盤》，還有《居延海的黃昏》《姑娘與鹿》《雪山》《雨和雪的時空觀》《戰后》《戰爭》《母親》《彎腰之態》《鏡子》等。新世紀十年他的詩歌創作迎來了重大轉折，詩風更加成熟穩健大氣，他又創作了一批優秀的短詩和長詩，其中短詩讓我過目不忘的有《論哲學》《世界凹地》《威尼斯》《巴黎圣母院》《大海退潮》《水的美學》《界限》《在廣場上咳嗽》等，以及長詩四部曲《金色琵琶》《銀燕》《銅斧》《鐵流》和《飛翔》《考古詩篇》《高河》《河流》等，在湖北詩壇乃至中國當代詩壇引起了關注。

新世紀十年后，曹樹瑩的詩歌寫作更加澄明智性，并且多了一些形而上思考，詩歌語言轉向樸實厚重、真誠中飽含人性追問、時代與歷史的反思，已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詩學面貌，其中優秀的短詩有《迷宮》《回到幽暗之處》《劇院》《與茨維塔耶娃站在一起》《寓言》《治療》《輻射或者配合》《蘇醒之鐘》《什么將被留下》《走下樓梯》《外科醫生》《捕狗》《星星是可以辨識的》《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瘋人院》等，尤其是一首記述與著名詩人韓東在一次活動中談話的詩《輻射或者配合——與詩人韓東一起聊人體實驗》讓我吃驚。如果說《輻射或者配合》是一首關于被動死亡的詩，那么《生長》則是一首關于生命的詩：“一切與土地相關的事物/都在生長/腳印也是/在我們關注花開花落的時候/它漸漸長成/一只墓穴。”這些詩道出了生與死的秘密與量子般的糾纏，也道出了詩人對生死的深刻領悟，不禁讓我想起詩人巴列霍的詩歌名句：“一切苦難經歷的深水/都從靈魂里涌起。”

三

上述對曹樹瑩的代表性詩作進行了分析與考據，那么又該如何整體地公正地評價他的詩歌呢？這是我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甚至讓我思考了十年之久。它一直潛藏于我們長達二十年的交往中，存在于我對他全部詩歌的閱讀。樹瑩先生生病之后，我曾幾度去看望他，與他交談。談話中他對我談起童年往事、軍旅生涯、國外游歷，一些人與事，對他的人生與寫作產生了極大影響，而這些影響像血液一樣在他的血脈中流淌，成為一個詞，一個意象，一種記憶，一種看不見、摸不著卻又揮之不去的存在物。

曹樹瑩初中時，他哥哥不知從哪里帶回一本《志愿軍詩選》，他那時就被這些詩句深深地吸引了，他讀書成績非常優秀，但高中畢業后放棄了讀大學的機會而選擇了參軍，去了部隊后，依然沒有放棄對詩歌寫作的愛好，很快進入了部隊的創作部。從曹樹瑩早期詩歌寫作中可以看出，軍旅生涯對他的寫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是以軍旅詩人的身份登上中國詩壇的，退伍復員之后，詩歌寫作又呈現出更為宏闊的詩學視野。這仿佛是軍人出身的詩人、作家、學者所表現的文化精神現象，比如黃仁宇、穆旦、聶紺弩、賀敬之、李瑛、莫言等。曹樹瑩在解放軍文藝學院讀書期間，作家莫言是他的師兄，作家閻連科、麥家、殷實、徐貴祥、曹宇翔、馬正建、屈塬等是他的軍藝同學，因為戰友與同窗關系，曹樹瑩幾十年來一直與他們保持著良好的文學友誼。

四

20世紀英國作家勞倫斯說文學的最高目標就是離開與逃逸，“越過一道地平線進入另一種生命”。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認可勞倫斯的觀點，并由此嚴肅地演繹出一種文學意義的“逃逸精神”，發現與探險的精神。德勒茲說：“寫作就是繪制逃逸線，這不是想象出來的，人們確實是被迫跟隨著逃逸線，因為事實上，寫作將我們卷入、拉到那里。寫作就是生成，但與生成作者毫無關系。”這種“逃逸線”詩學思考，三年前我曾在《月亮與極地：詩學的游蕩與重生——楊子論》一文中首次談及。我近期全面閱讀曹樹瑩不同時期的詩歌作品時，再度想起德勒茲所發現的“逃逸線”詩學問題。我注意到曹樹瑩的詩歌寫作中清晰的地理變化，至少呈現出一根非常清晰的循環往復的地理路徑，他的寫作史與心靈史中悄然生發出一種重要的關乎詩學地理的逃逸線，僅僅屬于他個人的逃逸線：大冶—黃石—武漢—蘭州—武威—北京—廣州—武漢—黃石—神農架—海南—羅馬—洛杉磯……黃石。詩人在詩中大量抒寫的心靈軌跡即是“逃逸”與“游蕩”的見證，他的人生游歷也印證了本雅明所言的“游蕩者”角色。在我想來，我更愿意把一種游牧精神賦予本雅明筆下的游蕩者角色，詩人近十年詩歌作品中也隱現游牧精神之底色，比如《世界的凹地》。

我之所以談及樹瑩先生軍旅生涯中的創作經歷與游牧精神，正是緣于他早期詩歌作品中濃郁的英雄主義情結與理想情懷，愛憎分明，胸懷天下，甚至部分詩歌還蘊含著一種迥異于庸眾的詩歌美學力量，以及對時代敘事的現實訴求與精神追望。從這個詩學角度來閱讀與分析他的詩歌，詩歌氣質與當代詩人昌耀極為相似。史蒂文斯說過，詩歌洗刷了世界的貧乏、多變、邪惡和死亡。它是當下的完美，是世界不可救藥的貧乏中的滿足。正是基于這種情懷，詩人對長詩寫作有特別的偏愛。中國詩人自古以來即有寫長詩的傳統，無論春秋，還是唐宋，大詩人均有偉大的長詩傳世，而誕生于楚地的屈原是杰出代表，并且對曹樹瑩的長詩寫作帶來較大影響。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先后創作了長詩《巨瀾》《金色琵琶》《銀燕》等，目前正在創作長詩《火焰》。

“語詞遮蔽了傾向 近似于/玄學家的描述 其實光芒/正在穿透茫茫的空間/漸漸駛向靈魂的國度”，我第一次讀到這樣的詩句時，即被吸引，如此精彩詩句，在曹樹瑩先生的“長詩四部曲”中隨處可見。在我生活的這個城市，像他這樣堅持嚴肅寫作，五十年如一日筆耕不輟、愈寫愈佳的詩人和作家，我數不出三個。無論是作為當代軍旅詩人，還是當代抒情詩人，曹樹瑩的詩歌藝術與詩學理念均是十分出色的，而且一直不斷地在超越自我，超越同年代的詩人。同時，因為他為詩低調之性格，并未蓄意去追求官方發表，導致他的詩歌長期處于遮蔽狀態，一直不為詩歌批評界所關注。然而，近二十年來，他的詩歌寫作突飛猛進，詩歌成就與思想銳勁足以讓他躋身中國當代“50后”代表性詩人之列。

透過曹樹瑩的長詩，可以咀嚼出罕見的抒情品質、中年特征與深度體察；透過他的長詩，我們可以穿越時代的記憶與個人的心靈史。《隱逸的火焰》（長詩四部曲），以強悍有力的姿態向他喜愛的詩人史蒂文斯致敬，從靈魂、自然、社會、人生等幾個方面進行隱喻式寫作，進行自我追問、自我放逐與自我救贖；詩人通過他的詩學立場，系統觀照當下社會現實與人生境遇，深刻體現了詩人的悲憫情懷與幽暗意識，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他的嫻熟詩藝、狂放不羈的生命激情，以及博大剛勁而浪漫懷柔的詩意情懷，傳承了詩人屈原的楚辭、離騷之風骨與氣度。

五

曹樹瑩出版的詩集《隱逸的火焰》中，每部長詩開頭均引用詩人史蒂文斯的精彩詩句，讀罷此集，不禁重新思考這位杰出的美國詩人給曹樹瑩的詩歌寫作帶來的重要影響——是什么魔力讓他用這種虔誠的方式向他喜愛的詩人致敬。

曹樹瑩的詩學觀念受到史蒂文斯的影響，在他的詩寫中可以得到印證，《金色琵琶》開篇即寫道：“有多少琴弦拒絕彈奏/尊嚴得以凸現。”而史蒂文斯在《論現代詩歌》一詩中也寫道：“演員/是黑暗中的玄學家，撥動/樂器，撥動一根金屬琴弦，/發出的聲音突然穿透正確，整個/包容了思想，既不低于思想，/也沒超越思想的欲望。”樹瑩先生的詩歌風格與史蒂文斯的詩歌特質極為相似，極富金屬質感與玄學意念，包括詩歌意象的轉換技巧與隱喻力量。尤其是長詩《鐵流》，淋漓盡致地體現了詩人的才情、技藝與膽識：“從骨頭里找到石頭的結構/不妨對癥治療 我們的健康正是/我們的疾病 額頭接近碑石的明亮。”我們有理由相信和期待曹樹瑩將會寫出更加精湛的詩歌，正如他在詩中謙卑地表達詩學人生與夢想：“沒有什么秘密可言 我們的身體/有許多缺口 我們的欲望有許多火焰/我們身體的每一個部位都虛席以待。”

作為曹樹瑩的詩歌讀者，要想輕易地進入他在“長詩四部曲”中構建的詩歌迷宮，進行一番酣暢淋漓的詩意遨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為讀者必須找到詩人重要的詩學源頭。史蒂文斯是曹樹瑩最為喜愛的西方現代詩人之一，無疑是打開他的詩歌迷宮的金鑰匙。史蒂文斯的第一部詩集叫《風琴》，無獨有偶，曹樹瑩的長詩四部曲中就有一首長詩名為《金色琵琶》，“風琴”—“琵琶”，樂器命名上的詩性觀照，同樣可以讓讀者聯想到詩人在長詩《金色琵琶》中定下的詩歌基調。史蒂文斯在詩集《風琴》中的第一首詩名為《火貓》，這不禁又讓我想起曹樹瑩的另一部長詩命名——《銀燕》，這決不是一種巧合，或者說，他在潛意識中，已經把史蒂文斯詩歌中的一些重要隱喻和寓言，嫻熟而巧妙地糅入他的詩意構思之中。“銀燕”，在詩人的作品中又是隱喻何種詩意力量呢？事實上，在史蒂文斯的詩歌中，也曾出現“燕子”的詩句被曹樹瑩作為長詩《銀燕》的題記：“對六月和黃昏的渴望/被完美的燕子的翅膀所傾倒。”詩人在自己的詩中則寫道：“燕子的翅膀拍打我的心靈/一個人站在什么地方/其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站著 是六月枯燥的沉默/充滿我的肺 但呼不出/自由漂泊的風等待八月的金箔……”（長詩《銀燕》B章）當然詩人筆下的“銀燕”形象，我猜測應該還與中國古代典籍《山海經》中的“九鳳”（九頭鳥）有著密切的詩意關聯。

“自由的生命”“自我放逐的生命”，一種對人性的最真實、最樸素的渴望、追求與詮釋，即是詩人寫作的奧義，也是詩人精心構筑的賴以在寫作中開啟另一種“存活”的精神土壤與精神力量：“思想在翅膀后面/遮蔽得若隱若現/尊嚴需要緘默來堅守/完美地道出你的想象/連云彩也覺得不合時宜。”因此，我們可以遐想，“銀燕”，閃耀中的燕子，即是詩人心中的“天使”，在大地上投射的巨大的“背影”，不是荒漠，不是陷阱，不是荊棘，而是綠洲，是湖海，是山川，是靈魂自由的港灣。在曹樹瑩的詩歌美學中，“金色琵琶”“銀燕”“銅斧”“鐵流”，即是一種時空的想象力，詩人通過想象力來完成對客觀世界與心靈世界的轉化，詩人的時空想象力實現了“世界”與“物”的重金屬般的語言契合，從而完成詩人與自然、宇宙之間的合而為一。像“火貓”“銀燕”“九鳳”一樣的天使，在詩人筆下更多地呈現為一種詩學象征，一種詩意飛翔的姿勢，它連接著具象與抽象、可見與不可見、人的潛意識之流與人的外在動作，而姿勢則召喚著“世界”的到來，從而實現“世界”與“物”之間的契合，時代與心靈的契合。

六

在曹樹瑩的長詩寫作技法中，表現較為突出的就是浪漫主義、象征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交錯運用，正是這三種詩歌修辭的嫻熟運用，讓我看到了詩人在詩歌中懸置的神秘色彩。這種詩歌修辭之美，既迷人也讓讀者費解，但這正是詩歌的曖昧之處，亦是動人之處。一位詩歌讀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想象力，是很難閱讀和欣賞現代性詩歌的。曹樹瑩在“長詩四部曲”中，全面而自信地構筑了他的詩歌理想，展示了他雄厚而豐富的詩歌想象力。正如史蒂文斯所言，詩人與他的世界在覺醒中相會，感知的過程即是詩意塑形的過程，詩意不是言語，而是一種詩意的和諧，詩人的力量即在于用他的詩歌去調和客體世界與主觀世界的不平衡性。而詩中的“闡釋”，在我看來，即是詩人內心的一種理想，詩人試著用他的詩歌去調和客體世界與主觀世界的不平衡性，而“有著血肉靈魂的銅斧拒絕闡釋”，因此詩歌中的“不平衡性”永遠存在，正如詩人的終極理想，鳳凰涅磐，向死而生；而歷史具象中的玩偶，沆瀣一氣，因朽而死。

閱讀曹樹瑩的長詩四部曲，必須熟悉詩人的故鄉大冶，遍布各種礦藏的黃金之地。四部曲中的“金”“銀”“銅”“鐵”，既是大冶盛產的四種礦石，同時也是大冶獨特的三千年青銅文明、百年鋼鐵文明的文化特質，這種沉重豐厚的文明特質已浸透到詩人的詩歌，成為他的詩歌語言中的象征元素和地方性特質。詩人亦在詩歌中把這種地方文明特質嫁接于語言和修辭之中，賦予它們鮮活的隱喻力量、強大的想象空間、寬廣的時代語境，讓他的詩歌具有編鐘般的宏大敘事節奏與強悍樂感，潛意識中神會與傳承楚地偉大詩人屈原的《九歌》《天問》等楚辭、離騷的詩歌傳統。詩人的這種“漢統意識”，又如何與史蒂文斯的“西方現代性”完美結合與呈現呢？在他的長詩中，我找到了注腳：“所以明月清風下西西弗斯也不能安然/古老的琵琶聲讓我們回到白雪時代/晃如昨天和你一起細數過身上的羽毛//我們中間肯定有人丟失了火種/他就無法烘暖自己 靈魂深處/誰也阻止不了冬天的鵝毛大雪……”（長詩《鐵流》章節）一部偉大的作品，總是由作者和他的讀者共同來完成并發掘作品的語言使命與歷史使命。“明月清風”，“古老的琵琶聲”，我可以賦予它全新的詩學解讀，那應是詩人“漢統意識”在詩歌中的自然、真切的袒露；而“冬天的鵝毛大雪”，何嘗不是一種我們人類正在亟待實證、凈化而又趨之若鶩的文明的“現代性”？

總而言之，長詩更能體現曹樹瑩先生的詩歌成就，更能體現他的詩學特征，更能體現他的邊塞詩人氣質與理想主義情懷。他的詩歌語言既粗礪堅實，又敏感細膩；既激情滿懷，又溫柔敦厚；既有哲學思辨，又有歷史追問；既有豐富的時代影像敘事，又有個人化的精神圖騰。他成功地將史詩意識、追問意識以及楚湘文化詩學的精髓巧妙地融入他的系列長詩之中，而有機地構建并形成了他的個體詩學面貌，并凸現出一種罕見的時代精神審美。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說：“靈魂是一個挖掘者。”曹樹瑩就是“靈魂的挖掘者”，他正秉持一種晚年變法的詩學精神，不斷地超越自我，不斷地通過詩歌來抒寫人生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