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1917年7月，胡適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任國立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英文學以及英文高等修辭學三門課程。當時，胡適還根據(jù)自己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將其編寫成中國哲學史的講義。

之后，胡適又將講義進行加工整理，并于1919年2月以《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名出版。當時，校長蔡元培親自出馬為該書作序，毫不掩飾自己對胡適的喜歡。盡管該書只完成了上半卷，不過學術(shù)界普遍認為，該書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統(tǒng)地應用西方觀點和方法寫成的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后，讓胡適頓時名聲大振。

然而，讓胡適沒有想到的是，在一片贊譽聲中，自己多年的“偶像”梁啟超卻對該書進行各種“挑刺”。胡適曾寫信給陳獨秀表達了對梁啟超的不滿：“他在清華的講義無處不是尋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書之處，從不說一聲；他有可以駁我的地方，決不放過。”如果梁啟超只是這樣“小打小鬧”，估計胡適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最后頂多在背后發(fā)一發(fā)牢騷。畢竟自己作為晚輩，不可能直接與前輩梁啟超硬杠。

不料到了1922年3月，梁啟超在北大的一次講學卻掀起了軒然大波。梁啟超這次講學的題目是《評胡適的哲學大綱》。梁啟超的講座分為兩天：第一天3月4日是表揚，第二天3月5日則是批評。第一天的表揚，他一上來就充分肯定了這本書的成就。梁啟超說：“這本書處處表現(xiàn)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敏銳的觀察力，致密的組織能力，大膽的創(chuàng)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

梁啟超第一天的演講大獲成功，在整個北大都引起了轟動，人們紛紛認為梁啟超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評價非常到位。誰知梁啟超第二天演講時一上來，就提出該書有“偏宕狹隘”的毛病，“講墨子、荀子最好，講孔子、莊子最不好。總說一句，凡關于知識論方面，到處發(fā)現(xiàn)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于宇宙觀人生觀方面，十有九很淺薄或謬誤。”如是，胡適難免受到極大的刺激和打擊，隨后，他針對梁啟超的觀點進行了針尖對麥芒的答辯。這件事在當時也引發(fā)了曠日持久的討論，不過他們兩人到底誰的理論能站得住腳，似乎沒有人能給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有趣的是，胡適與梁啟超雖然在學術(shù)上有著不同的認知和見解，但他們私誼卻一直維持良好。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不幸病逝，胡適惋惜之余，同時在1月20日的日記中這樣記道：“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們說他是陰謀家，真是適得其反。”“他對我雖有時稍露一點點爭勝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話文，如在北大公開講演批評我的《哲學史》，如有請我做《墨經(jīng)校釋·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書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書，但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

值得一提的是，梁任公去世后，胡適和陳寅恪等人送梁先生入殮，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們之間關系之密切。至于中間鬧出的那一點點的小不愉快，胡適雖然當時未必能接受與理解梁啟超對自己的種種“偏見”，但時間會證明，胡適曾在《致陳獨秀》中提到，梁啟超對自己的那些批評確實是“無害卻總有點進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