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叢書共12卷，1998年5月完稿，由山東教育出版社首版印行。出版社的編輯將此書做得精美凝重，他們根據(jù)我當年寫的序言提供的時代背景，為這套書設計了寓意深刻的封面：灰暗的天空，波浪翻卷的大海暗黑如夜，風高浪急中，成群的海燕迎風飛舞。在海天接連的遠處，黑暗中乍現(xiàn)微光。這畫面，暗示著憂患深重的中國將在艱難困苦中獲得再生。幾十年過去了，那幅驚心動魄的畫面，依然保留在叢書所有作者的腦海中。對許多作者而言，這次寫作意味著他們學術(shù)生涯邁出的第一步，為他們留下了一種永難忘卻的記憶——他們以自己的寫作擁抱了一個艱難的、困苦的、同時又是告別黑暗和追求光明的偉大的時代。

我們做這事時正值兩個世紀的交會時刻。我們即將告別多災多難的20世紀，我們迎接著充滿生機和希望的21世紀。我們有機會回望中國文學的百年歷程，且喜且驚，心緒蒼茫，百感交集。作為這套書的倡議者和設計者，我那時覺得，已經(jīng)和即將過去的這一百年，每年都在發(fā)生和消失些什么，而且每年都值得寫一本大書。一百年要寫一百本，工程太浩大了！與其如此，不如學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挑著寫，或者跳著寫，用其中的某一年概括一個時段。寫這一時段也不按部就班，就寫一些有意義的甚至是有趣的事情、人物、刊物、會議甚至出版——我們稱之為“大文學”或“大學術(shù)”的總之是有意義而又值得寫的事物。思路定下來，我們就這么做了。

我們的工作無意間釋放了一個信息：文學的歷史可能不只一種寫法，而可能有別一種甚至更多種的寫法。我們無意間也釋放了一種能量：寫作有著多種多樣的可能性，我們無意間也留給閱讀者一種別樣的、新穎的、無比廣闊的思想空間。叢書出版后的有一年，我在福州遇見一位年輕學者，他向我致謝。他說，他的博士論文是受這套書的啟示寫的。我感到欣慰，我們的工作有了追隨者，這意味著它獲得了學界的認可。這套叢書影響深遠，得到繼續(xù)出版和發(fā)行。2017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新版發(fā)行，2023年5月，人民文學版出版社又一次印刷發(fā)行（再版后的叢書，因為一些原因有兩種賦缺，甚為遺憾）。學術(shù)著作的再版并再印實屬不易，而像我們這樣的大型學術(shù)書能多次再版再印，更是罕見。我們是幸運的。

這套書是北大中文系“批評家周末”的若干學術(shù)成果之一種。20世紀90年代初，為維護和堅守北京大學思想獨立、學術(shù)自由的傳統(tǒng)，北大中文系有了“批評家周末”，并由此派生了像《百年中國文學總系》這樣的學術(shù)行動。我們杜絕外面的嘈雜，心無旁騖。除了日常教學寫作，我們放棄周末與家人和朋友的約會，相聚燕園。我們在爬滿綠蔭和紫藤的北大五院（開始還有如今暢春新園的一間房），放懷縱談天下文事，捭闔人間萬象，抒己見，排眾議，求真知，遂成文。浩浩十數(shù)卷，先是山東教育社，后是人民文學社，原版新版，一印再印。出版界同仁力排萬難，傾心相助，其情其境，感天動地！

我們的工作得到學界同好的熱情響應。我的中文系同事洪子誠、錢理群兩位先生，以他們的智慧和辛勞支持了我們的工作。他們的熱情加入增加了叢書的學術(shù)分量。孟繁華除了自己寫作，還做了許多協(xié)調(diào)組織工作。他辛苦萬狀，居功至偉。而我本人，被眾人推舉寫叢書的第一本《1898：百年憂患》。

這本書涉及中國近代史，是我所陌生的領域。我知道學生們的用意，他們是要我在寫作和研究上帶個頭。我的專業(yè)是中國當代文學，我為此將研究時段提前了整整一百年。我不敢懈怠。北大圖書館舊刊閱覽室，在幾乎只有我一人的靜謐的、散發(fā)著書香的昏黃的燈光下，我在《清議報》發(fā)黃的篇頁間尋找百年前先人的呼吸和聲音。一開始，我的耳邊響起的就是丘逢甲那充滿哀傷的詩句：

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

丘逢甲，臺灣苗栗縣人，偉大的詩人，偉大的愛國者。這首《春愁》寫于1896年，他說的“去年”，即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此年甲午戰(zhàn)敗，中國被迫忍辱簽訂馬關(guān)條約。

為這次寫作，我擺脫了當年的所有冗務，攜帶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在海南島的濤聲中深情回望百年。從黃遵憲的求索、也從丘逢甲的詩句中，我看到了吾國吾民百年來的斑斑淚痕。我在《清議報》的篇頁間，聽到了近代先賢的呼吁和夢想。我?guī)缀跻彩窃诔林氐乃伎贾?，含著淚光寫下《1898：百年憂患》的每一個字。

百年憂患，強國新民，于是成為我求學治學永遠的母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