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邊嘉措，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人。1950年參加解放軍，經歷了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全過程。1956年到北京民族出版社，從事藏文翻譯和編輯出版工作，直到1980年。1980年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并被錄取，后來主要從事《格薩爾》史詩研究和翻譯工作。曾出版《〈格薩爾〉初探》《〈格薩爾〉的歷史命運》《〈格薩爾〉與藏族文化》《〈格薩爾〉論》等學術專著。主編有《格薩爾》藏文精選本（40卷、51冊）、《〈格薩爾〉大辭典》等。長篇小說《格桑梅朵》、報告文學《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分別獲得第一屆、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從翻譯工作轉向《格薩爾》史詩研究

記 者：降邊嘉措老師好，您的身份非常多元，包括翻譯家、學者、作家等。您起初主要是做翻譯工作的，參與了《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選集》和《紅旗》雜志等文獻的藏文翻譯工作，并在一系列重要場合中擔任翻譯。您的翻譯能力是怎么訓練出來的？

降邊嘉措：我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人，讀小學的時候，學校里面既教藏語也教漢語。而且我們老家位于金沙江邊，位置比較特殊，當時有很多來往的商人，漢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比較顯著。因此，我們那里的很多人藏語漢語都會說。1950年，我12歲，小學畢業，因為沒錢去離家比較遠的地方讀中學，所以就隨哥哥一起參加了解放軍。我們老家說的藏語屬于康巴方言，雖然平時也經常從來往客人中聽到拉薩話，但它畢竟屬于衛藏方言，與康巴方言還是存在很多差異。因此，我們到了拉薩以后，為了工作之便，部隊領導要求大家學習拉薩話，特別是書面文字。就這樣，我就在西藏軍區干部學校學習藏文。完成學業之后，我開始當翻譯。1954年，又被選派到西南民族學院（今西南民族大學）學習。畢業后，就到北京專心做翻譯工作。在民族出版社工作的20多年里，參與翻譯了一系列馬列主義著作和中央重要文件。可以說，我的翻譯能力，主要通過“學中用、用中學”鍛煉起來的。

記 者：1980年，你從民族出版社調到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所工作。請問，當時是什么樣的契機和原因，讓您決定從一個翻譯家轉變為一個研究者？您此前的履歷與《格薩爾》史詩并沒有太多的關聯，為何會專門選擇這個領域進行研究？

降邊嘉措：當時，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剛成立不久，并在全國招考，我考了第一名。那時，正處于改革開放初期，人心求變。我在北京從事了24年的翻譯工作，總覺得自己的人生應該做出一些改變。我從小就很喜歡文學，后來，除了工作上的翻譯任務以外，也翻譯一些諸如《格薩爾》故事、《薩迦格言》《水樹格言》以及人物傳記等，也喜歡看漢文典籍，覺得應該適合做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工作。到民文所報到沒多久，所領導賈芝先生就把我叫過去，交代工作任務。他說：“所里之前還沒有一個藏族的，你是第一個。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格薩爾》研究。這是你接下來要做的重點工作。”我之前沒有專門研究過《格薩爾》，但從小就和它有接觸。在藏族地區，《格薩爾》在老百姓中廣為流傳，所以，過去藏族有一句諺語，“嶺仲（《格薩爾》）是人人口中的事”。當時有很多信徒和說唱藝人，他們要去拉薩、岡仁波齊朝拜，往往路過我們老家，晚上就聚在一起說唱。我們就在旁邊聽著，對史詩中的很多內容都有印象。

我的翻譯經歷對我的學術研究幫助很大。在24年的時間里，我認真學習和翻譯馬列著作，并通過翻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論和方法。因此，在學術研究中，我提出，應自覺地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從事《格薩爾》研究，積極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格薩爾》研究的科學體系。

《格薩爾》史詩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工作

《英雄格薩爾》（全5卷），降邊嘉措編纂，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

《〈格薩爾〉大辭典》，降邊嘉措主編，海豚出版社，2017年3月

記 者：您從1980年代起，就參與《格薩爾》史詩的搜集整理工作。2013年，《格薩爾》藏文精選本（40卷）的集中推出，是《格薩爾》史詩整理工作取得重要進展的標志。我們知道，《格薩爾》篇幅特別長，各個說唱本的差異也很大。當初項目組如何確定精選本的篇幅？如何處理不同說唱本之間的異文？

降邊嘉措：從1983年至2013年，《格薩爾》藏文精選本的編纂工作歷經30年。這套精選本共40卷、51冊，近60萬詩行（假若翻譯成漢文，約為2000萬字）。確定選本的篇幅為40卷，主要依據有二：第一，除去各種“異文本”和“變體”，《格薩爾》的分部本大約有120多卷，從中精選三分之一，是40卷。第二，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下，不丹國家圖書館整理出版了30卷的《格薩爾》匯編本。我們國家是《格薩爾》的故鄉，處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總應該比不丹做得更好一些，內容更豐富一些。

無論是過去流傳下來的手抄本、木刻本，還是民間藝人的說唱本，同一部故事又有一些不同的說法，因而產生不同的本子，我們將它稱之為“異文本”或“變體”。“異文本”，少則一兩種，多則有好幾種，甚至有的內容出現了幾十種不同的版本。如《英雄誕生》《賽馬稱王》《霍嶺大戰》等部分，在整部《格薩爾》里是比較受歡迎、流傳最廣的，因此，演唱的藝人也很多，西藏的扎巴、桑珠、玉梅、曲扎，青海的才讓旺堆、昂仁、古如堅贊、達瓦扎巴等說唱藝人都經常演唱這幾部。在主要內容、主要人物、基本情節相同的前提下，又有演唱者各自的特點和不同的演唱風格。在編選過程中，我們以當代杰出的民間藝人扎巴和桑珠兩位老人的說唱本為基本框架，以保證整部精選本思想內容的完整性、演唱風格的統一性和語言藝術的和諧性。同時，也參考了才讓旺堆、玉梅、昂仁、古如堅贊和其他優秀藝人的說唱本，盡可能吸收各種唱本和刻本、抄本的優點和長處。

在具體操作的過程中，就需要進行協調、拼合。比如說，這個故事，可能A版本講得更好；但到了下一個故事，又變成B版本更好了。這就需要將唱得較好的段落進行“剪裁”和拼接。而且，有時候所依據的底本，故事有殘缺，也需要結合別的說唱本來補全，讓故事的邏輯更加順暢。因此，這個工作難度就很大。一方面，需要邀請西藏、青海等地的大量人才來參與，需要做好各種溝通協調工作。另一方面，有些人說風涼話，“你進行大量的拼貼、加工，你這就是作家文學，不是民間文學了”。但最終，我們頂住了壓力，堅持下來了，完成了這一卷帙浩繁的工程。

記 者：從1986年的《〈格薩爾〉初探》到1994年的《〈格薩爾〉與藏族文化》，再到1999年的《〈格薩爾〉論》等，您推出多部關于《格薩爾》史詩的研究專著。您主編的《〈格薩爾〉大辭典》也于2017年出版。您是改革開放以來《格薩爾》研究工作的重要參與者。在您看來，國內的《格薩爾》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什么樣的進展？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強？

降邊嘉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的《格薩爾》研究一直處于落后狀態。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奮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徹底改變了我國《格薩爾》和史詩研究的落后局面。《格薩爾》研究成為我國藏學研究領域和民族、民間文學領域極為活躍的一個學科，而且這個學科體系正在不斷完善、充實和發展。這些成就的取得，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學術文化領域為偉大祖國贏得了榮譽。

盡管我們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但是，正如一句藏族諺語所說的那樣：“將要做的事，比已經做過的事要多得多。”一是要繼續做好扎巴、桑珠、玉梅、才讓旺堆等藝人說唱本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二是做好《格薩爾》的漢文翻譯出版工作，真正推動《格薩爾》的傳播和研究。三是進一步加強相關人才培養，使《格薩爾》事業后繼有人。

說唱藝人是史詩最忠誠的繼承者、最熱情的傳播者

記 者：說唱藝人是《格薩爾》史詩得以廣泛流傳的重要因素。很多媒體在報道說唱藝人時，往往說他們經歷了一場夢，大病一場，然后就突然頓悟，擁有說唱史詩的能力。您自己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降邊嘉措：《格薩爾》不是用筆寫出來的，而是許許多多民間說唱藝人用嘴唱出來的。他們行走在高原山川河谷，高歌吟唱。一代代說唱藝人，將故事傳頌千年，遠播萬里。他們是史詩最忠誠的繼承者、最熱情的傳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是深受群眾喜愛的人民詩人。說唱藝人的記憶之謎，是學術界的一大研究熱點。這些詩句是怎么出現在藝人腦海里的？不同類型的說唱藝人，有不同的說法。第一類叫“托夢藝人”。這類藝人大多數說自己在少年或青年時代做過一兩次神奇的夢。做夢以后，一般都要大病一場。病愈之后，突然像換了一個人，有一種強烈的愿望要講《格薩爾》故事。從此，他就與《格薩爾》史詩結下了不解之緣。第二類叫“頓悟藝人”，他們是“忽然醒悟”，因此，他們的記憶、他們所講的故事，就有短暫性和易逝性。這類藝人不像“托夢藝人”能講很多部，能長期講下去，而是一般只能講幾部，有的只會講一、二部，而且只講很短一段時間。有的藝人在一個時期里講得很精彩，在另一個時期又講不出來，像換了一個人。第三類叫“聞知藝人”，他是聽別人說唱之后學會的。這類藝人一般只會講一兩部，或某些片斷。對于“聞知藝人”，我們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但對于“托夢藝人”和“頓悟藝人”，我們容易把他們過度神秘化。特別是一些媒體人，沒有認真采訪，加上語言也不大通，就胡寫一通。實際上，“托夢藝人”和“頓悟藝人”的出現，也與環境因素密切相關。這里“環境因素”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和家庭環境等。概言之，也就是藝人和史詩賴以存在的文化生態環境。當然，這其中還存在著基因遺傳和集體無意識的作用。因此，無論是“托夢藝人”還是“頓悟藝人”，他們只不過是在“夢”或其他某種機緣的觸發下，把過去關于史詩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積累展現出來。我更傾向于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即這些史詩來源于人民的創造實踐，而這些說唱藝人是“史詩環境”所鍛造的廣大人民群眾的代表。

記 者：有學者根據“口頭程式理論”提出，說唱藝人之所以能夠講述那么長篇幅的史詩故事，是因為史詩中有很多模式化的敘事結構，而且藝人在講述過程中可以使用套語。您認為，“口頭程式理論”能夠有效解釋說唱藝人的強大記憶力之謎嗎？

降邊嘉措：作為說唱藝術的史詩，不同于作家的創作，它的結構比較簡單，形成一定的程式，這的確是藝人們容易掌握和記憶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在整個《格薩爾》里，除去《天界篇》《英雄誕生》《地獄之部》等少數幾部外，一般都是一個分部本講一個戰爭故事。一個戰爭故事基本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緣起，講戰爭的起因；二是戰事迭起，這是故事的主體；三是結束，且結局總是格薩爾勝利、妖魔失敗。這構成了三段式的故事結構。戰爭的參加者往往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天界，包括天神降預言，在暗中保護助戰，乃至派戰神直接參戰；二是人界，包括以格薩爾為首的嶺國將士和敵國將士；三是龍界，包括龍王，以及魯、念、贊等龍神、地方神和土地神。

至于史詩的每一個中心唱段，也往往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開頭的贊辭、自我介紹；二是中間的核心情節；三是結尾的祈禱詞。還可以舉出若干例子，說明很多方面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只要抓住這幾個方面，就抓住了重點，抓住了故事的基本結構和主要內容，就可以講下去。即使忘了若干段落或詞句，也無關緊要，不至于接續不上。而且在類似的地方，可以使用很多的套語。這種記憶方式，大概是史詩藝人們的共同特點。

但是，并不是意味著有了程式，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能去講史詩。說唱藝人能記住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名、地名、武器名，將這些框架填實，根本原因還是他們擁有強大的記憶力。說唱藝人們生活在史詩誕生的文化環境中，自然會受到熏陶和啟示，鍛煉自己的記憶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常常云游四方，走遍萬里高原的山山水水，雄偉壯麗的大自然陶冶著他們的情操、凈化著他們的心靈，使他們同大自然融為一體，胸襟開闊，思想專一，摒棄雜念，因而能夠強記博識。

在“傳說”與“傳記”、“真實”與“虛構”間尋找平衡

記 者：四川正組織作家、學者撰寫歷史名人叢書。“格薩爾王”被列為其中的一個人物。您在參與書寫“格薩爾王”故事和傳記的過程中，有什么樣新的感悟？

降邊嘉措：這套叢書的格局是為“一個名人”寫“兩本書”，一本是偏故事性的，另一本是偏傳記性的。故事性的書，相對好辦。我之前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英雄格薩爾》，基本上把格薩爾一生的重要事跡都進行了梳理，不僅講了格薩爾從誕生到逝世，即從天界到人間，又從人間返回天界的全部過程，還講了英雄誕生之前和逝世之后的故事。有了這樣的基礎，這次再寫關于格薩爾王的故事書，就相對輕松一些。但是，格薩爾王的傳記就比較難推進。因為從根本上講，他是一個傳說色彩很濃的人物，你很難找到確切的史料來進行傳記的書寫。唯一可以依據的是，傳說都會經歷“本地化”的過程，在當地擁有對應的“傳說核”。在藏族地區，就有很多與格薩爾有關的風俗、遺跡。比如，在我老家那邊，就有一個特別大的石頭，上面有個腳印，據說是格薩爾王的腳印，傳說格薩爾王把一只腳放在石頭上面向遠處投擲石頭。那么，我寫格薩爾王的傳記，只能去尋找格薩爾王傳說“本地化”過程中所留下的點滴依據。這是“傳說”與“傳記”、“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有趣博弈，也算是比較深刻的寫作經歷。

記 者：作為作家，您之前創作的長篇小說《格桑梅朵》、報告文學《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第二次長征》等，都產生了較好的反響。這些創作都和您個人的參軍、進藏經歷，以及黨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有關。這背后體現了您什么樣的創作觀念？您接下來的創作計劃是什么？

降邊嘉措：我的寫作與自己的生活經歷有關。我從少年時代起參加人民解放軍，走上了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艱難而悲壯的征途，是這個巨大而深刻歷史變革的親歷者、參與者、見證人。長篇小說《格桑梅朵》里面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在回憶錄《感謝生活》里，我曾介紹了這些原型與《格桑梅朵》中一些人物的關聯。《格桑梅朵》從開始寫作到最后順利出版，經歷了20年的時間，是一部對我自己來說不得不寫的作品。我要把它獻給那段特殊的歲月、那群特殊的人。此外，我也寫了很多報告文學、傳記作品，這是因為我認識了很多的人，熟悉他們的生活，與他們有直接的交往。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確實下了功夫。我要寫的是大歷史，而不是小故事。因此，我盡量做到把人物放在歷史長鏈條和社會大環境中進行考察。今后，我還要繼續寫一些傳記作品，因為還有很多的人還沒寫，還有很多的史料還未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