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廖承志（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野間宏。

1984年5月在東京，野間宏來飯店拜訪巴金（左）。

一

在東京新大谷飯店的一次酒會上，一位身著黑色西服的老人走過來，握著我的手說：“我是野間宏，歡迎你們來日本訪問。”我一愣，心想這位樸實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野間宏嗎？就是不管誰寫日本戰后文學史都繞不開的巨大存在嗎？他的聲音很低，低得幾乎聽不大清楚。講話很慢，好像在推敲每一個字。動作遲緩，腳步沉重，頭有點歪斜，手也微微顫抖。宴會廳里，人聲鼎沸，氣氛熱烈。他卻與眾不同，恬淡而平靜，好像沉浸在無邊無際的思索中，嚴肅莊重，甚至有點冷峻。

野間宏1915年出生在一個市民家庭，幼年喪父，由母親撫育長大。他自幼熱愛文學，中學時代，廣泛涉獵日本和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文學名作。1935年，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學習法文，參加左翼學生運動，鉆研馬克思的《資本論》。1941年被迫應征入伍，到過菲律賓前線。1942年因病回國，1943年被指控“違反治安維持法”，作為思想犯被關入大阪陸軍監獄，軍事法庭判他有期徒刑五年，緩期四年執行，開除軍籍，發配到關西一家軍工廠監督勞動。

1946年，野間宏發表了中篇處女作小說《陰暗的圖畫》，繼而又發表了《臉上的紅月亮》《崩潰的感覺》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從不同角度描寫戰爭對人性的摧殘。他標新立異，試圖擺脫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文學中早已定型的“私小說”的傳統模式，以現實主義為創作的出發點，同時抱著對日本近代文學傳統革新的滿腔熱情，大膽吸收運用歐洲現代文學的表現方法和技巧，開創了日本戰后反戰文學之先河，并奠定了他在其中的核心地位。

1952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真空地帶》，是野間文學，也是日本戰后反戰文學的一座高峰。小說圍繞著士兵木谷利一郎被誣入獄的不幸遭遇，無情地揭露了日軍內部的黑暗、丑惡、野蠻和殘酷，控訴日本軍國主義如何用欺騙和高壓等手段把士兵變成了侵略戰爭的工具。他使用意識流等多種藝術手段，打破時空限制，縮短精神與現實的距離，具有鮮明的思辨和內省的色彩，給讀者耳目一新之感。

野間宏也是文藝理論家，創作與理論研究相輔相成。他終生信奉馬克思主義，出版了《薩特論》《文學的探索》《創作與批評》等多部文藝論文集，提出“立體小說”理論，認為“人是肉體、精神、社會的統一體，應該把三者結合起來，從生理、心理、社會來全面地描寫人”。他認為，他歷時二十三年寫成的長篇小說《青年之環》（若譯成中文約320萬字）最能體現他的立體小說思想。他說：我的創作采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相結合的方法，但并不是盲目地吸收西方的現代主義，而是扎根于本國土壤，從本民族的傳統出發，吸收外來的東西，經過篩選、消化，使之日本化。

二

野間宏是中國作家的老朋友。遠在1960年，他就應中國作家協會邀請，率領日本文學家代表團（大江健三郎是其中最年輕的團員）到中國訪問，受到毛主席、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的接見，結識了茅盾、巴金等許多作家。可是后來，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老朋友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牛鬼蛇神，而且有一頂政治帽子飄洋過海，扣到了他的頭上。他笑著說：“中國雜志上有一篇文章說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罪大惡極，必須打倒在地，批倒批臭……”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他想念老朋友，關心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想來中國看一看。在1982年12月，他不顧年高體弱，天寒地凍，應中國作家協會邀請，再次率領日本文學家代表團來中國訪問。我為他當翻譯，陪他拜訪周揚、丁玲，到醫院看望冰心，訪問出版社，參觀書店，游覽長城，看戲座談，很快成為無所不談的忘年交。

在北京訪問期間，中日作家一起開了幾個座談會，相互介紹文學情況。日本作家對近幾年中國文學的發展和中國作家對世界文學的發展態勢的把握、特別是對日本文學的了解感到震驚。他們說，不怕你們笑話，來之前我們也想做做功課，但日本翻譯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很少，收獲有限，交流時說不出個所以然，但中國作家講起日本文學，卻頭頭是道，令我們尷尬汗顏。

我說：這不能怪你們。據我所知，這幾年，我國翻譯出版的日本文學作品近百部，所以中國讀者對日本文學并不陌生。但日本譯介我們的東西很少，甚至不如五六十年代，那時很多中國小說如《暴風驟雨》《原動力》《李家莊的變遷》《呂梁英雄傳》《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紅日》《苦菜花》等等都有日譯本，而現在去日本書店，歐美文學的譯本鋪天蓋地，找本當代中國文學的譯本卻很難。

野間宏說：當年新中國文學在日本的傳播，不僅展示了文學的輝煌成果，而且為當時日本文學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參照體系，并引起了一些日本文學家對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社會等問題的思索與探討。記得漢學家高倉穰說：新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它將在促進世界文學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野間宏訪華回國后不斷寫文章，發表講話，接受采訪，參加座談，介紹中國情況。他說：“此行我感到耳目一新，眼界大開，甚至回到日本后，仍沉浸在興奮之中。我們應該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中國的文學藝術……”

三

1985年春天，張光年（光未然）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到達東京的第二天下午，我隨光年去拜訪野間宏。

從新大谷飯店出發，汽車大約走了一個小時，停在一條小胡同口。陪同我們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事務局長橫川健說：“馬上就到了，我們下車走吧。這里的馬路太窄，汽車開不進去。”

在熙熙攘攘的馬路上走了一會兒，見到了寫著“野間宏”三個字的門牌。走進院門，野間宏和夫人光子迎了出來。門廳很小，因為堆滿了書刊，中間只有一條能容一個人過去的通道。野間宏雖然頭發花白，但臉色很好，似乎比去年在東京國際筆會見到時稍胖一些。

他拉著光年的手，把我們讓進了書房。因為書房的門口也堆著書，門只能打開三分之二，我們側身才能進去。這個房間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米，書刊占據了大部分空間。靠近門口處，有一張小床，一張小書桌和一張雙人沙發，想必這里就是他平時工作的地方。進來四個人，房間飽和，再無立錐之地，稍不留心，就會碰落書刊。光子夫人送茶點水果，人進不來，只能站在門口，或坐在門檻上。

書架上除了文學書籍外，還有很多歷史、政治、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自然科學類書刊，如《資本論》《英國社會主義哲學基礎》《社會主義哲學論叢》《國家學》《性格學》《現代物理學基礎》《古典物理學》《量子力學》《原子核論》《宇宙物理學》《原子爐災害》等等，而且都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想必是經常翻閱的。

光年與野間宏是老朋友，久別重逢，促膝暢談，格外高興。光年說：我們的文學，這幾年確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老作家們筆耕不輟，新作家層出不窮，報紙雜志如雨后春筍，作品多，質量高，文壇氣象萬千，欣欣向榮……

野間宏說：“遺憾的是，中國新時期文學，日本介紹得太少，一般的讀者，甚至作家都很陌生。我上次訪華回來，和井上光晴、小田實一起議論過，認為打不開日本市場的主要原因是譯文水平不高。我們計劃成立一個《現代中國文學選集》（以下簡稱《文選》——作者注）編輯委員會，盡快出版一批譯文水平較高的書，改變目前的局面，達到真正的文學交流的目的。”

光年說，這也正是我們經常議論的中國文學如何走向世界的話題。相互認識和了解，是友好的基礎，所以我完全贊成并全力支持先生的計劃，愿與先生通力合作，共襄盛舉。

天色已晚，我們告辭。野間宏像兄弟一樣攙扶著比他年長一歲的光年，緩緩而行。他說：“這一帶過去是貧民區，是無產階級作家德永直所描寫的‘沒有太陽的街’。我熟悉這里的人，這里的生活，所以一直住在這里，舍不得離開。”

分手時，他們熱烈擁抱，拍著臂膀，互道珍重。我們的車已經開出很遠了，野間宏夫婦，仍站在胡同口，在路燈下揮手。

四

從那以后，野間宏來中國，或我去日本，以至我們之間的書信，談的幾乎都是《文選》。

他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從制定計劃，確定人選，組成班子，討論選題，都一抓到底。他經過調查認為，中國文學作品在日本打不開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譯文水平不高；二是譯者單打獨斗，力量分散，形不成規模；三是宣傳介紹不夠。于是他別出心裁，決定組成聯合編委會，在保證譯文的準確性和文學性的同時，一次岀多種，形成規模，并請評論家做編委。具體事項如下：

一、成立由三方面人員組成的《文選》編委會，以野間宏為首的日本著名作家、評論家；以松井博光（著名中國學者，東京都立大學教授）為首的日本第一流的專業學者翻譯家；以德間書店為首的勁草書房、造型中心等出版社。

二、設雙主編：松井博光、野間宏。編委五人：市川宏（法政大學教授、著名翻譯家）、井口晃（中央大學教授、著名翻譯家）、井上光晴（著名作家）、夏堀正元（著名作家）、針生一郎（著名評論家）。

三、出版流程：由翻譯家提出選題，經編委會研究確定后由翻譯家譯成日文，交雙主編審閱、潤色、定稿。每年出三四本，計劃用十年左右時間，岀五十卷，全面系統地介紹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最新成果。

這樣的組合，在日本乃至世界翻譯史上，可能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有人戲稱其為“五名譯叢”，即名家、名著、名譯、名校、名編，陣容之強大，之豪華，之權威，空前絕后。

有一次，野間宏在東京池袋一家叫“三春駒”的酒館請我吃飯。他說編委會多次召開預備會、選題會，開始時，分歧多多，矛盾重重，議論紛紛，有人主張以小說為主；有人強調詩歌；有人重視評論；有人說出十卷本即可管窺全貌；有人反對雙主編，說這是對譯者理解和表達的不尊重；還有人說把打不開銷路歸咎于譯文，沒有道理也無科學根據，所以拒絕參加這次大規模的翻譯活動……總之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但經過充分討論后，最終達成基本共識。

他在1988年元旦給我的信中說：《文選》第一、二期六卷，已經出版五卷，第六卷也即將岀版。預定出版五十卷的目標，目前暫不公布為宜。信尾詩云：向著高聳入云的共同目標前進，在尊兄的身邊，永遠有我相伴。

他在1988年2月3日的來信中說：《文選》出版后好評如潮，但最后的評價需要經過讀者的檢驗，歲月的洗滌。目前只出六卷，數量太少，還不足以展現中國文學之風貌。去年年末，在只有近親密友參加的聚會上，我與德間書店老板德間康快社長商談了這件事，從而更加堅定了我出版五十卷的決心。

在先生的精心組織策劃下，《文選》第一卷《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于1987年10月31日出版，作者是王蒙，譯者是市川宏、牧田英二（早稻田大學教授）。此后由德間書店陸續出版了古華、史鐵生、賈平凹、張辛欣、莫言（6、12兩卷）、王安憶、阿城、陸文夫、劉心武、茹志鵑等10位作家的選集11卷，另有別冊1卷，總共出版13卷，是當時日本由專業學者團隊翻譯、著名作家推介的最大規模的中國新時期文學譯叢，產生了廣泛積極的影響。

五

先生晚年，為促進日中文化交流，計劃做三件大事。一是為紀念魯迅逝世五十周年，他推動日本有關方面于1986年8、9月間在東京、仙臺舉辦了裘沙和王偉君夫婦《魯迅的世界》繪畫展，并由巖波書店出版了畫冊。他在《魯迅的文學精神》一文中贊揚魯迅是偉大的卓越的文學家。二是翻譯出版《文選》50卷，改變日本對中國現代文學知之甚少的局面。三是集資在日本建立“中國現代美術館”，展示中國的美術作品，并以先生為首，成立了由日本著名畫家加山又造、評論家針生一郎等人組成的籌委會，而且完成了設計圖。

憑借先生的威望、影響和能力，這三件事都是可以圓滿完成的，可惜天不假年，1991年1月2日，先生患食道癌不幸逝世。除第一件全部完成外，第二件只完成了四分之一，而第三件尚處于籌備階段。雖然先生在臨終前還念念不忘未竟之事，但終因無德高望重、熱心友好、任勞任怨者繼任而成遺憾。

如今，先生已經逝世三十多年，但我每看到書架上那一摞《文選》，先生的面容就會浮現在眼前。我想，如果不是13卷，而是煌煌50卷，先生的笑容，將多么燦爛。

2024年1月28日初稿

3月27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