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打著實驗、創新、跨界等名號的虛構創作在紀錄片領域流行起來。《歷史那些事》引入小劇場概念，插入由演員表演的歷史故事。《新鮮博物館之進擊的大秦》里，秦國士兵擁有了現代思維，說著“領導請三思”“在線等，挺急的”等夾雜著網絡用語的臺詞。《此畫怎講》則把一幅幅中國古代名畫當成劇場舞臺，在《步輦圖》里展示唐代公務員的日常生活，在《韓熙載夜宴圖》里演繹“樂團生存實錄”。這些作品或大規模加入有劇本、有臺詞的角色扮演和情節演繹，卻難見與現實的直接索引關系；或追求規定情境、刻意安排下事件的“自然發生”和人物的“自然反應”。這些“花活兒”讓作品的戲劇性、趣味性大增，真實性卻沒了保障，使紀錄片與劇情片、真人秀、文化節目等影視類型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很多業內人士感慨：“過度虛構，紀錄片還是紀錄片嗎？”

紀錄片掀起虛構的創作風潮，是多層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創作層面，互聯網崛起，視頻平臺成為紀錄片傳播的重要渠道。為在視頻網站上與海量影視作品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獲得高點擊量、高市場收益，一些紀錄片人將網絡用戶的審美訴求作為創作的重要考量。而網絡用戶以年輕人為主體，他們樂于求新求變，想要在觀看中獲得趣味性甚至游戲性的審美體驗。從這個角度看，在形式上能給人帶來新奇之感的虛構手段要比傳統紀錄片創作靜態實景拍攝、聲畫分離的表現方式更吸引人。在產業層面，媒介深度融合，使紀錄片在元素、類型等方面開啟了更加積極的融通探索，“紀實+”理念得到廣泛實踐。比如“紀錄+綜藝”“紀錄+互動游戲”等，實際上是將紀錄作為一種手法，真實作為一種審美感受，在創作中植入其他文化娛樂形式慣用的角色演繹、場景再現、互動表達手法。在對紀錄片業進行價值延展的過程中，就伴隨著紀實與虛構的疊加，真實性與戲劇性的共舞。在理論層面，后現代主義帶來的解構潮，不僅是對文體邊界的，還有對意義層面的。在這一語境下，紀錄片堅守的“真實”原則不斷被虛擬、被仿冒、被質疑。人們認為，即使是紀實拍攝，也或多或少存在導演的主觀判斷，代表創作者的主體意志。這種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紀錄片加速擁抱虛構。

當虛構風盛行，業界對“紀錄片創作該不該虛構、怎么虛構”的討論被擺上臺面。筆者認為，紀錄片被譽為“國家相冊”，本質上是一種求真的藝術，這是紀錄片區別于其他影視類型的核心特征。一部被標定為“紀錄片”的作品，在創作倫理上已經建立了一種對觀眾的真實承諾。這種承諾在漫長的紀錄片發展實踐中總體得到貫徹，并形成了一種信譽。觀眾選擇觀看標注為“紀錄片”的作品時，默認作品所呈現的內容是真實可信的。所以，創作者應遵守與觀眾的約定。無論創作理念如何更新，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即虛構，都要以求真為前提。

不過，真實的反面是過度虛構導致的虛假，而不是虛構本身。所以，紀錄片創作并不排斥虛構。但這種虛構必須在紀錄片的美學框架中，成為真實的“鍛造者”而非真實的“捏造者”。我們要控制虛構的體量和比例，自覺遵循主體內容非虛構的原則。在此基礎上，虛構作為現實的創造性處理的一種手法，還要講究使用場景和技巧。對于那些無法現場記錄或再現，成為敘事“斷裂帶”的地方，我們可以調動創作者的主體性和想象力，用虛構藝術彌合空白。例如《何以中國》第三集《星斗》虛構了西坡少年和凌家灘少年的形象，其初衷是通過兩位少年的視點帶出大汶口文化和紅山文化的基本特征，用想象串聯起歷史時空，達到傳遞史實的目的。此外，虛構部分也可適當以文字提示、間離式手法等形式告知觀眾，使觀眾能分辨何為事實、何為虛構。

在承認虛構合理性的同時，重申紀錄片的邊界也十分必要，這既能呵護紀錄片這一美學類型，也能培育新的視聽形態。我們應對那些主要依賴真人扮演或數字可視化手段，虛構人物、虛構情節的大規模劇情化創作，在蒙太奇藝術下以自然素材為基礎，按照戲劇性邏輯任意拼接的“故事”，或有劇本指引，遵從假定性、限定性條件和規則，設計、擺拍下“發生”的作品，進行嚴格甄別。在這個過程中，動機考察很重要，我們要對單純追求戲劇效果、感官體驗和流量經濟的過度虛構，甚至是刻意造假的現象嚴格杜絕。此外，還需將泛紀實內容這一衍生層與紀錄片本體層區分開來。尤其在宣傳營銷時，嚴格區分“紀錄片”與“有紀實性質的綜藝節目”兩個概念。有紀實性質的綜藝節目不能假借紀錄片的名號，誤導受眾。

面對虛構的創作熱潮，我們有必要在紀錄片業重申真實記錄的當代價值。是否使用自然素材曾被當作區別紀錄片和故事片的關鍵標準，它與現實建立了血脈般的索引關系。即使依據充分事實證據建構的情景再現，具有間接索引性，但仍然與“第一現場”存在間隔。尤其在當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規模應用到影視領域，虛擬與現實深度融合。在這種情況下，取自現實的影像，帶著紀實美學的靈韻，自有千鈞之力，更顯彌足珍貴，需要我們好好呵護。

（作者：韓飛，系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視聽傳播系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