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之見過當代不少名作家，緣于著名編輯文能先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文學還是很受國人喜愛和追捧的。一九八九年，我寫了一個較長的中篇小說《神釣》，在當時有“四大名旦”之稱之一的《花城》雜志發表，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而文能先生，就是這部小說的責編。當時文能是《花城》雜志的編輯部主任，有著中國“四大名編”的美譽。因為我發表《神釣》的時候，還算年輕，二十六歲，文能先生就對我未來的創作充滿了期待，他想帶我去見更大的世界和更多的名家。當時我生活在一個很小但很有名的城市——黃山市（我多么希望它改回原來的名稱，叫徽州啊），這座城市文化底蘊深厚，但文能先生還是希望我開闊視野，認識更多的名家。于是，只要他在全國各地開展工作，比如約稿，開作品討論會，參加各類文學活動等，他都要帶上我，因此我認識了陳染、王安憶、閻連科、莫言、余華、格非、史鐵生等一批當代中國名小說家。也許他們中有些人已經不記得我了，畢竟大都是一面之緣，而我又是一個剛出道的文學青年。

但我可以肯定，史鐵生記得我，因為我和鐵生先生有書信往來。更要緊的是：鐵生的作品把我抓得很牢。

一九八二年的時候，讀徽州師專中文系的我不知道在哪本雜志上看到了史鐵生一篇很短的小說（我記不住篇名了），這篇小說寫得簡直不像小說，但我很快理解了作者的用意——他是想表達一個意思：每一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世界，而且各不相同，因此我們盡管對了很多話，但那都是各說各的 ，都是“我執”。我被這篇小說迷住了，心想：要是能認識史鐵生就好了。

后來，我又在雜志上讀到了鐵生的《命若琴弦》，這篇小說構思的精微，從容而凝重的表述，傳遞的悲愴和蒼涼，以及對小說人物命運的苦難和對生命美好的渴望的深刻挖掘，讓我讀得喘不過氣來，只能默默地流淚。再后來，我又讀到贊譽如潮的散文《我與地壇》，當時無數報紙雜志都在評論這篇散文，而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總覺得開口便是錯。我覺得《我與地壇》是不可評說的，只能涵泳其間默會于心。這篇散文讓我意識到，鐵生不僅是一位作家，還是一位思想家、哲學家。這樣一來，我就更想認識鐵生了。

一九九六年春天，《花城》雜志在北京舉辦陳染的長篇小說《私人生活》研討會，文能邀請我去參加，我和陳染是好友，趕忙欣然赴京。研討會結束后的第二天上午，文能突然對我說：“走，我帶你去見鐵生，我和鐵生已經聯系好了。”

到了鐵生家，鐵生早已坐在輪椅上在家門口等我們了，他扶了扶眼鏡，平靜地微笑著和我們打招呼，然后把我們領進了家。

他讓我們在沙發上坐定，然后推著輪椅到廚房拿開水來給我們沏茶，我們趕緊站起來，說我們自己來沏，可鐵生堅持要給我們沏茶。可想而知，他坐在輪椅上給我們沏茶，是很費勁的，我心中不由產生一種強烈的感覺，說不清是感動還是敬意，也許二者皆有。沏完茶后，鐵生推著輪椅坐到書桌前，和我們相對而坐。鐵生家面積不大，所以集客廳書房為一體。文能向鐵生介紹了我，沒想到鐵生讀過我的中篇小說《神釣》，因為他在《花城》雜志發過不少稿，《花城》編輯部每期都給他寄雜志，而《神釣》是在《花城》發表的，所以他看到了。他對我說：“《神釣》寫得很好，很特別，靈氣很足，奇異又灑脫。”我趕緊謙虛一番，他似乎對我的謙虛沒在意，他沉思了片刻，突然說：“你對釋道兩家應該很有心得。”我說：“沒有沒有，最多得了點皮相。”接著鐵生又問：“你信佛嗎？”我老實地回答：“我信！佛法真正是通一切智，徹萬法源。”鐵生用一種特別寧靜的目光看著我，仿佛又略有所思。我忍不住問他：“你信嗎？”鐵生說：“我也信。原來我不太信。”這時，我看到鐵生身后的書架上，放著一些佛教的書，我們就聊起了這些書，聊著聊著就聊開了，鐵生的表情一直很平靜，偶爾會微笑一下，語調也一直是那么和緩從容。文能在一旁安靜地聽著，他平時話就不多。

后來，鐵生和文能又聊了一些編輯出版方面的事，就快到午飯時間了。文能和我向鐵生提出告辭，鐵生一再挽留我們，要我們在他家吃餃子，他說他煮餃子的技藝還不錯。但我和文能還是堅持向他辭別了，我們不能讓鐵生辛苦，為我們煮餃子。

我回黃山后，一直念著鐵生，就想給他寄點黃山特產去。我想，時值春天，再也沒有比寄黃山綠茶更合適的了，于是我就寄了兩斤綠茶去。不久我就收到了鐵生的來信，他首先向我表示感謝，然后叮囑我以后千萬不要再給他寄東西了。他還說，他是很喜歡喝綠茶的，但他不敢喝，因為喝了就多尿，而他是坐輪椅的，上廁所不方便。到了秋天，鐵生給我寄了一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給他出的作品集來。過了不久，他又給我寄了一本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長篇小說《務虛筆記》，并附信告訴我，寫這部長篇把他累壞了。

第二年夏天，我到了廣州，在《廣州文藝》雜志做編輯，于是就寫信向鐵生約稿，鐵生給我回了信，信是這樣寫的：

程鷹：您好！我去美國玩了兩個月，前日剛剛回來，見到您的信，復信遲了，請原諒。此次赴美，系一同學邀請，全部任務就是玩，與文學界毫無關系。我們乘一輛房車（車上有床），從美國西岸一直開到東岸，行程萬余公里，大開眼界。您到《廣州文藝》作（做）編輯，于《廣州文藝》和其作者都是幸事。不過我暫時沒有文稿給您，一是因為剛剛風塵歸來，心緒未定；二是我近半年多來，身體一直不大好，腎功能接近衰竭，醫生要我暫停一段寫作，也正因此，才出門去看看世界。過一段時間，我會寫的，此生也只有此一行當可以勉強應對。

祝好！問候文能兄！

鐵生（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不幸的是，收到此信不久后，文能告訴我，鐵生已經腎衰竭，開始做透析了。我怕打攪鐵生養病，就再也沒有跟他聯系。

我因為弟弟的去世，父母需要照顧，二〇〇三年從廣州回到了黃山，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永遠記得這個日子——這天早晨六點多鐘，我還在睡夢中，突然接到文能的電話，他很沉郁地說了一句：“鐵生走了。”我心頭一悶，沉默了好長時間才問：“什么時候走的？”文能說：“凌晨三四點鐘，就在兩三個小時前。”我又憋了一會兒，突然冒出一句：“寫作真他媽的沒意義！”文能說：“不，生命無常，更要寫作。”

這天上午，我把自己關在書房里，盡力讓自己的心平靜下來，為鐵生念佛，這是我唯一能夠為鐵生做的。下午，我從書架上取出《務虛筆記》，開始重讀。這不僅是一部杰出的小說，也是一部杰出的思想史和心靈史。鐵生是用生命來寫作的，而他所寫的，又大都是關于生命和生死的深刻思考！鐵生辭世時，才五十九歲。

至今，鐵生那溫和而又剛毅、曠達而又執著的面容，仍常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