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關于梁斌的討論，多集中在他的《紅旗譜》等經(jīng)典作品中，關聯(lián)點圍繞其創(chuàng)作中的民族性特征展開，認為古典白話小說的深度浸染，是作家文本藝術魅力生成的關鍵所在。對于梁斌接受外國文學或文化影響的相關研究，成果并不多見，尚有繼續(xù)延展的空間。實際上，自少年求學開始，梁斌便開啟了對外國文學的吸納。中外文學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與俄蘇文藝的雙向激發(fā)，帶動了他的寫作，對其創(chuàng)作生涯產生了持續(xù)性的影響。

對外國文學的接受途徑

梁斌對外國文學資源的接受大致可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接受情況是時代文化氛圍的整體性影響。從他對同學遠千里的回憶文章中，可見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等俄蘇作家在彼時文壇享有影響力與號召力，為追求進步的青年人所企慕。還有德國作家歌德、美國作家辛克萊等，其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均進入高峰期，《少年維特之煩惱》《屠場》等作品廣泛流傳。青年時期的梁斌正是在這樣的文學風潮下接觸到諸多世界名作，并受其精神的熏陶，加深了對文學中浪漫主義的理解，進而接受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觀念。

第二種接受情況來自課堂學習及老師引導。在高小預備班時，梁斌便從一位姓宋的老師那里偶然發(fā)現(xiàn)一本關于蘇俄新經(jīng)濟政策的著作，由此第一次接觸到“蘇俄”二字，有了印象式的認知。也是在這一時期，他在老師那看到一本日本共產黨人談論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講稿，認真進行了細讀。在保定二師學習時，梁斌的國文老師叫周永言，他對于梁斌文學觀的樹立非常重要，曾給梁斌講魯迅的小說，談20世紀30年代的革命文學，還介紹了日本現(xiàn)代文學特別是左翼文學。梁斌印象最深刻的是周老師講授日本女作家平林泰子的短篇，內容有聲有色，四座無聲。按照作家的自述，他走上文學道路，并形成專屬的創(chuàng)作風格，自是深得周永言老師的影響。

第三種接受情況是梁斌主動對外國文學的涉獵。學生時代的梁斌閱讀方向非常明確，就是要讀革命的書，不讀那些風花雪月、戀愛小說之類，這對培養(yǎng)文學修養(yǎng)和革命情操大有好處。就革命書籍而言，除了中國作品外，他首推俄蘇文藝作品，自發(fā)閱讀了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靡維奇的《鐵流》、富爾曼諾夫的《夏伯陽》、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梁斌把“二師”時代認定為自己“革命的搖籃”，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他立志要做一位革命家、著述家。20歲到北京后，梁斌在圖書館繼續(xù)耽讀俄蘇文學，重心落于經(jīng)典作家，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普希金等。

俄蘇文藝的重要影響

梁斌坦承，正是與俄羅斯文學的相遇，才使他的文學素養(yǎng)得到提升。他多次閱讀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托爾斯泰的《復活》更是被他連讀三遍，如醉如癡。值得注意的是，讀了《復活》之后，梁斌說他的收獲是理解了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但更大的收獲在于，他能夠理解人道主義卻不全盤接受這種人道主義。因為他以戰(zhàn)斗唯物論者作為主體建構的目標，故而對人道主義既有認同之吸收，也有理解之揚棄。

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河上肇的《政治經(jīng)濟學》、北條一雄的《社會進化論》等經(jīng)典，也被他高度重視、深徹研究。這些書籍切實改造了作家的世界觀。用梁斌的話說，讀了這些書，他才懂得革命文學，才下決心要做一個革命作家；讀了這些書，支持了他寫文章，也支持了他在戰(zhàn)爭年代工作中的觀點、立場與方法之形成。

在邊區(qū)文聯(lián)工作時，梁斌購買了巴爾扎克的《貝姨》和《歐也妮·葛朗臺》，也研習過盧梭的《懺悔錄》，足見他對世界文學的開放態(tài)度。不過，從主體影響而論，梁斌多次表示是“蘇聯(lián)革命文學和俄羅斯文學培養(yǎng)了他”。這種滋養(yǎng)和啟示究竟對梁斌的創(chuàng)作起到了何種作用，一直以來，研究界的關注似乎還不夠集中。如果根據(jù)梁斌的會議發(fā)言、創(chuàng)作談、傳記類材料進行綜合分析，那么這種作用至少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第一，蘇聯(lián)文學中的革命戰(zhàn)斗精神和英雄意志力施以作家的間接影響。1933年，《大公報》刊載了梁斌的新詩《黎明之前》。據(jù)作家說，他在青年時代曾有一段作新詩的經(jīng)歷，在戰(zhàn)爭時期也寫過一些作品，受限于艱苦的斗爭環(huán)境，留下的僅有幾首，其中就包括《黎明之前》。詩中寫道：“時代的青年們呀！/以熱血代替著葡萄美酒，/頭顱與白骨堆成山河的奠基；/讓我們推動著/時代的巨輪前進——怒吼！”鮮明的主題意識，明確的時間感，極富情感表現(xiàn)力的語言，都具有典型的馬雅可夫斯基風格，同位對應了蘇聯(lián)革命文學樹立英雄形象、傳承戰(zhàn)斗精神等典型要素。蘇俄文學之于梁斌，如同一面藝術的濾鏡，又像是一位理論的導師。

第二，蘇俄創(chuàng)作理論或觀念對作家的指導，主要見于兩端。一是經(jīng)典作家創(chuàng)作論的指引。梁斌曾說自己開始創(chuàng)作時，沒有機會上高中和大學，只讀過兩年中級師范。當時，輔助他創(chuàng)作的僅有兩本小冊子，均為高爾基和托爾斯泰教習青年作家寫作的讀本。這兩本小冊子都著重談到，文學青年要好好積累生活，準備幾個記事本，一個記錄人物、形象、性格等素材及故事、情節(jié)、景物等片段，一個專門記錄人民群眾活生生的語言。梁斌注重平時的積累與記錄的創(chuàng)作習慣，正是由此確立的。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對其組織劇社工作、編排話劇的導引。他認為，這一體系與地方化路徑結合，“解決了人物性格及典型化，也解決了長篇的結構，解決了民族氣魄及民族風格問題”。新時期之初，梁斌再次談到話劇問題時，認為在“兩結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之外，浪漫主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依然是有指導效力的，可見這一理論對其浸染之深。

第三，外國文學經(jīng)典對梁斌創(chuàng)作，特別是《紅旗譜》的直接激發(fā)。如《紅旗譜》的開篇，就是從蘇聯(lián)小說《成吉思汗》學來的。作品中有“平地一聲雷，震動了草原”一句，寫成吉思汗的騎兵抵達歐洲后的場面，令梁斌印象很深。他便把這句話改寫為《紅旗譜》的首句，并在創(chuàng)作談中以此為例，說明語言的概括性之重要。同時，《紅旗譜》開篇還借鑒了美國作家辛克萊《屠場》開頭的手法與結構。如果不了解這些，當我們看到“平地一聲雷，震動鎖井鎮(zhèn)一帶四十八村：‘狠心的惡霸馮蘭池，他要砸掉古鐘了’”時，便很難意識到其間蘊含的域外文學信息之豐富。

揚棄“模仿”，注重“創(chuàng)造”

創(chuàng)作《紅旗譜》期間，梁斌還參考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高爾基的《母親》、綏拉菲靡維奇的《鐵流》、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多部作品，由此可觀世界文學對作家創(chuàng)作的綜合性塑造。在以往的閱讀和研究中，我們往往矚目于作家對古典小說的借鑒和對群眾語言的再現(xiàn)，推崇他作品內的民族化元素。對于“民族化”，梁斌的理解則更為深入。他謀求建構的民族氣魄和民族化風格，以及一直想要書寫的地地道道的中國的書，需要汲取的營養(yǎng)既來自《水滸傳》《紅樓夢》，也來自《戰(zhàn)爭與和平》《毀滅》。這番認知，彰顯了他的文學造詣和文化視野。

梁斌對外國文學資源的接受與借鑒，有著一個發(fā)展變化的過程。起初是語體形式上的，作家受翻譯文學的影響頗重。如短篇《夜之交流》，在他看來“連結構語言都是洋化的”。隨著創(chuàng)作觀念的成熟和實踐的延伸，他才切實意識到需要創(chuàng)立專屬自身的話語，才有可能走向成功，因此自覺揚棄“模仿”，轉而注重“創(chuàng)造”。無論是外國文學還是中國古典文學，于他而言都是可資學習的材料，而他需要做的，則是根據(jù)雕琢人物故事的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資源中各取所長，將其自然化為自己的語言。從依賴外國文學技法到主動的語體建構，梁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影響的焦慮”，提升了民族化寫作的藝術純度。

圍繞對外國文學的閱讀和借鑒情況，梁斌已在諸多回憶性文字中形成了累加的論述，也為今人留下了充足的再闡釋空間。就此問題繼續(xù)推進，可以引發(fā)出梁斌寫作中的世界文學影響因素、梁斌對蘇聯(lián)文藝的接受與轉化、梁斌的海外出訪寫作與風景美學建構、梁斌的自我經(jīng)典化意識等諸多大小不一的話題。沿著這些路徑重讀梁斌，或許能有一番新的收獲。

（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