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狗陣》劇照

電影《斗?！分械摹澳膛！?、《老炮兒》中的“八哥和鴕鳥”、《八佰》中的“老鼠、白馬和孔雀”……這些動物不僅是導演管虎所執導影片中的重要角色，還通過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互動，對動物性、人性進行雙向的隱喻建構，構成其電影獨特的敘事策略與觀照視角。日前上映的新片《狗陣》，在今年的戛納國際電影節上獲“一種關注”大獎，片中的動物演員小辛獲“狗狗金棕櫚評審團大獎”。該片延續管虎一貫的“動物敘事”策略，這一次他把敘事視角轉向對個體生命的觀照，將動物原始的本性沖動和生命力融入到人的生存與精神狀態中，以更加真實、深刻的表達力度觸及大時代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與精神救贖。

管虎在相繼完成《八佰》《金剛川》等宏大敘事的歷史題材主流商業影片后，結合個人的生命歷程與社會思考，在《狗陣》中再次把鏡頭聚焦到城鎮的邊緣人身上。故事講述了地方劇團的風云人物二郎，因過失殺人而鋃鐺入獄，2008年回到西北小鎮，“歸去來”的他變得沉默寡言，迫于生計加入到打狗隊，意外與一條黑狗從敵對試探到互相救贖，并從黑狗身上汲取到頑強的生命力和溫情的情感慰藉，帶著這股精神力量“再出發”，開啟人生新旅程。與管虎同為“第六代”導演的賈樟柯和張楊在片中特別出演，他們的集體現身以及對小人物眾生相的描摹刻畫，共同反映出這一代電影創作者對被裹挾在時代洪流下底層人物的生存形態和精神狀態的持續關注與時代表達。

在《狗陣》的影像書寫中，導演塑造了多個承載意義的符號，并對其進行不同層次的意義編碼。影片通過對“狗”這一極具隱喻和象征的能指符號，對其背后的精神內涵賦予特定的文化所指和社會意義。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認知中，“狗”這一形象代表的是忠誠、陪伴，直接對應“善”的文化價值所指。然而，片中隨處可見、體型種類不同的流浪狗，因主人們的向外遷移而慘遭拋棄，它們群聚在一起組成“狗陣”，一方面在原始的自然戈壁空間里面，生猛地飛撲到行駛的大巴車上，導致大巴翻車；另一方面在小鎮的社會空間里面，隨處可見甚至泛濫成災，影響當地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則又建構出“惡”的社會價值所指。與之互為映照的是：那些因為搬遷而把“忠誠的朋友”遺棄在當地，以及以耀叔為核心的打狗隊員，表面是維護地方治安與發展的“執法者”，實際卻是把狗私自倒賣的“違法者”，以“善”的行為偽裝“惡”的人性，通過善惡之辨，最終指向對人性的深刻批判。

電影《狗陣》中，主人公二郎與黑狗之間的人物設定，采用我國古代神話與傳奇故事“二郎神”與“哮天犬”的敘事文本，彼此構成一種象征性互文，并產生三個層面的敘事意義。首先，在人物塑造與關系互動上，神話故事中的“二郎神”的形象多表現為“三只眼、哮天犬和三尖兩刃刀”，“哮天犬”則是黑色的中國細犬；片中二郎的名字以及黑狗的品種、體型從外在形態上與前者進行了有效呼應。其次，在人物主體性和價值建構層面，不同于以往將動物視為認識人與自然、凸顯人的精神品格的邊緣性書寫，《狗陣》中的“動物敘事”把人與動物置于同等的生命主體，通過二郎對黑狗的生命拯救，強調了動物的主體性和獨立價值，在其身上賦予“人性”的勇敢與堅毅品格，不僅在洗漱吃飯、彈吉他、騎摩托等日常生活中伴其左右，甚至在二郎被胡老板帶人群毆的時候，縱身一躍破窗而入，拯救孤軍戰斗的二郎。黑狗作為一種他者的力量，突破了傳統人與動物的二元論結構，進一步解構了人類中心主義，在強調動物主體價值的社會意義。第三，在文化意義表征層面，“二郎神”和“哮天犬”屬于天界的“神”，承擔著維護神界以及神、人之間社會秩序的責任。影片中的二郎和黑狗則以“破局者”姿態，不斷挑戰當下社會規范與秩序。作為打狗隊隊員，二郎非但沒有為了逐利大肆捕狗，而是借各種機會進行解救，以維護其自身的生命自由以及與主人間的情感聯系；二郎非但沒有把黑狗賣到狗場，還給黑狗辦理證件，將其身份合法化。二郎與黑狗以超強的生命意識顛覆社會現實秩序，并進行重構，不僅維護了自我的生存權利，也實現了內心精神世界的重構。

管虎用冷靜、克制的鏡頭語言，用大量的中遠景勾勒出西北偏遠小鎮的荒蕪、頹敗、孤寂，人與動物完全沉浸在這個“空的空間”場域中，更加凸顯生命的渺小，以寓言性的鏡頭語言訴說二郎與黑狗困在其中的孤獨和掙扎。如果把對社會關系的思考嵌入到空間的建構中，那么空間成為了權力的容器，規訓了人的時間和身體。在這樣一個封閉空間中，二郎兩次騎著摩托車想要跨越城鎮的邊界，但都失敗地摔在了交界的溝壑中，這也印證了二郎剛出獄時警官朋友對其的“勸戒”：不要超越這個邊界。影片中，二郎的父親看守的動物園，可謂是動物意象的集體表征：困在籠子里失去野性和獸性的東北虎，正如出獄后的二郎在社會規訓下的無所適從；那只掙脫籠子尋求自由的灰狼，雖然“缺席”，但卻存在為二郎內心向往自由的欲望與精神“在場”。而超級天文現象——日全食的出現創造了一個超現實時空：動物園的鐵籠被打開，老虎、孔雀、猴子氣定神閑地游走在街道、飯館以及居民的家中，這種真實與想象并存的空間，通過壓抑的情緒、幻象的欲望進一步建構出管虎對人和動物掙脫社會規訓的牢籠，得以實現“再出發”的情感投射與想象滿足。

管虎作為擅長在電影影像表達中構造“動物敘事”的代表，在影片《狗陣》中將人、動物、社會巧妙地勾連在一起，把二郎與黑狗的角色特點和人物命運放置于現代化社會轉型進程中，對小人物在社會生存中薄弱的生命力以及殘缺的人生困境予以人文關懷和精神觀照。導演把重點放在人與動物的雙向敘事書寫上，而在二郎與父親、與舞者葡萄等人物關系的建構上缺乏足夠的邏輯性和故事性。這些底層人物的失語、漂泊狀態在精神書寫層面還有較大的敘事空間，且“動物性的人”的生命意識也未能夠對轉型中頹敗、落后的鄉土社會給予精神救贖與生命力的意義建構，為些許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