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人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越努力，越討好，卻又越自我否定。渴望把自己視為不被身份議題綁架的“我”，卻不可避免被當作某種身份的代表，而非個體去看待。美籍韓裔作家凱茜·帕克·洪發現，這些現象反復出現在亞裔群體中。從拒絕被身份敘事綁架，到直面從個人到集體的復雜敘事，洪把她的思考結晶收錄在了《少數派的感受》。

何謂少數派的感受

2021年，《時代》雜志評選了年度百大影響力人物，洪位列其中。她身兼散文家、詩人、教師等身份，憑借《少數派的感受》，獲得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大獎，入圍普利策獎決選。在不熟悉她的人看來，這不過是又一個亞裔美國夢敘事的名字符號，但洪在這本書中擲地有聲地向刻板印象發起挑戰。她讓亞裔的生命體驗變得具體，也精確地闡釋了何為彌漫在亞裔群體中的“少數派的感受”。時至今日，亞裔在美國依然遭遇著“溫情脈脈”的歧視，而少數派之間的團結卻艱難而易碎。

這本書并非一板一眼的學院派論述，而是由七篇文章組成——每篇文章談論一個主題，其共同點就在于“少數派的感受”。書中陳述的少數派表面上是指亞裔美國人群體，但考慮到作者也花費了不少篇幅談到非裔等群體，因此，作者所說的少數派既是一種身份，也是現實處境——是那類因為不在社會主流，被上位者的規則左右，遠離故鄉又在新的生活之地感到疏離，因此被羞愧、焦躁、自我懷疑等感受糾纏的群體。

“少數派”覺得自己是凹陷的，是給其他人提供形狀的傾角。批評家Jia Tolentino在評論此書時舉例：“在電影屏幕上看到一張亞洲人的臉，并準備好聽到充滿刻板印象的笑話。”另一種感覺是：“和白人同學一起吃午飯，把社交場合看成是一個浮雕……”少數派感覺包括一種缺乏感，它根植于羞恥。這種羞恥來自于政治，也來自身份危機導致的自我嫌棄。洪注意到亞裔美國人在種族和資本等級制度中處于一種矛盾位置——這種矛盾容易滋生出羞愧。作為一名亞裔美國人，她想象自己是一個“恥辱的狗錐”，一個“恥辱的尿壺蛋糕”。“我的身體定期被撒尿，而身體的主人盡職盡責地將尿液的氣味降到最低。”

我在為誰而寫作？

在書中，從個體經驗出發，洪追溯了自己和父輩的遷徙經歷。她的父親來自韓國首爾郊區。1965年，美國廢除“種族來源限額制”，代之以制度上更公平的全球限額制。于是，一大批亞洲人來到美國，洪的父親也在其中。他搬到洛杉磯的韓國城，推銷人壽保險和干洗用品。1992年，韓國城因為族裔問題爆發了“洛杉磯騷亂”。當年那里的草根、動蕩、混亂的環境，讓凱茜·洪印象深刻。

洪做過脫口秀演員，也寫詩歌，對藝術實踐有頗多真切的觀察。洪觀察到：亞裔作者普遍渴望自己的寫作不被亞裔這個身份捆綁。他們擅于寫來自故土的故事，但如果他們的寫作被視為亞裔敘事的典型拼圖，他們會潛意識里感到抗拒。洪本人也思考這個問題。她的寫作毫無疑問贏得了精英白人群體的認可，她的成功被視為美國多元化勝利的注腳，但她寫道：“即使宣布我是為自己寫作，也仍然意味著我是在為我的一部分寫作，而這一部分想要取悅白人。”

洪意識到，這種急于將亞裔身份排斥，標榜大寫的“我”的姿態，內在也源于亞裔作者常見的對于自我身份的厭棄。而她敏銳地發現，在她的生命經驗中，那些最急于將自己的寫作與種族剝離開，以避開身份主義詮釋的，往往都是亞裔。

亞裔在市場與政治中求平衡的困難早已有之。比方說：在張愛玲赴美的20世紀中期，有人建議她模仿擅寫中國女子和白人情愛的韓素音，寫些討好美國市場的文字。張愛玲想在市場與個人追求之間找平衡，從《北地胭脂》到《少帥》，乃至并未出版的《僵尸車夫》（Corpse Driver）和《孝橋》（Bridge of Filial Piety），進行過多次嘗試，終未取得媲美上海時期的反響。

翻譯家劉紹銘研讀過大量的張愛玲英文作品。他認為問題出在“口語和idiom（俗語、方言）的運用上”，張愛玲的英文不是“出娘胎后就朝晚接觸到的語言”，她寫的口語對白令母語讀者“聽來有點不自然”。

但另一方面，這恐怕也跟張愛玲不愿完全迎合異國讀者的東方主義癖好有關，否則以她的才能，如果真的徹底放下身段，要寫那類小說并非難事。

白人特權和“壞男孩”

我在為誰而寫作？亞裔創作者更為焦灼地被這個問題困擾。洪從自身實踐和文藝批評的方向來回應這種焦慮。她評論塞林格、王鷗行、裘帕·拉希莉等作家，指出《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擁有的白人特權。洪表示∶霍爾頓對童年的執念令她感到陌生，因為她曾希望自己的童年越快過去越好，但為什么霍爾頓不想長大？對于許多亞裔女性來說，童年是更加危險而壓抑的險灘。

洪也指出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壞男孩”形象。在美國，許多藝術家以反抗權威的壞男孩形象出道。但倘若是出生在中產及以上家庭的男孩，這種反抗大多是一種姿態。由于他實際上處于父權社會得利者的身份，壞男孩的越界得以規避風險。相比之下，如果一位亞裔女性

背離美國主流社會對她的刻板印象，如果她的越界、冒犯打破了那個溫順、乖巧、自我忍耐的亞裔形象，她可能遭遇的懲罰遠遠比白人壞男孩要巨大。

在對于藝術家的論述中，《一位藝術家的肖像》尤為值得閱讀。洪記錄了一個名叫特蕾莎·車學敬的亞裔詩人，并深入研究了她的遺作。車遭遇強奸和謀殺，她的死亡在當時遭到社會的冷處理。從詩人的生平到其創作實踐，洪再現了車學敬的生命軌跡。她問朋友∶“為什么當時沒有媒體報道車被強奸和謀殺的案件？”朋友說∶“如果她是來自上西區的年輕白人藝術家，那新聞報道肯定到處都是。”

洪引用了亞太性別暴力研究所的調查，指出“亞裔美國女性報告的性侵比例最低，還有一項報告完全排除了亞洲女性，因為‘樣本數量太少’”。洪由此強調，在她的成長過程中，女性失蹤或發瘋的故事比比皆是，但許多都消失于無聲。它們被一種“家丑不可外揚”的文化掩蓋下來。

披著糖衣的歧視

由個體到整體，在論述亞裔在美國的普遍遭遇時，洪也談到了兩個方面：其一，美國社會善于用看似平等的多元化策略來美化對于少數族裔的歧視。其二，自我厭棄與習慣討好是亞裔常會具備的社會習性。亞裔常常付出巨大的努力，做事小心翼翼，尤其善于自我反思，卻仍未得到真正平等的尊重。

即便是能力優秀的亞裔“模范”，在美國也會遭遇隱秘的歧視。《少數派的感受》讓我想到學者黃運特對于亞裔演員黃柳霜（1905-1961）的研究。黃柳霜出生于洗衣工家庭，依靠自身努力成為舉世矚目的電影明星。美國人著迷于她美麗的亞洲面龐，讓她出演符合“東方主義想象”的亞洲角色。但黃運特指出：“其時，美國法律規定，白人與有色人種演員不能在屏幕上接吻，于是她只能演配角。好萊塢在迎合社會對華人的偏見，她通常只能飾演被丈夫拋棄的女人、色情的蒙古奴隸、傅滿洲的女兒、心腸狠毒的龍女、白人始亂終棄的黃種嬌娃，還有出賣肉體的妓女。”黃柳霜最終酗酒而亡，年僅56歲。

當美國人需要符合刻板印象的亞裔來充當角色、彰顯自己的多元與包容時，一些亞裔演員能夠得到機會。但諷刺之處就在于，他們需要順應刻板印象才能得到角色，而這恰恰證明了歧視的存在。這種多元敘事的精明就在于“我可以分給你，但不能太多”。于是你注意到，掌握分配權的仍然是白人掌權者；而亞裔在這一席盛宴中分得小小蛋糕的前提，在于——你不能破壞我制定的秩序。

洪用一句話形容了亞裔的處境：“我們生活在一個更柔和的圓形監獄里。”亞裔比別人更努力，卻更抑郁；向往輕松快樂的生活，卻總是陷入緊繃與苦惱；身處在優績主義中渴望得到認可，卻比白男更容易自我懷疑。

于是，由于太多亞裔乃至亞洲人對此心有戚戚，楊紫瓊和關繼威在第96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遭遇才被亞裔熱議。小羅伯特·唐尼兩次無視主動致意的關繼威，轉而與兩位白人男演員互動。楊紫瓊原定為艾瑪·斯通頒發最佳女演員獎，現場卻遭詹妮弗·勞倫斯“接過”獎杯——后者希望代替楊紫瓊來為好友頒獎。不約而同的是，關繼威和楊紫瓊都在頒獎禮后大度地為白人“朋友”解圍：一個大方曬出與唐尼的合照；一個為艾瑪·斯通和詹妮弗·勞倫斯進行解釋，并且主動道歉。如果說后者之間是好友還情有可原，那唐尼事后拒不道歉的姿態，以及在此事中亞裔演員率先道歉的行動，其實更加值得玩味。

因為，倘若我們對權力場域有基本的敏感，處于下位者、從小到大接受忍讓教育的亞裔，其實會相比起白人更傾向于反思自己的問題，更加無意識地在現場扮演維持溫和秩序的角色。相比之下，黑人更具斗爭意識已成常態，而白人中的“進步派人士”雖然也樂于把反思掛在嘴邊，但他們的反思前提是自己仍站在優勢地位，而不同于亞裔群體中常見的——被羞辱，被歧視，卻又從自己身上找問題。

為什么說美國白人對于亞裔是一種披著糖衣的歧視？亞裔又為何欠缺像黑人那般團結而有力的抗爭？《少數派的感受》探討的正是美國亞裔的復雜心境。洪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說負債累累的亞裔移民認為他們的生活多虧了美國，孩子們則認為，他們的生計多虧了父母所受的苦難。因此，負債的亞裔美國人是理想的新自由主義的主體。”

雖不全面，但夠辛辣

洪這本書是詩人的散文筆法，短兵相接，珠玉落地。但如果要從更系統的角度考察亞裔的遭遇，尤其是涉及亞裔內部的細分討論，這本書就不是合適的選擇。《少數派的感受》更像是自我剖析、情緒診斷、文藝批評與調查報告的結合。這本書不算全面，但在具體論述之處足夠辛辣。洪擅長在看似不相關的事物中找到內在的聯系，比如脫口秀、越南按摩技師和一個被冷處理死亡的女藝術家。

此書很適合跟詹姆斯·鮑德溫的《村子里的陌生人》對讀。讀完后你會發現，凱茜·洪和鮑德溫，一個思考亞裔處境，一個鍥而不舍地討論黑人狀況，在對于復雜議題的敘述上有著驚人的相似。

而本文也不妨用鮑德溫的一段話作為收尾∶“哪怕再好的準則，都可能需要修正，甚至被生活的要求粉碎。因此，一個人必須找到自己的道德中心，穿行在人世時，希望這個中心能夠正確引航。我認為，我有許多的責任，但最大的責任莫過于此:正如海明威所說，活下去，完成我的工作。我想做一個誠實的人，做一個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