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作家的傳記，”W.H.奧登宣稱，“一般都廢話連篇，格調也經常低俗。作家是一位創造者，而非實干家。當然，有些作品，或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全部作品，都源于作家的個人生活經歷。但是，了解這些原生態的素材，并不能幫助讀者從作家精心準備的文字盛宴中品嘗出其獨特風味。除了他自己、他的家人和朋友，作家的私人生活與任何人無關，而且也不應該產生關聯。”

奧登在人生暮年寫下了上述文字，這其實是他多年來一直秉持的觀點。他甚至提出，大多數作家寧愿匿名出版自己的作品，這樣讀者就不得不專注于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家。他尤其反對出版或引用已逝作家的書信內容，聲稱這種行為并不光彩，無異于趁當事人不在房間時偷閱他的私人信件。至于文學傳記作家，他公然給他們貼上了“自稱為學者的八卦作家和偷窺狂”的標簽。

基于此，以下事件的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奧登在1973年9月離世后，他的文學遺產受托人公布了他的生前訴求，要求朋友們“看完”他的信件就燒掉，不要留存任何信件，也決不要向任何人展示這些信件。奧登本人曾在去世前不久向其中一位文學遺產受托人解釋過原因，聲稱這是為了“杜絕傳記的產生”。

在奧登離世后的幾個月里，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燒毀了他的一兩封信，大多數朋友選擇保留手中的信件，有些人將信件捐贈或售賣給了公共機構收藏。與此同時，他的許多朋友非但沒有采取措施阻止有關他生平的書寫，反而紛紛撰寫了與他有關的回憶性文字（出現在各類書籍和報刊上），這為傳記作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乍一看，他們似乎踐踏了奧登的遺愿。但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奧登實際上對此采取了一種教條式的態度，這種武斷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往往不會反映出他的全部看法，有時候甚至會自相矛盾。

誠然，他經常抨擊文學傳記這一體裁，但在實際操作中又出現了一些例外情況。他幾乎總是津津有味地品讀此類作品，為自己的毫無原則找尋各種各樣的借口。他說過，我們需要一本蒲柏的傳記，因為他的許多詩作都源自特定的事件，只能仰賴于傳記來答疑解惑；我們需要了解特羅洛普的生平，因為他的自傳遺漏了很多信息；我們需要知曉瓦格納的生活，因為他是一個怪胎；至于閱讀杰拉爾德·曼利·霍普金斯的傳記，那是因為他與藝術之間存在一種跌宕起伏的浪漫關系。換言之，奧登的“杜絕傳記”之原則，恰如他的文學遺產受托人愛德華·門德爾松所言，“靈活機動，隨時可以被放棄”。

他對作家書信的態度亦如此。他通常友好地評論公開出版的作家書信集，只有當這些書信里的私人性內容僅僅關乎作家個人，而對理解其作品無甚幫助的時候，他才會提出批評。他自己編輯出版了梵高的書信集，要不是別人搶先一步的話，他可能會出版西德尼·史密斯的書信集。至于他自己的信件，他生前已經允許人們在學術書籍以及類似的作品中進行大量引用了。

事實上，他還留下了很多自傳性作品。他曾宣稱：“任何詩人都不應該寫自傳。”然而，他的不少作品里都帶有個人生活的印記。在他的詩歌作品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數不勝數的自傳性段落，還可以發現有些詩（包括他最長的兩首詩《致拜倫勛爵的信》和《新年書簡》）大體上就是自傳性書寫。在他的散文作品里，我們也可以找到他對生活中的各類重要事件的評述。到了晚年，他允許記者前往他的紐約寓所和奧地利的消夏宅院拜訪他，準許他們發表那些顯而易見地透露了他的生活細節的采訪稿。

這些都為傳記作家提供了充足的發揮空間。那么，奧登到底會不會同意有關他的傳記誕生呢？

或許可以如此解讀，由于他是一個“行動的人”，他的生活本就豐富多彩，值得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下來。這是他接受傳記的理由，不過，還有一個附加條件。他寫道：“如果藝術家的生活足夠有趣，那么他的傳記也是可以存在的，前提是傳記作家及其讀者能夠意識到此類記述與藝術家的作品毫無關系。”

當然，這一點讓我們回到了奧登對作家傳記的不敢茍同。但是，他曾補充道：“相反，我倒劍走偏鋒地相信，他的作品可能映射了他的生活。”

（本文為《奧登傳：穿越焦慮時代》前言《奧登與傳記》)

《奧登傳：穿越焦慮時代》，[英]漢弗萊·卡彭特著，蔡海燕譯，明室｜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