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但是長久以來，我們對他的研究幾乎停留在《南行記》上，除此之外，新的東西并不多。其實，艾蕪還有其他描寫四川鄉土的小說、詩歌等作品，最近還有新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僅就《南行記》本身，也還有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東西。

首先，《南行記》對于艾蕪來說意味著什么？

有學者從左翼文學的角度切入，強調對于非文化中心區域的鄉土的發現，也有將《南行記》中的人物與巴蜀鄉野氣質聯系起來，我覺得都有點似是而非。這部作品是鄉土文學不假，但不是一般意義的中國鄉土，而是“非典型”的鄉土，在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中國鄉土文學序列中，看不到它的脈絡。

中國典型的鄉土小說從1920年代開始，基于進城的知識分子對于傳統封閉、封建的農村的反思、批判，當然也不乏某些懷舊，有王魯彥式的鄉土，有廢名式的鄉土，也有沈從文式的、魯迅式的，后來有蕭紅式的，各有不同。而艾蕪與他們都不相通，不是巴蜀版的鄉土，而是跨出巴蜀、跨出中國邊界的異域的鄉土，異質性、距離性是《南行記》的最大特點。

那么，為什么有這種異質性呢？或者說，這種異質性究竟是針對什么而言的？為什么一定要存在這種異質特點？這是《南行記》的內在意義。在我看來，是一種關于當下生存的突圍和掙扎。

談到現代四川作家與巴蜀文化的關系，似乎沙汀式的冷靜的自省最引人注目。艾蕪在抗戰回川之后，也出現了向沙汀靠攏的趨向，不過，僅就作家個體選擇的獨特性來說，我們絕對不能忽視他的《南行記》。那么，滇緬邊地的這番南行景象是不是就與巴蜀文化毫無關系了呢？當然不是。重要的是，我們如何來看待這種關系。在我看來，艾蕪的《南行記》敘寫了一出人生的傳奇。但是，他本人南行的初衷卻并不僅僅是為了尋找遙遠地域的奇聞趣事，而恰恰是對巴蜀生存環境的有意識、有目的的反抗。艾蕪在他的自傳里曾生動地描述過南行前的心境，他在《我的青年時代》中說，自己“仿佛一只關久了的老鷹，要把牢籠的痛苦和恥辱全行忘掉，必須飛到更廣闊、更遙遠的天空去一樣”，只有離開，“才能抒吐胸中的一口悶氣。”為此，艾蕪以詩明志：“安得舉雙翼，激昂舞太空。蜀山無奇處，吾去乘長風。”堅定的去意一覽無余。當然，我們也可以繼續找出其他的“離家”原因，如對個人包辦婚姻的逃離，對工讀生活的計劃等等，但無論怎么說，“南行”就這樣被艾蕪當作了擺脫此時此刻蜀中沉悶、痛苦和恥辱的選擇。可以推想，在這種心境之中南行，他必定會努力去發現巴蜀生存方式的對立面，發現一個與蜀中“牢籠”式的生活根本不同的新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說，不管艾蕪是否意識到，他的創作都已經與巴蜀文化連接了起來，當然這不是一種徑直的對接，即不是巴蜀文化讓艾蕪繼承了什么，而是巴蜀文化的匱乏讓艾蕪努力去尋找心理的補償，去做文化的“填空”。巴蜀文化與艾蕪《南行記》的連接是曲曲折折的，或者叫作“逆向生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一向都不把《南行記》簡單納入到巴蜀鄉土文化的范疇內加以解讀，盡管像野貓子這類邊地強盜的強悍之氣也會讓人想起某些巴蜀人的性格。同樣作為西部文化的一部分，巴蜀與滇緬邊地的相似之處是存在的，但是盡管如此，從整體上看《南行記》，它仍然是艾蕪尋找“更廣闊更遙遠”的人生世界的結果，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讓艾蕪激動不已、最希望傳達的主要還是與巴蜀盆地迥乎不同的生存景觀。

同儒化色彩更為濃重的中國東部文化特別是江浙、北方比較，巴蜀作為偏僻的西部文化的一部分，保留了較多的野性和蠻性，但是同滇緬山區這樣的真正的荒野邊地比較，它終究還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地區之一，傳統中國文化對人們各種世俗欲望的扭曲在這里也同樣存在。在拋棄了仁義道德的面具之后，這些扭曲的欲望甚至還與西部的野性古怪地扭合在一起。野性與狡詐相連接，化作了人與人爭奪社會利益的工具。相反，在那遙遠的邊地，倒可能真正存在一種反世俗、反社會的剛健的人生，一種坦蕩、灑脫的人生，只有這里還流淌著真正的西部精神。

《南行記》最動人的魅力正在于此，無論是殺人越貨的強盜（《山峽中》）、喝酒吃肉的游方和尚（《七指人》）、讓人切齒的偷馬賊（《偷馬賊》），還是欺騙顧客的貨郎（《松嶺上》）以及偶然同行的旅伴（《荒山上》《我的旅伴》），他們都活得那樣瀟灑，那樣無拘無束、無牽無掛。殺人偷竊似乎是生存競爭的必要方式，而來自這些陌生的路人甚至陰冷的強盜的些許的關懷，反倒令人倍感親切。因為，他們的關懷是那樣真誠、那樣恰如其分，這也是一個與等級、與地位、與各種世俗關系無干的嶄新的生存世界。奔走在這個世界中的人們全憑自己的生命活力在生存、在發展，活得那么自然、那么率真，全無更多的世俗的算計，因為這里本來就沒有我們所看到的那種盤根錯節的世俗環境。這正如艾蕪在《我的旅伴》中所描述的那樣：“我們由裝束表示出來的身份，顯然在初次接觸的當兒，跟猜疑、輕視、驕傲、諂媚這些態度，一點也沒緣的。就像天空中的烏鴉飛在一道那么合適，那么自然。”這就是滇緬邊地的簡潔單純的人際關系，與巴蜀社會的文化生態大為不同。

對讀《南行記》和艾蕪抗戰以后接近沙汀風格的鄉土小說（那才真正是鄉土小說），將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從中我們將愈發懂得巴蜀生存的苦悶和壓抑，而生活在巴蜀的人們又是多么需要、多么羨慕那真正的強勁和坦蕩。艾蕪的《南行記》是理想的和傳奇的，但理想和傳奇同時也是對巴蜀文化的一種有意識有目的補償，當然，它同時也彌補了中國傳統文化匱乏的部分。

所以說，《南行記》式的突圍體現了內陸文學尋找自我的一種新的可能，即反叛中的歷史建構。

學界普遍認為，文學區域特色就是一種歷史傳統繼承發展的結果，這當然不失為一種方式，但是在四川我們也看到了另外的方式，即巴金式的、艾蕪式的。巴金的《家》寫成都，卻不止于成都，甚至有意識地消解了成都特色，他每一次論及成都、四川都不無隔膜，提出要走出去。這樣的表述常常出現在巴金的筆下：

“我偶然回到家鄉，聽到了一個家庭敗落的故事，又匆匆離去。”

“雖說這是我生長的地方，可是這里的一切都帶著不歡迎的樣子。”

“我好象一個異鄉人。”

“這不是我應該來的地方。愛爾克的燈光不會把我引到這里來的。”

“我很高興，自己又一次離開了狹小的家，走向廣大的世界中去！”

在1940年代的成都正通順街，巴金祖屋還在，但他卻說：“用留戀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這應該是最后的一次了。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尋覓什么。但是我所要的東西絕不會在那里找到了。我不會像我的一個姑母或者嫂嫂，設法進到那所已經易了幾個主人的公館，對著園中的花樹垂淚，慨嘆著一個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種的樹上的苦果，這是一個人的本分。我沒有跟著那些人走一條路，我當然在這里找不到自己的腳跡。”對于故鄉，他也說過：“成都正是寄生蟲和剝削鬼的安樂窩，培養各式各樣不勞而獲者的溫床”。

巴金是巴蜀文化離析出來的一個自由人，“哈立希島上的燈火”已不能喚回他遠去的腳步，他高興的是終于走向了“廣大的世界中”。那么，反叛鄉土的巴金是不是真的就和巴蜀沒有了關系？當然不是，他是以自己的突圍改變了區域文化的結構，最終產生了區域文學新的可能。

艾蕪也是如此。最后，艾蕪的“南行”揭示的是中國人走出邊界線的一種獨特的方式，他的南行之旅到今天依然是中國文化走出邊界的一種新選擇，這就是“一帶一路”的方向。可以說，這是特殊的中國文化通向外域的可能。除了近代以后在民族壓迫下產生的走向“發達國家”的通常模式，中外溝通還有沒有其他方式？其實，古代中國的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就是另外一種方式——主動選擇其他通道，通過周邊逐漸走向遠方。在今天特殊的國際環境中，我們又想起來艾蕪式的“出境”——中國式的溝通世界的模式，在這種選擇中，艾蕪就是現代以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最獨特的作家。

（作者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