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北村說到《山花》，“偏于一隅，卻卓然獨立，終成名刊，大放異彩。”

《山花》自誕生之際即參與了貴州當代文學的建構過程，一份好的刊物背后往往有著一位不凡的主編，時值《山花》改版30周年之際，通過對主編李寂蕩的訪談，探究為何《山花》能綻放出如此純粹的文學之花。

李亞蘭：在您的生活和工作中，《山花》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是否曾遇到過什么具有挑戰性的困難？

李寂蕩：《山花》占據了我絕大部分的時間，在八小時工作之余我也會約稿和處理稿件，下班后腦海中也依然是單位的事情，可以說我的工作與生活是混為一體的，而《山花》則占據了主要部分。我遇到最大的挑戰是最初擔任主編的時候，由于財政撥款少而雜志面臨資金短缺的困難。《山花》以前主要是靠創收來支撐的，但是我作為一介書生從來沒有拉過廣告，可以說那個挑戰于我而言非常巨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勝任這份工作。一個人無論文學素養有多高，也不管他理想有多大，沒有錢雜志是難以維系生存的，于是我開始學習跑廣告拉贊助以獲得資金，那是最艱難的一個階段也是我所遇到過的最大挑戰。

李亞蘭：您過往的經歷對您的主編生涯有什么影響嗎？

李寂蕩：我過往經歷對我的主編生涯影響很大。我學習的專業是歷史，母校長春師范學院是國家有色金屬總公司和吉林省合辦的高校，它主要由長春市和全國各地的學生組成，外省學生一般畢業后會分配到有色系統工作。我畢業后被分配到貴州萬山的子校，但去的時候礦山已瀕臨倒閉，甚至發工資都很困難，我很早就體會到了生存的艱難。后來我曾到海南務工過一段時間，回到鄉下老家后發現自己還有當初的文學理想，因為從小喜歡文學也有一個作家夢，便決定考研。對我來說只要生活上有保障就會覺得物質滿足了，經歷過那種巨大的孤獨和人生的迷茫與考驗后，我擁有了堅韌的性格，所以一般的困難很難打倒我。

正是經歷過那種巨大的困難，我能夠很好地面對和克服其他的困難。我覺得《山花》可能是全國最難辦的雜志之一，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它是一個品牌，正如西西弗推石頭一樣只能不停地往上推。辦刊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要維持一個品牌持續向上且不在自己手上辦垮就很難。

李亞蘭：您作為主編怎么看待《山花》各個欄目之間的關系？

李寂蕩：《山花》的欄目設置像其他很多刊物一樣有四大版塊：小說、詩歌、散文隨筆和評論。欄目之間的考量和關聯在最初設置的時候是仔細考慮過的，但不管是哪個欄目我們都盡量做到兩點：一是用稿重視名家，二是對新人的推舉不遺余力。雜志主要是兩個板塊——名家和新人，名家往往具備名人效應，但是對文學雜志而言，首先還是要關注文學的生長點，整個文學的發展還是要靠不斷有新人的新鮮血液加入以帶來新氣象。新人的寫作往往比較認真，他會把他的生活資源和激情都貫注在里面，如果推的新人他能得到很大的幫助，還有可能從此就走上作家的道路，甚至將來成為知名作家。比如上海作家甫躍輝，他的處女作小說就是《山花》發的，作家張楚的處女作小說也是《山花》發的，這對他們一生來說應該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對新人可謂非常重視。

我覺得寫作有兩個重要的向度，一個是生命的向度，一個是審美的向度，它一定是生命的表達，生命的審美化表達。如果你的寫作和生命關聯不大，那么你的文字就是沒有意義的，寫作應當表達生命的喜怒哀樂。

《山花》還有一個特點是它屬于雙重文本，其他雜志也會刊登一些作為裝飾用的美術作品，但是我們設置了一個欄目就叫“視覺人文”，曾邀請過川美的王林和中央工藝美院的大家參與進來，他們作為主持人推出了很多知名畫家、藝術家的作品。視覺藝術包括建筑、雕塑，甚至是園林。這是《山花》的一個特色——雙重文本，在雜志主體是文學的同時兼顧視覺藝術，且多為頂級的視覺藝術，比如曾參與進來的頂級畫家毛焰、張曉剛、方力均等。至于為什么要將二者集合在一起，視覺藝術和文字藝術并置在一起是否會顯得生硬呢？實質上我們的視覺藝術不少是先鋒的視覺藝術，和文學雖然形式不一樣，但同樣是對現實和生命的關注與表達。我們曾做過一期以日本美學中“侘寂”的時間表達為主題的園林展，文學中一個重要主題便是時間，而生命的最大主題也是時間，時間帶來一切的同時也在帶走一切。我翻譯的《喧嘩與騷動》，以及著名的《百年孤獨》《紅樓夢》等作品，你認為這些作品是否在表達相同的主題呢？它們在表達時間，在表達繁如夢，在表達轟轟烈烈的革命和刻骨銘心的愛情，最后都會猶如流水一般在時間中歸于虛無。“視覺人文”可以說是我們的一種開辟，尤其是美術方面。有時候畫家的先鋒嘗試是較為突出的，在這一方面他的作品和文學的指向本質上是共同的，只是形式不一樣，一個用文字語言，一個用色彩和線條，但它們關注的都是我們生命中的東西。

李亞蘭：在收稿到最終定稿的發表過程中，您認為主編在中間主要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在用稿和約稿的過程中您主要會考慮什么？

李寂蕩：一個雜志要有特點，它一定要體現出鮮明的個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雜志是編輯和主編共同的作品，他們怎么創造這個作品涉及到對雜志的定位，通過定位確定組稿的方向后繼而確定用稿的方向。

我覺得編輯的工作少量是肯定而更多是拒絕，是大量的拒絕。某些時候編輯是被人贊美的職業，但更多的時候也可能是被人詛咒的職業，因為作者發不了作品可能會有怨恨。編輯在中國幾乎都是作家，很少有純粹被當編輯培養的職業性編輯，一般寫小說的編輯會編小說，寫詩歌的編詩歌，但對于身為主編的我來說我是全面涉及的。我積極地鼓勵我們的編輯去組稿，加強和作家的互動關系，沒有互動和感情是很難約到稿的。雜志基本上是主編和編輯團隊的一個作品，他們的個性、審美、文學觀念、價值取向直接影響著刊物的風格。主編的編輯理念越鮮明，雜志的特點就越鮮明。我覺得雜志一定要有個性，就像作家的創作要有個性一樣，中國的文學雜志有很多，如果沒有個性和特色相應價值就容易打折扣。

李亞蘭：《山花》雜志始終對貴州的當代文學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果回顧《山花》一路的歷程，您認為一代一代的主編們所傳承下來的精神有哪些？

李寂蕩：《山花》到今年已經改版30周年了，在此之前它主要是作為地方性省級刊物發本省作家作品，但改版后我們主要面向全國而發本省的相對有限。但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山花》都一直是助力貴州文學發展和推舉貴州作家的重要平臺。《山花》改版后推出本土作者更高端也更有效了，我們還辦了“山花寫作訓練營”，推了大批“80后”“90后”作家。

《山花》一代一代的主編所傳承下來的精神，主要是一種敬業精神，干哪行就愛哪行，對文學的熱愛與敬重；還有就是一種面對困難的堅韌精神；不甘落后的進取精神。

李亞蘭：從《貴州文藝》改名的《山花》，如果用花朵來比喻，您認為這朵綻放在西南的山花，在這樣悠久的歷史縱深感下，它的根在哪里？

李寂蕩：要立足于時代和生存的這片土地，發展和你生存的土壤有密切的關系。我們的根是貴州也是全國，但《山花》它也是面向世界來辦刊的。所以說它的根是生命性、文學性，它一定要關注人類、生命，還有現實，這就是它的根。

李亞蘭：《山花》作為當代文學一部重要的文學刊物，怎么處理時代的主流方向和本身刊物的發展二者之間的關系？

李寂蕩：我們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存在于某個時代的，和時代關系都是密切的，肯定所有的刊物都要與時俱進。正如劉勰所言“興廢系乎時序”，文學在變化，它是隨時代而變化的，寫作的內容和文學的形式都與時代密切相關。文學肯定要關注時代，所有作家寫作都與時代有關而且是密切相關的，刊物也是如此。

李亞蘭：我們注意到《山花》的目錄頁是有英文版的，感覺和其他很多雜志不太一樣。

李寂蕩：這是《山花》的一個特色，在茅臺集團的贊助下，我們堅持了20多年向世界100所著名大學贈送《山花》，為了海外讀者能夠很好地了解刊物所以用了英文目錄，而且現在還在堅持。海外大多數著名大學的圖書館都收藏有《山花》，如果缺哪幾期他們會寫信讓我們補齊，比如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牛津大學等都有《山花》，這成為海外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窗口。《山花》有不少作品被翻譯成日文、德文和英文等語言而傳播到海外，泰國詩琳通公主還翻譯過《山花》刊登的中篇小說《哪一種愛不疼》，這也是體現中國文化自信，讓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個具體舉措。

李亞蘭：今年剛好是《山花》改版30周年，之后會有什么打算？

李寂蕩：將來我們希望《山花》文學獎能繼續堅持，《山花》的稿費再提升一些，想把《山花》的影響力再往高處提一檔，從而抵達更高的臺階。我的愿望是，《山花》還可以走得更遠。

李亞蘭：《山花》雜志作為貴州文學的重要代表性刊物，在西南地區乃至全國范圍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李寂蕩：我們和同行的關系都是比較友好的，比如聯網四重奏就是一個合作的典范。有時候我們也會資源共享，把我們的作者資源和其他刊物一起來分享，也向其他刊物尋求作者的資源。同時我們也在密切地關注其他雜志的狀況，比如說它發了哪些作品？設置了哪些欄目？它的取向是什么？因為雜志不是孤立發展的，還是要有一個參照和對比。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極力地強調自己的個性而突出自我特色。

李亞蘭：我們關注到您作為《山花》雜志的主編也參與了很多貴州籍文學新人的挖掘和培養。

李寂蕩：很多新人我們是從來稿當中選擇出來的，有人推薦我們肯定也很關注。發現新人是編輯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職責，辦寫作營，我們通過征稿并從中發現了不少新人，比如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的豐一畛，他的處女作是在西南大學讀研的時候寫的，來貴州后我們又讓他參加了“山花寫作訓練營”，《作品》主編看了他的稿子并給他做了小輯。有時我們的訓練營請外省的同行來，他們發現新人也會大力地推舉我們推出的本土文學新人，可刊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比如，《十月》的編輯蔣在作為貴州籍的新人，她中學的時候就在《山花》發表過作品，還有很多貴州新人都是被《山花》推出來的。

李亞蘭：貴州作為少數民族眾多的一個省份，我們注意到早期的《山花》雜志它有很多體現地域特色的作品，現在的《山花》雜志如何處理貴州本土的地域文化？

李寂蕩：我們的文學作品要有特色往往具備時代性和地域性。你閱讀惠特曼的作品會看到那個時代的特色，托爾斯泰作品的地域性就是俄羅斯那個遼闊的地域和那個時代的特征，又比如福克納筆下郵票那么大一點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好的作家和他的地域與時代是分不開的，但是文學最終的指向應是文學性，是生命向度和審美向度。我覺得有地域性很好，但就地域寫地域是狹隘的。沈從文的作品何以偉大？因為他有湘西的地域性，但他透過湘西寫的絕非僅僅是湘西。福克納的老師安德森說：“你的地域性只是你的基石，也還要寫出一種普遍性。”只有擁有普遍性你的作品才有深度，通俗地說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產生共情。比如19世紀的作品我們現在來讀還會產生共情，如果你寫非洲寫俄羅斯，貴州人看了也會共情，那定是被你挖掘出了人性中具備普遍性的東西。他的痛苦里你能感知他的痛，他的歡樂中你能感受他的喜悅，他的恐懼讓你能體會他的恐懼。地域性不是我們的最終指向，有地域性當然是很好的，但過去很多作家往往太強調地域性，在他們的作品里看到的是一種刻意的地域性，除了地域性你看不出還有其他什么，所以狹隘了。

李亞蘭：從早期到現在貴州在當代文學的發展中主要產生了什么影響？它未來又可以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

李寂蕩：《山花》早期幾十年對貴州影響很大，《山花》的發展也是貴州文學發展的一個縮影。現在的《山花》是貴州的《山花》，也是中國的《山花》，它是和中國文學發展同步，而且有一定推動作用。編輯和作家的關系不是亦步亦趨的，他并非完全跟在作家后面前進，他有時候還規劃或引領著文學的前進，有時候還具有風向標的作用。

作者簡介：

李寂蕩：《山花》主編

李亞蘭：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