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高考，想起科考。提到科考，不得不提“千年科舉第一榜”。大宋嘉祐二年的進士科考試中，考官有歐陽修、梅堯臣，考生有曾鞏、蘇軾、程顥、章衡等人物。如此眾多的杰出人才薈萃一堂，其質量和影響力大大超過了其他科舉年份。

一

宋代的科舉考試實行解試、省試和殿試三級考試（后稱鄉試、會試與殿試）。嘉祐二年（1057）春，程顥與蘇軾等新科舉人在京城開封參加相當于今日之高考的全國統考——省試。

“但喜真才得，寧虞橫議攻。欲知儒學盛，首善本三雍。”在北宋皇祐元年到至和二年間（1049－1055），華而不實、艱澀險怪的“太學體”文風盛行，嚴重影響到北宋的學風與政風。經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力諫，朝廷首先在嘉祐元年（1056）國子監解試中，將太學考生的中舉解額減半，生不逢時的程頤因此在解試中落第。

嘉祐二年大年初六，歐陽修受命貢舉主考官后，于次日率王珪與梅堯臣等考官，一同住進考場“鎖院”，與外界隔絕。他們在里面出題、引試、糊名、謄錄、閱卷與確定錄取名次等，直到一兩個月后放榜方解禁。此間，他運用“高考”指揮棒推行文道并重的文風改革，褒揚言之有物、論之成理的文風，排抑嘩眾取寵的“太學體”，以“古文”取士，讓宋代文壇耳目一新。有歐陽修的《禮部貢院閱進士試》為證。詩云：

紫殿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群英。無嘩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慚衰病心神耗，賴有群公識鑒精。

二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筆者在撰述《二程夫子》期間，通過考訂嘉祐二年“千年科舉第一榜”進士程顥的行狀發現，他十歲就在黃陂寫下的這一名句，展現其詩心爽爽風骨，他“高考”考卷闡發的義理，即是他創立“天理”學說的前緣。

“人情莫不樂利，圣政為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敕，俾當時之服循。教本于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于后，自無怨讟之因。”程顥“高考”的第一場試題為吟詠詩賦《南廟試佚道使民賦——民得終佚，勞固無怨》。因為他是州官子弟，按照回避制度他在“別頭試”的“南廟”考場應試。這里的“佚道”即“王道”，他聯想到《孟子》的名句“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及歐陽修《醉翁亭記》的行文風格。于是，他發揮自己善于闡發義理的特長，從“圣政”（即“仁政”）與民情的關系，著重論述為什么行仁政老百姓高興的問題，擬就了一篇言簡意賅又講究押韻的賦文，而不是采用無病呻吟、詞藻堆砌的“太學體”，或單純歌頌當朝仁政的俗套寫法。

文章開篇，他根據自己在黃州黃陂十五年的感同身受，闡發其對“民得終佚，勞固無怨”的洞見，指出普通民眾的真實性情是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施行圣政，首要的是從民情出發，讓百姓能夠得到實惠。

“厥惟生民，各有常職……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為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余之自得。”接著，他羅列了百姓勞而無獲與勞而有利的正反兩種情況，強調只要把社會上的閑散勞動力有效地組織起來不誤農時，百姓就能豐衣足食，民富國強。

末了，他闡發善于治國者大都以農為本，即善于引導百姓順應農時，不勞民傷財，進而讓百姓過上安逸舒適的生活。正所謂：“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于優佚，令無勤于繹騷。”

由于程顥對《孟子》仁政思想已經融會貫通，圍繞著民、勞、勤、利、善、治，環環相扣，層層剝脫，闡發怎樣施行圣政才能贏得民心的因果，結尾又用“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前后呼應，全文不到500字，句式工整，押韻合理，邏輯嚴密，論之成理，令人信服。

面對第二場考《九敘惟歌論》，程顥從《尚書》的“九敘惟歌”到劉勰《文心雕龍》的名句，謳歌大禹治水的“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勛德彌縟”的德政，闡發“天順”與“民樂”的關系。這也是他后來從政秉持“民本”理念，常將“視民如傷”作為自己治縣座右銘的前緣。他寫道：“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谷，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

接著，他引經據典，闡發治國良法“圣人之道”與“九功”的內涵，進而回答為什么要歌頌“圣人之道”，結語是：教之以德，節之以政。

作為材料作文，第三場的《試策五道》，要求考生以問答的形式，就時務問題向朝廷獻策。第一道題考的是《禮記》之“養老之禮”，包括所養對象、地點、著裝與享受的禮儀等。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

程顥答道，當下應該效法“純王之政”，即仁政，建立健全社會養老制度，使老有所養，兒童有學可上。“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而化行于禆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 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

策論第二道題考的是《春秋》，問：唐人陸淳師從啖助、趙匡學習《春秋》，又列舉其“新春秋學”的得失。程顥援引孔孟名言，闡發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要其歸，以圣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等要點。他答道：《春秋》何為而作哉？ 其王道之不行乎？ 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

第三至第五道題是應用題。首先，問政治國理念，要求考生為當朝的官府機構體制改革提出對策。“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程顥答道，治天下就像蓋房子，大的架構需要棟梁，還需要檁條和椽子做輔助。朝廷機構的設置亦然，三公、諸侯、郡府設置官吏才能執行政事。當今郡縣官府機構健全，但事關國土安全的邊疆重鎮，反倒機構設置簡單。針對大小、輕重顛倒，他著重提出了對于政府機構有必要進行改革的主張。

其次，直接問政國家經濟問題，就開支大、收入小、農業不景氣等問題提出對策。程顥通過援引《晉紀》之“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名句，重點闡發了“群生重畜”、興利除弊的經世濟時之策；同時提出了興水利、廣屯田、設義倉、恢復府兵制等可操作性對策：“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時之大利。”

再次，問政治國效率：圣人、善人、王者為什么治國效率各不相同？ 他從容對答：圣人治國從不得過且過，必然會立竿見影，三年大見成效；善人治國之所以百年見效，是因為尚未掌握圣人之道，故效率不高；王者掌握了圣人之道，但教化百姓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他們治國比圣人慢，但比善人快。他還援引《孟子》佐證圣人治國與王道仁政。

總之，程顥以儒家經典為據，聯系北宋現實，直抒胸臆，頗有見地。他在《佚道使民賦》《九敘惟歌論》中對“圣政”的闡發，《策五道》對“純王之政”“圣作之蘊”“圣人之才”的分析，始終貫穿著探尋“圣人之道”的理想。這些觀點，也是他后來創建天理學說的動因。他自然順利闖入殿試。

三

省試排名時，歐陽修擬將一份語言流暢、說理透徹的答卷列為第一。但他覺得此文酷似弟子曾鞏的文筆，他作為主考官為了避嫌，遂將其降為第二名。豈料，待拆開密封姓名發現，此文作者是蘇軾而非曾鞏，他“不覺汗出”。

“天地軋，萬物茁，圣人發。”當歐陽修看到這份用字看似古奧、實為別扭的答卷時，認定是太學舉人劉幾無疑。于是，他風趣而又犀利地續寫道：“秀才剌，試官刷！”果然，劉幾在省試中黜落。

這年陽春三月，程顥與蘇軾一行參加了宋仁宗主持的廷試。其詩賦論考題為《鸞刀詩》《民監賦》《重巽命論》。經歐陽修力諫，宋仁宗特別恩賜，自本年起殿試不再黜落，均可獲得進士功名，只是排名不同而已。程顥與蘇軾同列乙科第四甲。

哪知，進士放榜后，年輕氣盛的“太學體”落第士子非法集會，在大庭廣眾之下對歐陽修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奮筆疾書《祭歐陽修文》扔進歐陽家……歐陽修泰然處之，奮然前行，終使“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本傳）。

“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沈括《夢溪筆談》）陣痛過后，歐陽修倡行的詩文改革，令文風、學風煥然一新。曾在省試中黜落的太學舉子劉幾，洗心革面，兩年后改名劉煇闖入殿試，經閱卷官歐陽修推薦，劉被點為狀元，傳為佳話。

“二三十年間，多為名卿才大夫。”嘉祐二年的同科進士群星燦爛，閃耀古今。程顥與張載、朱光庭成為宋明理學先驅，而二程創立的理學經四傳弟子朱熹集大成為程朱理學，列為官方哲學達700載；蘇軾、蘇轍、曾鞏躋身唐宋八大家；王韶、曾布等九人出將入相。這年進士榜因此以“千年科舉第一榜”名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