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詩人與寫作的緣分，往往在童年就注定了。我不是一個記性特別好的人，尤其是大學畢業以后，多年的生活回憶起來仿佛只是一個瞬間，要仔細地回想，才能記起一些細節。但是對于童年的生活記憶特別深刻，我有時候做夢，夢里的“家”從來不是我在上海現在居住的房子，也不是我結婚時住過的房子，甚至也不是老家后來蓋的樓房，而是童年生活過的那座土墻老屋。老屋門前開滿槐花的槐樹，村子前后的池塘，以及早已被一排房子占據的麥場，曾經反復出現在我的夢里。有時見到某個場景，聞見某種氣味，或聽見某種聲音，都會喚醒我對童年的記憶。比如夏天落雨的沙沙聲，會讓我想起童年的雨，以及一切跟雨聲有關的事物。在我童年的時候，我家曾有數年的養蠶經歷，一年養四季，養在老屋西邊的三間廂房里，房間里搭滿架子，架子上放著一筐一筐的蠶寶寶。喂蠶的時候，把這些蠶筐抽出來，鋪上一層桑葉，房間里很安靜，你會聽到蠶吃桑葉的聲音，也是沙沙的聲音。這些聲音仿佛印在我的腦子里，多年以后，當我聽到沙沙的雨聲，就會把這些場景連在一起，喚醒我的聽覺、味覺、視覺、甚至幻覺。當我還沒有寫詩的時候，我有的只是情緒，有時高興，有時惆悵，我要等待這些情緒慢慢過去。當我開始寫詩以后，這些感覺成為了我詩歌創作的情感觸發點。有時我會覺得，不是我在寫詩，而是這些句子找到了我，我只是把它們收集起來，放在了詩中。

童年已經不在了，童年又仿佛是永存的，故鄉、親人、玩伴，以及與之相連的無數事物仿佛都是永存的。有人把這類寫作歸類為鄉愁寫作，仿佛是站在現在向自己的過去眺望，向遠方的故鄉眺望。但我的感覺卻不是這樣，我清晰地知道，我一再夢到的這些，今后還會夢到。所以，我仿佛不是在回憶過去，而是在眺望未來。這些事物，它們會一直在前方等著我，需要我反反復復地凝視、書寫。它們仿佛不是在為我的過去負責，而是在為我的情感和生命的終端負責。

寫作改變了我對時間的感受，流動不息的時間變得可以被截取，可以被固化，可以被安裝在一個碎片上。我有時感覺詩歌就是一個碎片，是一個碎片化的精巧的裝置結構，過去的我和現在的我，老火車和現在的高鐵，它們都成為詩歌的構件被裝置在一個碎片中，而時間負責讓這個裝置變得合理而又協調，使感情的生發變得自然而充滿張力，同時，它又像一個保護裝置，把我意識到的那種復雜的感受，作為靈魂裝置在一首詩中，貯存又保護著它，完成對日常生活的重新創造，使之重新成為我生命的禮物。

關于詩歌創作，我想到了一個詞：“人詩互證”。我記得聽過一個講座，大意是說，人詩互證，就是抒情言志，就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人詩互證，就是“我手寫我心”。“我手寫我口”，就是“活文學”。我的感覺與此大體相似，又有所不同。我覺得詩與人最大的作用不是互證，而是融合，是發現詩中有一個怎樣的自我，而且他（她）僅僅是屬于這首詩的。我現在看自己過去的作品，有時會撇開詩歌本身而直視詩中的我是不是“真我”，因為只有一個“真我”，才能保證詩中的感情之真，從而使一首詩達到海德格爾、巴迪歐所說的“存在之真”。我老家有句話，叫“人要在事上磨”，很樸素，但很有道理，挪用到詩歌創作上，“人”就是詩人要成為的人，“事”就是詩。而寫詩，就是“磨”，是在這個過程中寫出想要的詩，成為想要成為的人。

我寫詩，同時也寫小說。博爾赫斯說，一首詩和一個短篇小說大體是一樣的，但我的感覺卻大不相同。我寫小說的時候，像個冷靜的旁觀者，像個日常生活、社會現象、人的情感危機和精神癥候的剖析者。可只有寫詩才能讓我意識到我的熱愛、我的個人情感。是詩把我從小說家的身份中解救了出來，讓我意識到我是誰，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寫的每首詩，都與我的一些經歷有關。我發現，我個人幾乎出現在自己所寫的每一首詩中，每一首詩都有在場的體驗，都有我個人的生命感受和精神呈現。

文學創作像一次漫長的精神漫游，像一個人從自身逸出，不斷扮演著另外的角色。但詩歌卻有另一種功能，那就是歸來。它讓我追蹤自己的背影，或讓我與自己劈面相逢，像邂逅，像偶遇，像凝視，像重新打量和認出自我。最重要的是，在詩歌中，我才能重新享用自己的一生，從而在不斷流逝的生活中，獲得一種摻雜著悲傷的喜悅感。

（作者系安徽青年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