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先生《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三聯版跋題為《魯迅與“向下超越”》，文中談到，伊藤虎丸先生本來不知如何理解魯迅的超越力量，而在讀了《死火重溫》一文之后，“終于可以確認魯迅的世界里的確存在著一種超越性的視角——但與基督教的向上超越不同，魯迅向下——即向‘鬼’的方向——超越”。由汪暉先生與伊藤虎丸先生的反復討論與相互影響催生出的“向下超越”說已經在魯迅研究界被廣泛使用，它不僅對于理解魯迅，甚至對于理解整個中國文化，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角度。為了研究中國思想的宗教性，前輩學者曾有“內在超越”“內向超越”等說法，晚近學者又有“中道超越”“情感超越”諸新論。汪暉先生借助魯迅思想講出的“向下超越”可謂獨樹一幟，初看上去也頗不易曉。直到《歷史幽靈學與現代中國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這篇長文，通過對《故事新編》研究全面展開他對“向下超越”的論述，不久后又完成了解讀《補天》的《創世者與反神話——重讀〈補天〉》（點擊藍字 閱讀全文），雖然后面的七篇尚未完成，但向下超越的理論終于露出了其大致的面貌。

鬼眼對日常秩序的打破

汪暉說：“‘鬼眼’是一種向下超越的視野，通過逼視人們習以為常的社會現象和普遍信念，讓世界、自我和道德關系裸露出本相。”他在《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一書中又進一步總結了鬼的幾個特征：“一，鬼超越人與物之界限；二，鬼超越內與外的界限；三，鬼超越生與死的界限；四，鬼超越過去與現在的界限。”我還會加上一條：鬼超越了善與惡的界限。鬼是否有神秘力量，常常與其生前的善惡不成正比。惡人死后可以成正神，善人死后卻未必不作祟。所以，這種“超越”，確實并非高出于自然世界與日常生活的那種神性超越，而是對生活秩序和結構的打破。一定要從字面上理解，這種“超越”恐不能視為對transcendent的直譯，因而與后者的含義相差頗大。但transcendent一詞中所包含的文明智慧與巨大力量，在這種鬼眼中卻絲毫都不缺乏。

鬼者，歸也。鬼本來就是死去的人，因而也始終保留了人的許多特征；但既然已經死了，就只能以異于人的形式在場。人們對于親近之人的鬼魂，常常不僅是不怕的，甚至在情感上非常期待。可是許多鬼故事又總是告訴我們，即使再親密的人之間，也存在死生異路的問題，所以志怪小說中的人鬼戀大多無法持久，親人的鬼魂仍然會帶來傷害。人們對鬼的態度，首先必然會伴隨著對待死亡的態度，所以無論中外，鬼帶來的直觀感覺都是陰森恐怖。但同時，鬼的在場又代表著對歷史的記憶和生命對死亡的抗拒，因而又必然帶著對過去生活的體會，并由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生生不息的關聯，構成綿延不絕的歷史感。所以，正如汪暉所言“鬼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結合體，是現在與過去在我們的行為和思想中的匯聚，其未來性是在完全不同的形態中展開的。鬼不是我們的靈魂，而是已死的歷史的在場，即我們自身，我們即未來之鬼。這是一種獨特的無法區分過去與現在的感知方式，一種革命性的生生觀”。

西方傳統中也未嘗沒有頗為類似的魔鬼之眼。但汪暉敏銳地意識到，“與但丁不同的是：魯迅描寫的不是鬼神和地獄的世界，而是現實的人的世界”。魔鬼并不是歷史的組成部分，與人不是同類，而是顛倒過來的神，是惡的原則，是對存在的否定，它從反面激發出存在的神圣意義，和神一起在歷史之外監管歷史。而鬼眼，則往往并不像魔鬼之眼那么令人驚悚，是生命展開中詭譎莫測的陰氣，是美女凄迷背影中的幽怨，是冷峻歷史的自我反諷。鬼，并不是作為不同于肉身生命的形態來否定生命、反觀生命的，而是在生命之外的生命，在歷史之外的歷史，通過生命本身的極端形態來展現我們看不到的面相。這就是為什么伊藤虎丸能夠通過鬼理解終末論，但這不是作為時間絕對終點的終末論，而是使每個生命蓋棺定論的終末論。

所以，鬼與生人的每次照面，并不是對現實生命的詛咒，而是對生命中充滿的平庸、市儈、僵化、冷酷、虛偽的詛咒，就像飽經風霜又已逍遙世外的老者對滿腔熱血、天真無知的后輩的斥責與警醒，是久遠的過去突然現身，給身在彀中、懵懵懂懂的人們當頭棒喝。鬼的超越性力量，就來自歷史的超越性力量，但鬼又在超越歷史。但和向上超越不同的是，向下超越的用意并不是告訴我們，只有在現實之外才能尋找到意義，它恰恰是讓我們打破現實生活中那些虛偽的東西，回到現實生命本身。所以，歷史中的鬼眼雖然是隱藏在背后的，它卻是意義的靈魂所在。但是吃了過多血食的鬼一旦變成神，意義一經構成，它必然會有一個外在的表現形式，這個表現形式經過一段時間就可能被固定化、教條化，以致超過其意義本身，變得虛偽可憎，有待于新的鬼眼來看穿這些虛文。這正是魯迅不斷革命的意義。

創世神話《補天》中的鬼眼

汪暉先生“反抗絕望”時期關于鬼和向下超越的論述之所以還不夠充分，主要是因為魯迅在小說與雜文中關于鬼的零星描述還不夠系統，有賴于在魯迅晚年的《故事新編》中全面呈現出來。汪暉指出，《故事新編》是魯迅唯一一本不是按照寫作順序，而是按照文中呈現的年代次序編排的小說集。雖然寫于不同時期，每篇相對獨立，但它卻構成了一本體系性的歷史小說。雖然《故事新編》中直接講鬼的篇章并不多，只有《鑄劍》和《起死》兩篇，似乎都不像《女吊》《無常》等雜文中鬼氣森然。但正是在《故事新編》的這種歷史性寫作中，無時無刻不在閃動著一雙鬼眼。

汪暉不厭其煩地呈現那個時代學術界對古史的重新認識，尤其是對待古史中神話成分的不同態度，而《故事新編》就是“古史新辨”，魯迅介于陳漢章與顧頡剛之間，代表了理解古史的另外一種態度。但魯迅最關心的，并不是古史是否真實，他也無意在疑古與信古之間選擇立場，他關心的是歷史的意義。《故事新編》有意的“油滑”腔調使歷史敘事呈現出奇異的時間結構，過去與現在相互交織，鬼眼隨時閃現，而不像古代正史或現代學者那樣刻意隱藏。

在其第一篇《補天》當中，女媧被呈現為一位極盡華美的女神形象，但又有著真實的性感與欲望，她甚至在抱怨無聊，而且正是無聊中的無意之舉，使她偶然造出了人類——正如父母的一次偶然親熱造就了后代。中國究竟有無創世神話，這是一個長期爭論且關涉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大問題。魯迅選取在正經正史中相當邊緣的女媧形象，用她來講中國的創世記，卻是以大異于一神教模式的語調和方法來講。汪暉說：“對于歷史的書寫者或歷史的主體而言，她是一個必須被逐出她所創造的世界的非人，或者說，一個非歷史的人或一個非神之神。”女媧呈現出的那些真實的人性，使她這種非歷史性與一神教創世記的非歷史性全然不同。上帝在歷史之外，在時間之外，不是人，而是神。但女媧雖在歷史之外，卻比歷史更真實，更具時間性，甚至有生有死，有無聊與疲憊。在歷史之外，所以女媧并不為人類的這些爾虞我詐負責；充滿生活的真實，所以女媧又是一個永遠的在場。她和人的關系，不像創世者和被造物的關系，卻更像祖先和兒孫的關系，雖經背叛和失望，卻不忍懲罰，反而還要為他們補天。當人類終于記住了女媧的名字，并因為女媧那隱隱約約的傳說，去尋求海上仙山的時候，女媧也以鬼的形象出現在了人類的記憶之中。這歷史正是女媧的歷史，為女媧所創造，為女媧所嘲諷，卻也和女媧息息相關。所以汪暉如此終結對《補天》的解讀：“這是反起源的起源，反歷史的歷史，無聊中的創造力，犧牲者對于一切豐碑的嘲諷，近乎‘支持不住’的行動中潛藏的巨大力量，以及與為占有而纏斗的歷史截然不同的未來性。它們堅實地存在著，卻并非已經被命名的存在物，因此，需要幽靈之眼穿透存在物以探索存在本身。”

滲透著濃重海德格爾氣息的結束語，點出了鬼眼在《補天》這樣的創世神話中的意義。就像在魯迅其他小說中一樣，《故事新編》呈現出的人類生活充滿了嫉妒、仇視、乞求、陰謀、詭計、戰爭、背叛，尤其是虛偽，讓人極為失望。但這絕不意味著女媧的造人是錯誤和無意義的。這是人類生活和歷史的本來樣態，女媧從未因此而后悔造人，并且毫不猶豫地去煉石補天。然而，文明的意義就在這樣的歷史當中。鬼眼拒絕虛偽，更不接受虛無。

汪暉先生長期以來堅持不懈地清除對魯迅的種種誤讀，在他那看似拒絕中國傳統的態度中，發現中國文化傳統最本真的精髓，從而也是最強大的生命與文明力量，這種力量，正是“向下超越的鬼眼”，督促著文明歷史的日日新，或可概括為《破惡聲論》中那句振聾發聵的話：“偽士可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