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1922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首次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史”的研究和歷史描述。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研究現代文藝思潮的第一部專著。自1922開始，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伍啟元、李何林等學者，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王瑤、蔡儀、張畢來、劉綬松、唐弢等學者對現代文學史都有考察和研究。相較于數量龐大的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卻一直未得到有效的梳理。直到1986年王永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冊）出版，才終結了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無史的局面，開創了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先河。這本以通史體例寫作的理論批評史，文類的涵蓋面、資料的豐富度都是最全的。然而，這部多有創建的理論批評史，因與時代共名脫節，而淹沒在歷史中，令人唏噓。

關鍵詞：王永生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 文學史編撰 新時期 批評史

李何林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冊）出版后，撰寫了評論文章《一本填補學術領域空白的開創性著作——喜讀〈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冊）》，用了“填補……空白”“開創性”兩個充分肯定的詞語，在副標題上用了“喜讀”二字。在文中，李何林評價說，“王永生同志和四位合作者為填補這一重要學科的空白，做了一項開創性的工作”1。作為一位1929年新文化運動熱波未散時就編輯出版《中國文藝論戰》，1938年至1939年間撰寫了影響甚大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且始終懷揣編撰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權威學者，如此盛贊王永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亦可從側面感知這部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一部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學術價值和重要意義。現代文學學科的開創者王瑤評價說，王永生和其合作者編撰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足見開創之功”2。

然而，2018年某一日，筆者在閱讀此書并感慨之余在朋友圈曬了《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封面時，一位年近六旬的資深文學教授私信我，詢問我此書寫得如何，并坦言自己沒看過。過了幾日，這位朋友再次私信我，說詢問了好幾位高校做文學史研究的教授，大家均對王永生和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知之甚少。

我查閱了大量史料，少有對王永生和《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進行評述的。作為新中國第一部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就好像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一樣，蹤跡難尋。王永生究竟是一位什么樣的學者？《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到底在現代文學批評史的書寫歷史上享有什么樣的地位？諸多疑問始終讓一位欲從事現當代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后學難以釋懷。故本文試圖從王永生的學術人生、學術研究、選編《中國現代文論選》和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來看其書與其研究經歷，對現當代文學批評史的構建起到什么樣的作用等。

一、“自贖”與“榮光”的驅動

相較于新中國成立后，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以個人之力撰寫中國第一部《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王瑤，和新時期主編了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及《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的唐弢，作為主編第一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王永生，卻顯得落寂。正如《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合作者沙似鵬和許道明在追憶王永生的文章中所說，“作為人民共和國哺育起來的第一代學者”，“王老師的學術生涯在他同輩人中，或許不算顯赫”3。

王永生是江蘇揚州人，1952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之后留校工作，歷任復旦大學中文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91年4月21日凌晨病逝。

據沙似鵬和許道明介紹，從學術上看，王永生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2年到1966年，王永生擔任了現代文學教研室的助教和講師，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參與復旦大學1957級學生編寫《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二是出任葉以群主持的《文學基本原理》編寫組副組長和臨時黨支部書記；三是向青年評介楊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作為“讀書運動輔導叢書”其中一部出版了王永生的專著《談小說“青春之歌”》。“讀書運動輔導叢書”編輯凡例共四條，其中第三條的核心是“要從政治上和藝術上來幫助青年讀者理解和欣賞文藝作品”4。參編的《文學基本原理》，作為全國統編教材，影響了幾代人的文學觀念。作為參編者，“老王出過不少力”。只是，當事人都已不在世，很難查證王永生究竟出力在編撰上，還是編務上。今天看來，《文學基本原理》基本上是一個教條主義的文本。故沙似鵬和許道明也非常客觀地說，此一時期，王永生“留下的多為遵命文字”，“往往以激情代替理性，批判多于發現”5。

第二個階段是“文革”期間，撰寫了研究魯迅的《魯迅文藝思想初探》《論魯迅的文藝批評》，兩書分別于1981年、1984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和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永生的魯迅研究始于1974年，第一篇研究文章《生活原型與文藝創作的典型論》刊發于《安徽文藝》1975年1月號上。“四人幫”垮臺后，王永生對魯迅的研究由“地下活動”轉入公開，他稱自己獲得了“第二次的解放”6。無論王永生是否真的“解放”了，但面對在“文革”中被人為造神的魯迅，王永生的研究終究難抵時代之擾，也因時代的印跡太濃，這兩本書也歸于沉寂。筆者查閱了張夢陽先生的《中國魯迅學史》，亦未見有任何提及。

第三個階段是呼吁創設“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專業，主編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文論選》和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7作為一個學者，這才是王永生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呼吁將“中國現代文學評論”作為獨立學科建設，在高校開設相應課程，王永生傾注了生前最大的熱情。而參與復旦大學1957級學生編寫《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成為其日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一個誘因。“六十年代初，他曾參與編寫的《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又有諸多的不成熟，甚至還有相當的不公正，一種似‘自贖’的情形也在沉重地壓迫著他。”8

王永生1952年畢業，1957年參與編纂《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時，已留校五年，作為青年教師參與項目組。據1957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的學生參編者吳立昌回憶，此書是“1958年夏掀起的群眾性科學研究新高潮”下的產物，王永生時任57級年級黨支部書記。也正是王永生，在學生們不知如何著手編撰時，幫57級編寫組的學生請了以群和姜彬兩位前輩指導。1958年深秋的一個早晨，以群和姜彬到了吳立昌們的宿舍，以群對編寫《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一是要強調突出黨對文藝的領導，他特別提出要我們認真學習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以及不久前發表的周揚總結文藝界反右斗爭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還講過周揚的文章是中央討論過的，可以引用；一是強調文藝與時代與政治的關系，要我們緊扣時代風云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去考察文藝的發展，這個問題與前一問題又是密不可分的。”據吳立昌講，“以群強調的兩點，以后便成了我們編寫全書的指導思想。”9

1958年反右結束，“大躍進”又開始。在1958年3月，教育部召開第四次教育行政會議，“會議的目的是反掉保守思想，促進教育事業的大躍進”10。“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下，高校掀起了大鬧教育革命、大搞科學研究、大搞教材建設的高潮。復旦大學57級學生，正是在“大鬧教育革命”的風潮下編寫《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的。

該書的《導論》，直接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為總綱領。強調“文藝思想斗爭實質就是階級斗爭在文藝領域里的反映，文學藝術就成了階級斗爭的有力武器”11。在《新民主主義論》的政治/文化框架指導下，全書分為四編，第一編為“五四”、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藝思想斗爭（1917—1927），第二編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藝思想斗爭（1927—1937），第三編為抗日戰爭時期的文藝思想斗爭（1937—1942），第四編為抗日戰爭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文藝思想斗爭（1942—1949）。在第一編第一章即是“馬克思主義推動了文學運動”，確立新文學運動的領導權，在起源上，追溯到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整本書，被放置在階級對立、敵我之間展開，從“復古派”“保守派”到持“反動文藝觀”的胡適、梁實秋、“買辦資產階級文化集團的”“現代評論派”，再到“修正主義，反革命的”馮雪峰、胡風，等等，都被納入批判、否定的對立面。今天來看，包括《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在內的同期的集體編纂的文學史著作的共同特點，“就是極端政治化涂抹加上大批判的‘浮夸’，完全談不上學術規范與學理探討，也完全摒棄任何個人化的學術個性，純粹就是‘政治路線’指導下的集體寫作”12。

編撰《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更宏大的時代背景，乃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就規定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大學中文專業的必修課。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召開，這是新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起點。同時，也可以說是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起點和學科建設具體內容的定調。郭沫若做的報告《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指出五四運動之后的新文藝“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文藝”，“三十年來的新文藝運動主要是統一戰線的文藝運動”，并按照政治革命運動發展的情況，劃分文藝運動的主要段落，描述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郭沫若的講話，“第一次從政治層面做了統一而鮮明的解釋，一種代表主流的‘新民主主義’的現代文學傳統觀就此樹立了起來”13。第一次文代會，“確立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為新文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對新文學這門學科進行了總體上的理論構建”14。

1950年5月，政務院教育部頒布了《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其中，對中國新文學史課程的內容做了如下規定：“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自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著重在各階段的文藝思想斗爭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評述。”1950年代初，由蔡儀、王瑤、老舍及李何林四人共同執筆撰寫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明確了學校新文學史的目的是“了解新文學運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系”。1951年9月，王瑤的《新中國文學史稿》（上冊）由北京開明書店出版（下冊1952年5月完成，1953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即便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是在做‘填空題’——用文學材料去填充《新民族主義論》提供的‘歷史’框架”15，但出版不久依舊遭受了批判。1953年召開的第二次文代會上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茅盾在《新的現實和新的任務》報告中強調“五四以來中國革命的文學運動，就是在工人階級思想指導下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發展過來的”。茅盾的講話“意味著是以社會主義文學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現代文學，從而在實際上否定了它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現代文學研究工作中‘左’的傾向即由此發端。”16“新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從一開始就被納入了國家意識形態，不僅為新政權的合法與正統性提供了歷史依據，而且也為新的文學、文化創造了規范。這樣，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剛成為獨立學科，又立刻從屬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史。”17

1956年春，高等教育部組織了全國統一教材編寫工作，雖然1956年7月，審定了教學大綱。但隨之而來的反右斗爭，使得教材未能按照“大綱”編寫。1958年夏，反右結束，但高校中開展的反保守反浪費的“雙反”運動，以及“大躍進”運動，又將高校老師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加以批判。除了批判包括王瑤在內的文學史家外，“另一方面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占領科學陣地的名義，發動學生擴編著新教材。在現代文學學科，最有名的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集體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18。

王永生參編的《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正是高校集體編寫文學史這個熱潮中的產物。在“左”的思潮影響下，將“五四”以來的文學發展，粗暴地放置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以政治為主的框架下展開，文學領域的不同見解，各流派相互間的辯駁、論爭，均被上升為你死我活的敵我、階級斗爭。1984年，王永生反省道：《中國現代文藝思潮斗爭史》“出版時竟將五四運動以來關于文藝問題所開展的不同意見爭論，同文化特務機構操縱些的對革命文藝隊伍的反革命‘文化圍剿’，以及反動文人對于馬克思主義文學基本原則的攻擊、一律視為文藝戰線‘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進行搏斗’的具體表現，對于某些文藝論爭與論爭中的部分當事人，做出了是非混淆、黑白顛倒的錯誤結論”19。

除了自我救贖，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本身的發展，亦是王永生呼吁并投身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一個重要原因。

1949年至1952年的幾次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為復旦大學的文學批評專業的發展帶來巨大的促進。除已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復旦大學教授陳子展、趙景深、王運熙外，1949年9月郭紹虞、劉大杰奉命分別從同濟大學、暨南大學并入復旦大學。1952年，朱東潤從滬江大學調入復旦大學。此外還有陸續留校任教的顧易生、蔣凡等治中國批評史的專家學者。1958年，由高教部批準，復旦大學中文系設立中國文學研究室，主要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郭紹虞擔任主任。

王永生向學術界呼吁創設“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除早年跟隨以群編撰《文學基本原理》，在一定程度上積累了豐富的現當代文學批評史知識外，現實的原因是他自己身處復旦大學中文系這個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重鎮，自己也想做一些開拓性工作。“院系調整后的復旦，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是它的驕傲，而前賢們的研討范圍限于先秦至清末。在王老師，做這項工作是為續后，當然也為了報效母校，替復旦的驕傲再添上一道光彩。”20

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無論是著作還是教學，都是從先秦諸子的文學見解和主張講到晚晴的文學主張和理論。近代、五四后的文學批評從未涉及。實際上，“中國文學批評史”準確地講只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據當時的一些資料顯示，在“文革”前，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課的古典與現代之比為4∶1，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為6∶1。21在王永生工作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三年半的文學史課程中，有三年半講古代，只有半年講現代22。

為了開拓文學批評史學科領域，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室在籌劃編撰七卷本《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同時，正式將考察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以前這一段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列入批評史研究項目，專門成立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課題組，由王永生負責。王永生帶領沙似鵬、許道明、張新、胡榮祉、賈鴻猷等青年教師，歷經兩年，選編了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文論選》，在收集、選編《中國現代文論選》的基礎上，編撰了《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開創了復旦大學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學科。

因早年的“遵命文學”寫作對一個人格健全的知識分子的自我壓迫，以及身處在一個重視中國文學批評史，且在這一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復旦大學中文系執教，內在的外在的兩股力量，最終推動了王永生將自己后半生的精力，用于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專業建設和編纂工作上。

二、磨刀不誤砍柴工

在1979年，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室，專門成立了“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課題組，王永生帶領團隊選編《中國現代文論選》，目的是配合草擬《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大綱。也正是有了前期對1917年至1949年三十年間文論的梳理、整理、匯編，使得王永生和他的團隊占有了非常翔實的第一手資料。

著名文論家雷·韋勒克、奧·沃倫指出：“學術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收集研究材料，細心地排除時間的影響，考證作品的作者、真偽和創作日期。很多學者費了大量的心力和工夫來解決這些問題，盡管如此，文學研究卻必須認真認識到這些努力僅是最后的研究工作的起步。這些起步工作的重要性常常是特別重大的，因為缺少這些工作，就無法解決在對作品做批評性分析和歷史性了解時所遇到的許多困難。”23

王永生及其團隊選編的《中國現代文論選》，做的就是“學術研究的第一步工作”，研究界在資料使用上突出的問題是轉引較多，不建立在對第一手資料、原始資料的閱讀和研究上，所有的研究都是空中樓閣。要說《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成功，其中一個重要的基礎就建立在王永生帶領團隊至少花了五年時間梳理、辨析三十年來的文學理論和批評史料上。李何林充分肯定了《中國現代文論選》的資料價值。在談到《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優點時認為，其“材料相當豐富，理論較為實事求是，在不少問題的論述上澄清了過去某些片面、偏激的看法”。其中一個原因是“作者們重視第一手資料的建設，因而全書能建立在史料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我看這本《批評史》所有優點，都和作者們事先認真編出一百萬多字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論選》有關”24。

對五四以來的文學理論、文學思潮、文學運動的資料選編工作，早在1934年，就已經開展。1934年4月由張英若編輯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由光明書局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對新文學史料進行整理和匯編的資料集，為后人研究新文學提供了珍貴的參考文獻。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由胡適選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建設理論集》，鄭振鐸選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文藝爭論集》，是目前最權威的新文學運動前十年的文藝理論、文學批評和文藝爭論的資料選編。不僅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而且胡適和鄭振鐸的長篇序言，本身就構成了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理論批評發展史。王世棟1935年選編、由新文化書社出版的《新文學評論》，胡適、周作人在演講中多次提到這個版本，證明兩位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旗手是認同王世棟的選本的。以上幾部資料選編，主要集中在對五四時期資料的選編。雖然各自選擇的角度不同，但會發現，胡適、周作人、沈雁冰、錢玄同、鄭振鐸、成仿吾等幾位主要批評家，均是各自關注的重點。

1978年，學界有人提出“搶救現代文藝資料”和“要求我們的資料搜集、整理工作應該采取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來進行”25的呼聲中，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編，1979年5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學運動史料選》，共5卷。雖然這套書是在“四人幫”被粉碎后選編的，政治色彩還時隱時現，但學術眼光沒有完全被政治遮蔽，整套書的學術性、權威性，還是很充足的。從后面的學者引用來看，也是被征引最多的一個選本。

王永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論選》比《文學運動史料選》晚了三年。在選編體例上較《文學運動史料選》也有了很大改觀，最明顯的是政治色彩更淡薄了，按詩歌理論批評、戲劇文學論評、散文理論批評、小說理論批評、電影文學論評、創作經驗論述、國外文學評介、作家作品評論、文學理論建設、文學問題論爭十輯分三卷選編。

《中國現代文論選》打破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指導的框架，尤其是打破了王永生早年參編的《中國文藝思潮斗爭史》以“兩個階級、兩種思想、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粗暴區別，并根據政治需要隨意刪改的不正學術之風。王永生及其團隊在選編《中國現代文論選》時，采用了“分類編年”的體例，按文學門類不同編入相應專輯，并按文章寫作或發表的時間順序排列，不再標以“正”“反”一類字樣。

不再以政治框架來做分期處理，而以文類來選編。選文的范圍也較大，共選了二百六十篇文論，一百余萬字。基本涵蓋了五四至新中國成立三十年間文學理論批評的全貌。這種打破政治框架、注重學科本身的發展、將學術性放在第一位的做法，使得《中國現代文論選》相較于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文革”期間的資料選更純粹、更具有學術性了。即便過了四十余年，今天再來翻閱此書，依然具有很強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全書選編了胡適五篇文章、周作人八篇、梁實秋三篇、胡風四篇、馮雪峰四篇，等等。這些人都是因為各種原因在新中國成立后遭到批判的理論家，能客觀地將他們的重要文章選編進來，本身就說明了王永生在“撥亂反正”上所做的努力。

可以說，選文的“原始性”和權威性，是《中國現代文論選》長期葆有學術價值的根源。唐弢在編纂《中國現代文學史》時和團隊約法三章，排在首位的就是“必須用原始材料”。唐弢說：“我強調盡量看期刊還有一個原因，期刊上都是最初的文章，代表作家當時的思想，符合文學史的要求……歷史得根據原始的作品，講當時的情況。”26《中國現代文論選》在選編上，用的全是期刊當時發表的最初文章，這些文章，尤其是現代文學史的爭議文章，都帶有當時的時代氣氛和時代語氣，這對理解、把握當時的爭議有很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選本另外一個特色是，在每篇編選的文章后面，都加注了編者對文章出處、發表刊物和發表日期，以及選編者的短評，這在體例上亦是有開創之功的。如選編了梁實秋給徐志摩的通信《新詩的格調及其他》，首先介紹了該文是發表于1931年1月出版的《詩刊》創刊號上。接著介紹了梁實秋的生平及其主要文藝理論的貢獻和主要文藝活動，當然也不忘強調梁實秋“理論的根本點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在具體對文章的評價上先抑后揚地說，“本文在論述新詩的根本點上是錯誤的”，接著也肯定了“梁實秋的文章中對我國新詩狀況所做的分析，對我們了解當時的情況也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27。但明顯地，對左翼或者被判定為政治立場堅定的理論家，選本的評價就相對高。如對魯迅《詩歌之敵》的評介中，首先對魯迅的生平介紹非常詳實，定位非常高——“民族偉人”，在對具體的文本評價上，文章評介說——魯迅在這篇文章中，提出關于新詩的重要論點，即“詩歌是本以發抒自己的熱情的，但也愿意有共鳴的心弦”。他批評某些詩人滿足于抒發一己之情，滿足于隨意地見物抒寫“無題”“有感”之類，而應力爭在廣大群眾中撥動“共鳴的心弦”。魯迅的這些重要見解，對于某些無病呻吟的詩歌傾向，是一帖對癥的良藥。這篇詩論是我國現代詩歌理論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獻。28

在新時期，“資料工作比研究工作更為薄弱”，樊駿認為，“一般地說，資料工作本身并不是研究工作”，“卻是后者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礎。過去研究工作的一些缺點和錯誤，有的就與資料不足有關，研究工作的許多空白，首先也在于缺少資料。資料工作受到重視，并有了這樣規模的開展，表明尊重歷史、從實際出發、廣泛占有史料的精神正在形成，也顯示出建設發展這門學科的遠大眼光和宏偉規劃”29。

當然，相對于《中國新文學大系》等早期選本，對林紓、學衡派、甲寅派等主要理論家的重要文章，卻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如1923年9月吳芳吉在《學衡》雜志第21期發表的《再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逐條對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八事”批駁，吳芳吉還在文中提出了文學新的八種“態度”，這不是簡單的復古和反對白話。另外，如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吳宓《論新文化運動》《論寫實小說之流弊》、胡先骕《評〈嘗試集〉》《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等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文章，均未收錄。

三、開創之功“功”在何處

1922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最后一章 “略述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這是首次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史”的研究和歷史考察。此后，趙景深、陳子展、錢基博的文學史，對新文學有“附驥式”的簡單評述。1933年周作人在北平輔仁大學的演講整理出版的《中國新文學源流》，勾連了新文學與傳統的關系。1933年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被認為是“第一部具有系統規模的中國新文學史專著”30。朱自清1929年至1933年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大學的講義《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1980年由趙園整理，刊發于《文藝論叢》1980年第十四輯），王瑤先生認為，其“創立了新文學史編纂的歷史傳統”31。1935年由趙家璧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新文學大系》，每卷的導言結合起來本身就構成了一部新文學史。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研究現代文藝思潮的第一部專著。此后，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一直在不斷被挖掘、被書寫。

從1922年茅盾發表了《讀〈吶喊〉》，“現代文學作家自己研究自己的歷史就已經開始了”32，同時，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也是發表于1922年。1922年，是現代文學批評元年。但直到1986年，專門的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專著才開始出現。若從1922年算起，到1986年，相隔六十四年，才有了第一本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王永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乃是開山之作。這本以通史體例寫作的理論批評史，文類的涵蓋面、資料的豐富度，都是最全的。

溫儒敏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韓譯本的序言中講到，在他撰寫《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前，只有王永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整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比較薄弱”，“有關現代評論的專題研究論文也很少”。在溫儒敏看來，現代理論批評研究薄弱的原因，“可能由于批評史的研究要更深入地觸及現代中國文學發展中的某些關鍵的或敏感的問題，有些專題的探討難度較大，有些重要方面的基礎性研究，包括資料的整理，都做得還不夠”。33直到今天，相對于數百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量，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依然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目前較有影響的現代批評史也只有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1993年）、劉鋒杰的《中國現代六大批評家》（1995年）、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高利克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1997年）、許道明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2002年）、黃曼君的《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史》（2002年）、周海波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論》（ 2002年）等幾部。“然而，如果缺少了解現代中國文學批評的狀況，就不可能完整地認識整個現代文學的歷史風貌。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注意到，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種歷史轉型期的文學，其在理論批評方面所進行的種種探索及其困擾，其在文學認知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歷史特征，都是觀察這一段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的角度，其研究的意義不僅僅限于文學范圍。”34

從整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書寫上來考察王永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它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具有開創性。在此書之前，“中國文學批評史”嚴格來講，就是古典文學批評，且更偏重于詩文的批評。自王永生始，中國自五四以來的文學理論批評被呼吁、被關注，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被設立為單獨的教研室。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冊）出版的當年，劉納《中國文學年鑒》所寫的《述評》就注意到該書并熱情洋溢地贊嘆道：“王永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冊）是我國第一部反映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情況的著作，它彌補了以往‘中國文學批評史’只研究五四以前的文學理論批評現象的不足，填補了這一重要學術領域的空白。”35

在王永生看來，研究文學理論批評的歷史，是為了總結、整理與繼承古代文學理論的遺產，其目的主要是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體系服務。忽視晚清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文學理論批評史，“便不可能完整地鳥瞰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從古至今的發展全貌，也無法全面了解近百年來，尤其是二十世紀初葉以來，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下，我國文學評論界自覺或逐步自覺地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影響，為發展與建設我國文學理論批評所付出的卓有成效的勞動”36。王永生所謂的“整體把握”批評史，和同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陳思和的“新文學整體觀”是有很大差別的。王永生的“整體把握”是將現代文學批評接上古代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從王永生自己的表述看，或許他更在意的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體系”。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是我國第一部反映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以前這一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發展情況的學術著作。它改變了中國文學批評史領域對馬克思主義傳播后文學理論批評獲得迅猛發展的情況略而不論的局面，填補了學術研究的一段重要空白。它對文藝工作者更好地吸取歷史教訓，為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更好地開展文學評論，也具有重要意義。

王永生強調了批評史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觀，主要編纂內容是對馬克思主義傳播后文學理論批評獲得迅猛發展的情況進行論述。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批評史是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為指導的。在王永生的學術視野內，“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同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一樣，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現實土壤上的新的產物”。

當然，這并非王永生的開創，自1940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發表以來，新文學或現代文學史的書寫，都是按照這個模式進行的。客觀地說，王永生只是將文學史的書寫置思維換成了批評史的書寫。在理論框架和方法論上，并沒有新意。所以，無論是李何林還是王瑤的盛贊，可能僅僅限于這是第一部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而已。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前對被批判的批評家的重新認識。今天，很多東西都已經成為常識，但在王永生編撰批評史，阻力和壓力依然很大，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按照批評家、理論家的認識給予胡適、周作人、梁實秋、馮雪峰、胡風等人以相對公正的評價，在彼時還是很了不起的。

在對新文學運動起源性論證的全書第一章，在章節設置上，第一節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與《新青年》在五四時期對運動的貢獻，第二節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對初期新文學理論的影響，第三節為陳獨秀與《文學革命論》，第四節為胡適的白話文學主張，第五節為周作人“人的文學”主張與五四時期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潮。雖然在新民主主義的思維定式下，在第二節就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對新文學開端的影響和價值，但也沒有抹殺胡適和周作人的貢獻。在論及胡適時，雖然將胡適放在了陳獨秀之后論述，但強調從時間順序上看，“最早提出改革舊文學的是胡適，他的《文學改良芻議》打響了五四文學革命的第一槍”。在具體的論述中，將胡適的白話文改革提早到1915年，客觀地、從歷史發展的脈絡對胡適的新文學理論加以肯定——“無論從文學形式的改革還是從文學內容的推陳出新而論，胡適的白話文主張基本上適應了五四時代對新文學的歷史要求，對反封建舊文學舊思想，提倡新文學新思想，具有不可忽視的進步意義。”37在對周作人的評價上，批評史開宗明義地指出，最早比較具體、明確新文學內容建設的是周作人。周作人“闡發了文學革命對于思想革命的意義，首先揭起以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為基本精神的‘人的文學’旗幟，從而使文學革命由‘破壞’階段而進入‘建設’階段，由注重形式的改革而轉變為內容與形式的改革并重，加快了文學革命的進程”38。

胡風在現代文學批評史上，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但批評史在胡風還沒有完全獲得平反的時候，就公正地認為在整個四十年代中，胡風是活躍于文壇的很重要的評論家。批評史認為，胡風堅持了“歷史的”觀點，首先關心的是作品的現實內容和社會意義；同時，胡風又堅持“美學的”觀點，能對作家的藝術風格做出精細而獨到的剖析。在結論中，批評史對創作中的理論研究的探討是難能可貴的，“他的有關理論成果，對于豐富現實主義的創作理論，開拓人民在有關問題上的視野，有著重要意義”39。

整個批評史，對新中國成立后被故意冷落、遮蔽的五四以來的重要理論家，還有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而被批判的諸如胡風、馮雪峰等人的理論貢獻，都給予了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雖然這些評價還帶有時代的烙印，但畢竟是放在整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大框架下展開的，有著重要的去蔽、還原意義。

再次，《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超越了長期以來文學史書寫“以論帶史”的做法，盡可能地還原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發展脈絡。有論證指出，王永生的工作“著眼于觀點和論著本身的意義和代表性”，“突破和克服某些同類著作習慣于‘以論帶史’造成的局限”40。王永生在選編《中國現代文論選》時坦言，“任何選編的讀物都不可能不打上選者觀點的烙印。選者對選文的擇取刪除，甚至選者對選文所作的一些技術處理，都難免反映了選者的觀點與情趣。這些雖然在所難免，但作為選者，仍以少發議論為是”41。文學批評史的書寫，要完成的是對歷史的還原和把握，盡可能地呈現出其發展的真實狀態，讓曾經的批評家和他們當時發表的文章自己“站出來”呈現當時的狀況，比文學批評史的書寫者長篇大論地拼湊更有價值。

現代文學研究，無論是文學史書寫，還是針對思潮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往往是“以論帶史”的，總是將觀念、立場、路線前置，先驗地將此作為“真理”，在“真理”的指導下，像做填空題一樣去做“研究”。王永生早年參編的《中國文藝思潮史》就是典型的“以論帶史”，歪曲歷史。當然，多年后，王永生是有反省的。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在分期上，將現代文學三十年分為三期，即1917—1927為第一個十年，1928—1937為第二個十年，1937—1949為第三個十年。每一分期，均有一個概括式、整體性的描述與總結，然后根據文學理論批評在此一時期內的演進分章節論述。在每編十章左右的篇幅內，均有專章分別論及詩歌、小說、散文、戲劇文學與電影學等文體的理論建設，這些分別約占該編總篇幅的1/3至1/2。此外并以專章分別闡述作家作品評論、文學問題論爭、基礎文學理論建設以及各種文學學科的理論建樹等等。這樣處理的優勢是，既能宏觀地把握一個時期的整體，又能在具體的章節論述中更深入地理解各個文藝門類的發展情況，經和脈相互交織，有經有緯。

最后，整個批評史以文類進行論述，是有其開創性的。《中國現代文論選》是按詩歌理論批評、戲劇文學論評、散文理論批評、小說理論批評、電影文學論評、創作經驗論述、國外文學評介、作家作品評論、文學理論建設、文學問題論爭十輯分三卷選編。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書寫上，在每一個分期內，也幾乎是將所有的文藝類別的發展和研究都容納進來。如中冊論述的是1928—1937年十年間的文學理論發展，全書分為十二章，一到四章展開的是“關于革命文學的論爭”“‘左翼’的成立與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本時期關于馬列文論及其他國外文論的譯介”“本時期文學思潮斗爭的理論建樹”，第五到第十章，分別對作家作品、詩歌理論批評、小說理論批評、散文理論批評、戲劇文學理論批評、新的電影文學的興起及其理論批評，幾乎涵蓋了主要的文藝類別，最后兩章為其他文學理論批評和關于兩個口號問題的論爭。從論述來說，是非常全面的。此后的文學理論批評史，主要是對文學理論的發展、思潮和論爭，以及主要文藝類別如小說、詩歌、散文等展開，少有涉及戲劇、電影和散文理論的論述。這些詳盡的論述，為我們了解那個時期各文藝類別的發展是有很大幫助的。

李何林也感慨道：“我覺得這本《批評史》的框架結構與總體意圖較好……十分重視研討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其他國外文論在我國的傳播與引進，對其所發生的重大影響進行追根索源的探究，甚至連相關時期一些文學研究領域的發展情況也適當兼顧論及，使這本批評史著作在縱向發展與橫向聯系上都有一定深度的反映，能讓讀者對有關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概貌與輪廓，有較全面的了解。”42

當然，于王永生和《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而言，可能還有一個重大意義，那就是通過《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編纂，培養了新一代的現代文學批評史的研究隊伍。《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主要參編者有許道明、沙似鵬、張新、賈鴻猷。許道明出來獨立完成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后來又做了重大修訂，修訂后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被作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使用。同時，許道明的《京派文學的世界》《海派文學論》，也是研究京派和海派非常重要的理論專著。許道明與沙似鵬的《中國電影簡史》，是專門研究電影的理論專著。張新出來獨立完成了《20世紀中國新詩史》。王永生如一只老母雞，孵化出了一窩小雞，壯大了現代文學批評的研究。

四、撥“亂”有余，反“正”不足

新文學運動開展不久，胡適和周作人先后為新文學尋找合法性，分別撰寫了涉及新文學的文學史，如胡適完稿于1922年3月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以進化論的方式再現五十年以來的文學，為新文學的“出生”追溯其合法性。十年后的1932年，周作人先后作了一系列《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學術講座，并據此成書。胡適和周作人確立了文學史書寫的啟蒙主義立場。1935年編撰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確立了新文學啟蒙立場的經典性。然而到了新中國成立后，自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開始，文學史書寫的啟蒙立場中斷，轉而以左翼文學史觀來書寫文學史，此后直到20世紀80年代，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左翼占統治地位的文學史敘事。陳思和和王曉明1988年在《上海文論》開設“重寫文學史”專欄后，啟蒙主義的文學史觀才逐漸恢復。

1976年“四人幫”垮臺后，停滯多年的現代文學研究重新恢復，“回到新民主主義指導思想和評價標準，是現代文學研究撥亂反正的重大成果”43。這使得早先無法納入評價，或者因為政治標準至上而刻意被抹殺的作家和理論家，得到相對公正的評價。另外，在紀念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四十周年時，胡喬木的文章傳達了中共放棄文藝從屬于政治、文藝批評政治標準第一等論斷和規定，這對于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尤其是1983年許志英發表《五四文學革命指導思想的再探討》，指出“五四文學革命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文學運動”引發的巨大爭議，隨著1983年底“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運動的開展不了了之后，“此后，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領導思想問題，沒有人再關心。但新民主主義指導思想，也在這一次批判中，失掉了研究者的普遍認同”44。

既然1984年后，學界已經超越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框架，而王永生的論述基點還是新民主主義的框架和思路，王永生為了堅持《新民主主義論》關于五四的起源和領導權的問題，“不惜從《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找出片言只語來證明毛澤東提出了‘新文學’建設的重大問題，只為證明五四新文學理論的馬列主義性質，這只能說是為了維護正統史學觀而騰挪跌宕了。在新民主主義的這樣的歷史主義敘事框架中，無論怎么騰挪，終究無法返本（返回文學史）開新（建設有本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論體系）”45。就是沒有把握住時代的脈動，沒有更新自己的理論方法。

比如1984年唐弢在原三卷本的基礎上壓縮、增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框架，在導言《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輪廓》中，基本按照新文學發展歷史的真實脈絡展開，提高了非左翼，甚至是曾經在文學論爭中批評共產黨的作家的地位，也吸收了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部分研究成果。稍晚于王永生一年出版的由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直接以“改造國民性的文學”替代了多年來以政治為第一標準對三十年來文學的描述，將現代文學納入到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更寬闊的敘事背景中展開。

1985年5月，現代文學學會在北京萬壽寺舉辦的“現代文學青年學者創新座談會”，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聯合發表了《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會上，陳思和陳述自己的《新文學史研究中的整體觀》，兩篇文章被稱為1985年度“最有分量”的兩篇論文，這兩篇論文意味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轉型，同時也開啟了1980年代中后期現代文學研究的新方法。“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整體觀”當時都是作為方法論提出來的，但是新的概念必然包括新的文學史觀。兩者都是主張打通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把20世紀中國文學視為一個完整的文學史過程，從宏觀發展的角度來看文學史，對一些局部現象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對于文學繁榮期和枯竭期的劃分也比較清楚。

1986年，李澤厚提出了“救亡壓倒啟蒙”之說，針對李澤厚的說法，王元化有一個修正和補充——“五四啟蒙中斷的原因，在于當時有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幼稚和理論上的不成熟。他們錯誤地把啟蒙運動所提出的個性解放、人的覺醒、自我意識、人性、人道主義等都斥為和馬克思主義勢如水火、絕不相容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46 “李澤厚和王元化觀點的潛臺詞是：只有完成啟蒙運動，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個觀點在思想界引起了強烈共鳴，啟蒙的意義得到了空前的強調。啟蒙主義正式成為時代的主旋律。”47

王永生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第一冊于1986年4月出版，文學史觀已經由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新民主主義文學史觀和左翼文學史觀中掙脫出來了，但王永生依舊堅守新民主主義史觀。在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已經落后于時代。“‘文學史’的價值，不在‘文學史’記錄的歷史，而在于‘文學史’使用的方法，亦可見‘寫歷史’本身比‘歷史’重要得多。”48

讓筆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88年，同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的陳思和與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王曉明共同提出了“重寫文學史”，在《上海文論》開設了“重寫文學史”專欄。為何王永生出版于1988年的中冊和出版于1991年的下冊，依然沒有受到新的文學史觀的影響呢？

陳思和在《關于“重寫文學史”》一文中強調“從我開始，從零開始”，重寫的目的是“要改變現代文學學科原有的性質，使之從屬于整個意識形態系統的關系中擺脫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49。王永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是具有開拓性、是“第一部”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是從零開始的，但他和團隊恰恰沒有“重寫”。“包括文學史在內的歷史寫作的目的，是在不斷去除‘政治’等觀念的遮蔽，把這種歷史的真相呈現出來。”50若說在參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斗爭史》時，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但20世紀80年代，萬事俱備了，王永生還沒法做到盡可能地去除政治對文學的影響，顯然就是落后時代了。

陳思和也談到，自1978年到1985年，這門學科的主要工作是資料的發現、整理以及重新評價，這標志著一場重要的學術革命。王永生和團隊成員自1979年開始選編《中國現代文論選》，對三十年來的文學資料做了深度挖掘，也對每篇文章做了重新評介，但“這種學術活動不是技術性的，它包含了一場從思維方法到具體研究的革命，即用實證的方法來修正原先由于政治偏見而對文學史所做的篡改和歪曲”51。思維決定了行動，故陳思和的《新文學整體觀》及其日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能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而王永生和團隊卻在做了大量資料收集整理后，依然沒有超越自我。

此外，1985年的方法熱，直接打破了之前長達三十五年之久的階級論主導下的政治社會學批評的一統局面，給現代文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可以說，1980年代，社會大環境和學術內部的革新，都為王永生提供了借鑒，但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我們似乎很難看到“新方法論”“重寫文學史”等學術活動和學術思維對他的影響。這或許是作為第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而被淹沒的根本原因。

另外，王永生的早逝，中斷了其修訂自己傾心多年的批評史的機會。王永生1991年4月21日凌晨病逝，傾注了他半生心血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下冊），1991年5月方才出版。遺憾的是，王永生都沒能見上自己的“孩子”最后一面。作為一個學者，一生遺事，莫過于此吧。王永生的物理生命沒有為他的學術生命提供足夠長的時間和足夠遼闊的空間。如若王永生足夠長壽，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思想解放深入社會的方方面面，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每一個角落，王永生必定受此影響，拋棄他終生堅守的那套理論，修訂他傾注半生心血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或許將彌補批評史的不足，使之更純粹，更偏重于學術本身。若如此，王永生的學術生命，或許也會和他同輩學者那樣，由此變得顯赫。

王永生1984年曾說，“至于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目前還僅僅只是草創階段。《中國現代文論選》的編選怎樣才能使選目更趨完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如何分編，如何安排章節，如何反映理論批評發展的帶規律性的脈絡，等等，都有待進一步下功夫，進行認真的鉆研并廣泛開展學術討論。除了整體的資料建設與史略編寫，對五四以來一些卓有理論貢獻的文學評論家與文學社團，一些曾產生較大理論影響的文學評論專著，一些曾有重大爭議或有重要理論建樹的文藝論爭，更應逐步開展深入的專題研究，才能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進一步建設打下更堅實的基礎”52。只是，這一切都沒來得及開展。

由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主編，1984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第一版雖然給新文學史的書寫帶來了新氣息、新思路，但它還未能最終實現新文學史格局的突破。然而，1998年，時隔十四年，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三人重新修訂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2016年3月，第三版正式出版，“這次修訂部分章節吸收了學界近年來的一些研究成果，根據教學的需要適當調整了內容的寫法，改正了一些字句表述和史料運用上的錯漏。其中有些章節的改動較多。如‘文學思潮與運動’（一）（二）、‘新詩’（一）（三）、‘散文’（二）、‘戲劇’（三）、‘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趙樹理’。特別是‘通俗文學’（一）（二）（三），有的章節幾乎是重寫。”53

經歷了三次修訂，《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最終成為現代文學史諸多著作中的經典、被各高校廣泛使用的教材。王永生的早逝，使之失去了修訂機會，這或許是天命。但他的合作者如許道明日后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張新的《中國新詩史》，許道明和沙似鵬合作的《中國電影簡史》，亦可理解為是王永生未竟事業的延續。

“什么時代給予文學什么樣的意義，是流動的，并不是一成不變的”54，所以，我們也不必太苛責王永生，以歷史的同情看待王永生和他為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研究所做的工作，即便有那么多不完善，即便還存在問題，但他畢竟是開創者，這份開創之功，不應被磨滅。

注釋：

1 24 42 李何林：《一本填補學術領域空白的開創性著作——喜讀〈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7年第2期。

2 3 40 轉引自于沙似鵬、許道明：《王永生和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6期。

4 6 王永生：《魯迅文藝思想初探》，寧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7頁。

5 7 8 20 35 沙似鵬、許道明：《王永生和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6期。

9 吳立昌：《私淑八年憶以群》，《粵海風》2005年第6期。

10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大事記（1949—1981）》，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頁。

11 復旦大學中文系1957級文學組：《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年版，第1頁。

12 13 溫儒敏、陳曉明等：《現代文學新傳統及其當代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3頁。

14 黃修己、劉衛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頁。

15 48 50 李揚：《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88、62、4頁。

16 王瑤：《中國文學：古代與現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105頁。

17 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頁。

18 30 31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32、28頁。

19 52 王永生：《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起步與展望》，《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5期。

21 《明確方向，向前邁進！——關于厚今薄古座談會的綜合報導》，《光明日報》1958年7月6日。

22 余一：《復旦中文系在大踏步前進》，《光明日報》1958年7月6日。

23 [美]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頁。

25 參見于伶《搶救現代文藝資料》和谷葦《幾點隨想》，兩篇文章均刊于《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1979第四輯。

26 唐弢：《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現代文學演講集》，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頁。

27 28 王永生主編：《中國現代文論選》（第1冊），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75頁。

29 樊駿：《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考察和思索》，《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2頁。

32 邵寧寧:《現代文學:許可歷史與未來走向——吳福輝先生訪談》，《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33 34 溫儒敏：《批評史研究的意義、方法和難度——〈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韓譯本序〉》，《文學史的視野》，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193頁。

36 王永生：《應當重視“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建設》，《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5期。

37 38 39 王永生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8、52、244頁。

41 王永生：《關于選編中國現代文論選的斷想——〈中國現代文論選〉（修訂本）前言》，《貴州社會科學》1988年第6期。

43 44 47 劉衛國、黃修己：《突破與創新》，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24—26、30頁。

45 劉軍、朱水涌：《總體性坍塌之后——論現代文學批評史寫作的模式流變》，《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46 王元化：《為五四精神一辯》，《五四：多元的反思》，三聯書店（香港）有限責任公司1989年版，第3—4頁。

49 51 陳思和：《關于“重寫文學史”》，《陳思和文集·告別橙色夢》，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6、347頁。

53 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出版往事》，《中華讀書報》2016年6月29日。

54 王德威：《現當代文學新論：義理·倫理·地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頁。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大家雜志社]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