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對一個作家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請談談您的童年閱讀。

徐剛：童年剛識字的時候我就接觸到了很多書。崇明原來屬于蘇州，有個習慣就是耕讀，因此在鄉下有很多掃葉山房，是民國的時候很有名的一個出書的地方，出的書是油光紙，兩面印，什么都是繪圖，《水滸傳》《西游記》《說唐》《薛仁貴征東》，包括《金瓶梅》……全部都看，根本看不懂，連字都識不齊，但是大體知道意思。讀書的習慣就從這里開始。

字都識不齊仍然這么著迷，那么是什么吸引您？

徐剛：慢慢地稍微長大一點，識的字多一點，那么讀書最吸引我的就是所有的舊小說的開篇詩，某一個回合的開篇詩，我都認真地讀，比內容還要喜歡。我印象最深的是“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對我有一種沖擊。這是我喜歡詩歌的開始。五年級的時候我讀到第一首新詩，是艾青的《春姑娘》；六年級讀到的第一首新詩是袁鷹的《時光老人的禮物》。同時我也接觸到了古詩，語文老師特別喜歡我，送我一本《唐詩一百首》，讀了杜甫。“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小學畢業后，我想留在母親身邊學做農活。張其文老師不準，并到我家家訪，讓我一定讀中學，對我母親說：“他是做詩人的料。”就這樣我考進了創辦于民國的三樂中學，取孟子“父母倶在，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樂也”之義。

初中對我來說是一個讀書的關鍵時刻，因為學校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我看了很多雜志，秦牧的《藝海拾貝》就是在《上海文學》上連載的，更幸運的我在《人民文學》上讀到了郭小川的《望星空》。到了高中，我又把圖書館里邊的關于文學的、文化的全部看完，一本都不落。包括北大的紅皮《中國文學史》，后來我上北大講到文學史時，我已經看過兩三遍了。我覺得我的幸運就是拼命地找書看。

有哪些當代詩人對您產生較大影響？ 能談談您和詩人們之間的故事嗎？

徐剛：艾青和郭小川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其次是賀敬之。五年級的語文課本里面有艾青的一首詩《春姑娘》：春姑娘來了……在她的大柳筐里/裝滿了許多東西/紅的花，綠的草/還有金色的種子……老師在講課時我舉手要求發言。老師說：“徐剛，有什么事情你說？”我說：“艾青忘了，春姑娘的柳筐里還應有一種花。”“什么花？”“我們崇明島上的油菜花。”油菜花開時鄉野都成了金黃色，那是多香多美的花。全班哄堂大笑。老師拍著我的肩膀說，好，有機會我們見見艾青。我在北京見到艾青，跟他說了這件事情，他哈哈大笑，這是我認識艾青的開始。

我跟郭小川還有一個淵源。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有一天在傳達室接到一個《光明日報》文藝部的電話，是一個親和的中年女子的聲音，告訴我她叫杜惠，她約我寫稿，還說“如果有空明天到報社來一趟”。我去了，讓我就在隔壁的閱覽室看書，快中午了，我肚子餓了，她進來說徐剛你跟我走。一路跟著她回到家，她一開門說：“小川，你要找的徐剛我給你帶來了！”我就問她：“是寫《甘蔗林——青紗帳》的郭小川嗎？”她說是。

我根本不敢相信。郭小川可能也沒有想到，我讀過他那么多詩，我小時候讀過的《望星空》，我竟然還能背給他聽。因為我是把《望星空》抄在筆記本上，有空就讀，放學的時候有同學跟我一路回家，我一路背給他們聽，他們都聽得傻眼，說那么長的詩怎么背得下來？ 我就是反復地背。小川和我談論詩歌，就著安徽詩人嚴陣寄來的花生米，他破例喝了一小杯酒，讓我也陪他喝了一小杯。那個時候花生米是很可貴的。

為什么記性這么好，您讀書是過目不忘嗎？

徐剛：年輕的時候可以說過目不忘，但是我仍然要一遍一遍地讀，為什么？ 只有一遍一遍地讀，才能讀出它的味道來，這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告訴我的。他說我不能跟你一遍一遍地講《唐詩一百首》，但是你要一遍一遍地讀，無論什么好詩、無論多么好的書，你都要一遍一遍地讀，你要養成這個習慣。

大學以后，您接觸那么多的名師，他們對您在閱讀上有什么指導嗎？

徐剛：多讀書。我在北大讀書時，授業恩師林庚、吳組緗、王瑤都還康健，幾個老先生講完下課以后，我總是跟在他們屁股后面，有不懂的再問他們，他們對我都特別好。吳組緗先生還說過，書沒有好壞之分，凡是書必有可取之處。當然他指的是那個年代，現在壞書太多了。我只看古文版，莊子、老子，《楚辭》、唐詩。屈原是非常了不起的，屈原是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個著名詩人，他的作品是真實感情的流露，他沒有掩飾自己。

中國新詩和古詩，西方文學和中國傳統文學，您基本上是齊頭并進，沒有厚此薄彼。那么判斷一首好詩的標準是什么？

徐剛：判斷的標準是，能不能打動我。新詩里有很好的詩人，比如戴望舒。戴望舒的《雨巷》讓我感覺到我好像也在雨巷里走，但我是沒有傘的，因為小時候太窮了，根本買不起傘，下傾盆大雨也是披一件父親的舊衣服，跑兩里多去上學。

您有反復重溫的書嗎？

徐剛：我經常重溫古典文學，《詩經》《古詩源》《易經》《莊子》《古文觀止》、唐詩宋詞和《樂府》。還有海德格爾的作品。

直到現在，您寫作時仍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比如您在寫《守望山川》時還在一遍遍讀《古文觀止》——寫每本書都要這樣嗎？

徐剛：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林林總總，每讀一遍都會有收獲。比如《易經》。我不讀怎么算命，當然這里也有科學——我喜歡它的系辭，系辭充滿了哲理，充滿了道家思想。文懷沙先生曾經跟我說過，要把《說文解字》讀透，要追溯字詞來源，可以想象這個字的結構。比如“玩”，《系辭》里幾次提到“玩”字，分析這個字的結構，就是王者之元，或者是元者之王。孩子們太愛玩了，愛玩的孩子是有出息的，他能玩出新花樣來，在玩的過程中成長。我們對“玩”的理解有時候很粗魯，比如“玩弄”——不能這樣。這是對文字的不尊重。

您看的書太多了。您經常去書店嗎？ 如何選擇性地讀書？

徐剛：過去我經常會背個雙肩包到三聯書店。我首先看題目，包括盧梭的《走向澄明之境》，都是先看標題。

假如要去孤島只能帶三本書，您會選哪三本？

徐剛：第一個我會選《莊子》。第二本，我想選《楚辭》。第三本是李煜的詞。但是第二本有時候我會把它變成《孟子》或者《詩經》。《莊子》《孟子》《楚辭》是我經常帶的。

為什么把莊子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徐剛：我們對莊子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莊子開創了幾個第一，對中國文化史、對中國文明史都是有影響的。第一，他是第一個用寓言來寫作的文學家；第二，他在整理中國語言的時候是不斷地倡導、創造新的語言的作家。比如說庖丁解牛、相濡以沫……對莊子的研究，即便在大學里面也停留在一個膚淺的狀態，魯迅先生說出了他的一個主要的特點：汪洋恣肆。讓魯迅先生說好話是很難的，那么“汪洋”在什么地方，“恣肆”在什么地方？ 太值得我們研究了，值得我們一讀再讀。

如果要舉辦一場宴會，您想請誰參加呢？

徐剛：我會請兩個古代的詩人。一個是杜甫。唐朝是一個以李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盛行的時代，但杜甫是對現實、對老百姓生活給予關懷的一個深沉的詩人。還有一個是陶淵明。陶淵明晚年寂寞，他經常窮得到鄰居家要飯。州官給他送糧、送酒、送肉，陶淵明告訴他，你可以把酒和面粉留下，農民沒有肉吃我也不吃肉。陶淵明熱愛土地，而且毫不掩飾個性。

我還會請一個近代的梁啟超，因為我愛他的文筆。

對您影響最大的人是誰？

徐剛：對我的性格形成、對我的文章影響最大的兩個人，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梁啟超。我在北大讀書之前就通讀了《魯迅全集》，在北大讀書時又通讀了一遍。魯迅寫文章有風骨；另一個是梁啟超，他對我的影響是“筆端常帶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