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在黃山采風時的留影

龔繼先（左一）跟隨王朝聞先生（右一）采訪昆劇名家王傳淞

1978年，我隨王朝聞先生外出采風，這是我第一次與王老直接接觸，在此之前，我對他也有一定的了解。

北平和平解放后，王老參與了國立北平藝專的接收工作。不久，國立北平藝專與華北大學三部美術系合并成立中央美院，王老不僅是中央美院最早的教授之一，還出任副教務長，負責全校文藝理論創作方法課和雕塑系的教學。1952年，他調到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參與組織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的創作。當然，人們還是習慣稱王老為文藝理論家，他對藝術和美學的研究系統而深入。

我在中央美院讀大二時，買了王老的論文集《一以當十》，這本書是我藝術理論的啟蒙讀物、藝術思想的基礎構成，由此，我接觸到藝術辯證法，對創作有了新的認知。當時，有很多人都在密切關注王老的著作，《一以當十》第一版就印了兩萬多本，后來再版時，我又買了一本。

1978年9月的一天，社長李槐之對我說：“給你個任務，陪王老上黃山和雁蕩山。”王老是誰？一聽是王朝聞，我很高興。王老和李槐之都是四川人，相互熟悉，他告訴李槐之自己要去黃山采風，李槐之就說派兩個編輯跟著，在向王老學習、請教的同時，有事還能照應一下。

當時，王老正在醞釀一本新著作——通過賞石談美學。他之所以去黃山，是因為被那些奇峰怪石吸引了，“松鼠跳天都”“童子拜觀音”“猴子觀海”等，都是知名景觀。這些石頭千奇百怪，角度不同、想象不同，觀者的感受也不同，正所謂“似是而非”。后來王老在書中專門提到石頭“似與不似”的問題。

陪同王老采風的共四人，由李槐之領隊，加上我和邵傳谷，還有一位攝影記者張祖麟。李槐之特別交代，王老平時講的話要記錄下來，我提前準備好本子，從上海出發后就開始記，所以還能據此回憶一些細節。

我們乘火車到蕪湖，次日抵達黃山山腳的溫泉賓館，在那里休息了一晚，王老從北京趕來與我們會合。當時王老已近七十歲，正擔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副院長，還是美術理論方向的博士生導師。雖然他年紀大了，人卻精神，講起話來旁征博引，邏輯清晰，而且滔滔不絕。

我們在黃山上住了幾天。當時山上還未開發，游人不多，賓館也簡陋，特別是路難行，沒有纜車，更不通汽車，上山下山都要靠兩條腿。想不到王老用一根拾來的棍子做拐杖，從頭到尾不需任何人幫忙，而且一直沒掉隊。山路崎嶇，走著走著，他會停下來休息片刻，順便看看風景。他邊走邊說，我們則忙著記錄。

9月28日，下雨，雨量中等，我們無法外出，就待在賓館里研究工作，安排后面的行程，一有空就抄抄《黃山志》。

29日，我們改住文殊院，那是一座很小的院落，游人罕至。后來，我們又住過西海賓館、北海賓館和玉屏樓，住玉屏樓時還趕上停電。山里的晝夜溫差大，每個人都租了件大棉襖，早晚穿上。

30日，我們攀登蓮花峰。山峰險峻，巖石上鑿出來的臺階高低不平，要時刻緊握兩側的鐵鏈。我在前面攀登，后面的人只能看見我的腳后跟。王老和我們一起登上蓮花峰，山頂果然是另一番景致，不同凡響。

作為王老的助手，我一邊緊跟王老，一邊拿著本子不停記錄。那時候沒有手機，我真是手忙腳亂，不光要記錄王老講話的內容，還要標注沿途拍攝照片的地點。走著走著，王老渴了，回過頭說：“給我點水。”我背著軍用水壺，他干脆躺在地上，讓我直接往他的嘴里倒水。王老性情率真，就像小孩子一樣。

在天都峰，我們碰到一個小孩兒，七歲。七十歲的王老說：“這挺好，來，爺爺抱抱，照個相吧！”就這樣，一老一少拍了張合影。

黃山有三險：天都峰、蓮花峰，還有鯽魚背。當時我年輕，血氣方剛，但一看鯽魚背無遮無攔，只有很低的鐵鏈，窄路之下便是萬丈深淵，挺害怕，不由得貓著腰過去。王老膽子大，他兩只腳搭在鐵鏈上，兩個胳膊也搭著，在上面蕩秋千，人顯得特別突出，于天地間自由自在。風很大，我們看得目瞪口呆，嚇得不輕，勸他快下來。畢竟經受過槍林彈雨的洗禮，王老練就了一身膽量。

10月2日，我們回到山腳的溫泉賓館，聯系汽車，準備去杭州。其間，我在賓館整理游覽時的文字，也看了記者拍攝的照片。攝影記者隨身帶著器材和藥水，就在賓館的房間里沖洗，關上燈不透光了，即為“暗房”。我們之所以急著沖洗照片，是擔心拍攝的效果不理想，一旦出問題，還有補救的機會，不至于留下遺憾。這是我們的工作習慣，平時出差拍攝書畫時也是就地沖洗。

4日一早我們啟程，抵達杭州時已是傍晚，恰逢入秋的好時節，一路風光旖旎。離開黃山，我們考察的對象不再是奇峰怪石，而是當地藝術發展的情況，為此，我們拜訪了在昆劇《十五貫》中扮演婁阿鼠的名丑王傳淞老師。

正因為王傳淞老師的婁阿鼠演得好，《十五貫》才會多次上演，成為一部響當當的名劇，誠如媒體報道時說的：“王傳淞用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那會兒，昆劇已然沒落，多數人不大了解。在杭州的一個公園里，王老師給我們講述表演心得，他邊說邊表演，我們邊聽邊看，機會真難得。

下一站是紹興，我們觀看了六齡童的演出。六齡童是六小齡童的父親，人稱“南派猴王”，毛主席、周總理、陳毅都看過他的戲，并大加贊賞。

離開紹興，我們過慈溪至天臺山，游覽了國清寺。國清寺始建于隋代，歷史悠久，聲名遠播，是中國佛教最早宗派天臺宗一脈的發源地。圣地靈境，山門外天生法相，一條溪水，淙淙西流。院內尚存一株隋梅貼墻生長，盡管歲月久遠，每年冬天照舊盛開。我們去國清寺時人不多，環境清幽，意境盎然。

游覽完國清寺，我們到雁蕩山停留了一段時間，山間的景致多變，真稱得上移步換景。王老不愧為老頑童，好動，在溪邊和我們一起捉小娃娃魚，裝到瓶子里，將其帶回北京。這種魚不好養，對水質要求高，他就養在自家的水缸里。后來通電話時，他告訴我那幾條魚活了好久。雁蕩山的夜晚美得如同仙境，我們看“犀牛望月”、看夫妻峰，造化神功，讓人稱奇。

考察中，還有兩個小插曲。去黃山前，我們先到出產宣紙的涇縣看了看。中午入住涇川賓館、吃過午飯后，竟遇到出版社的趙宏本、韓和平、顏梅華、趙仁年、沈兆倫等人，他們是一個創作組，正在黃山體驗生活。能在異鄉碰到熟人，大家又驚又喜，相互打招呼。

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創社，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創作傳統，堅持實地采風、寫生，盡管條件艱苦，畫家們依然身體力行，這也是當年進行藝術創作的普遍做法。對藝術創作來說，這很有必要，不少經典作品都是多次深入生活后才畫出來的。賀友直為了創作《山鄉巨變》，韓和平為了創作《鐵道游擊隊》、汪觀清為了創作《紅日》、顧炳鑫為了創作《渡江偵察記》，都曾赴故事發生地進行細致考察。

采風時，我們坐的是一輛黑色的轎車，開得久了，也沒地方洗，變成一輛土黃色的車。那時浙江的基礎設施很差，公路上塵土飛揚，開車如同“騰云駕霧”。現在不要說浙江，即使全國經濟欠發達的省份，路都整修得又闊又平。

王老回到北京后，根據平素積累與實地考察所得，出版了《黃山石》一書，從美學的視角描摹了黃山怪石的姿態、傳說和審美。本書封面的一塊石頭是他自己珍藏的，他說像海豹。在序言《黃山觀石》里，他寫道：“當我在北京鬧市區準備寫有關黃山石的筆記，看看寄居在玻璃缸里的黃山石、雁蕩山的娃娃魚，思路不免開小差，不由自主地設想黃山杜鵑花開放時的景象……”

他還在文中提到了“長期生活在黃山的業余畫家朱峰”。朱峰是黃山風景區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員，能畫，主攻黃山題材。在山上，他與王老相識，為王老忙前跑后。王老回到北京后，他們倆還一直保持著聯系，可見王老對有才華晚輩的提攜。

王老博學多聞，幽默睿智，令我獲益頗多。去黃山時，我特意帶了早年購買的《一以當十》，在路上跟他談起這本書，他就用隨身帶的原子筆在扉頁題寫：“提高警惕，以防中毒。”開玩笑的同時，也是留有余地。

經過此次采風，我與王老常有聯系。一次他來上海，特意帶了個潘天壽的手卷給我看，還借給我臨摹。他喜歡看戲，我就陪他聽評彈，他聽不懂，讓我翻譯。評彈的字句本就有變音，還夾雜很多市井俚語，我這個北方人也不能完全明白，只好聽懂幾句就翻譯幾句。盡管這般湊合，我們倆也聽得興致盎然，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