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展現了一個三年級小學生“漫長”的一天，呈現一種散文化敘事。

攔在校門口查紅領巾的值周生、老師不在就炸了鍋的教室、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教導主任……《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以下簡稱《朱同》）的上映，喚醒了成年人沉睡多年的記憶。畫面中縈繞著熟悉的氣息，如同影片中小浣熊干脆面的烤肉味，溢出銀幕，撲面而來。

影片之“好”：

對童年情緒的提煉

影片講述了“差生”朱同的一天。上課遲到、作文零分、撒謊被請家長，面對種種少年的煩惱，朱同陷入巨大的壓力之中，他比誰都渴望今天能有件“好”事發生。家長期待“好”孩子，學校期待“好”學生，但如何才算“好”呢？

在童年記憶中，“好”來自他者的肯定。“好”對于朱同來說，意味著學習好、紀律好、體育好，以及回家后能向家長帶去什么“好”消息。什么都好的同班同學劉詩瑤是“好”的活標本，是朱同無可企及的目標。作為一個插班試讀生，朱同的愿望只是平平穩穩過完這一天，讓家長安心、老師放心。沒承想，所有人都在為他操心。

寫檢查、參加廣播體操比賽成為朱同的救命稻草，假使能夠在比賽上奪冠，假使能寫出完美的檢查來避免老師“請家長”，他就離別人眼中的“好”又更近了一步。為此，朱同以自己的天真和樂觀不斷縫補著別人眼中的“缺陷”，努力讓自己看起來更“好”一點。朱同召喚外星人“收走”班主任，希望自己扔掉試卷的事情不要敗露；他使用分身術幫自己跑腿，希望快一點找回遺失的英語書；他在校長面前“隱身”，希望能夠逃避大人的責難。

與朱同形成強烈對比的，是能夠背誦馬克·吐溫、熟讀卡達耶夫的賀娜，她擁有一種超越年齡的灑脫，不把別人放在心上；還有對寫檢查深有研究的張秋，他對于父親的暴力管教早已習以為常，并諳熟“夾縫”中的生存之道。賀娜教給朱同一個“快樂秘籍”——在手掌心寫一個“好”字就能獲得好心情。而當朱同以為自己已與賀娜成為朋友，高興地向賀娜訴說自己取得了廣播操比賽的資格，賀娜卻表現出對集體活動毫不關心；朱同又將“好”字畫在黑板報上，卻被教導主任評價為“手欠”，并勒令他把黑板擦干凈才能回家。這讓朱同意識到，原來自己心中的“好”并不能與他人達成共識。

此后，張秋將朱同帶入“秘密基地”并將寫檢查的訣竅傳授給朱同。在朱同“學成歸來”并將寫好的檢查塞進老師辦公室后，無數個“好”字閃耀著金色的光向朱同涌來。這里的“好”是朱同對自己努力的褒獎，也是“好”從他人肯定向自我認同的轉化。

“好”作為符號，凝練出一種校園生活中的童年情緒，串聯著朱同漫漫長日中的快樂與煩惱，更如同一面鏡子，投射進觀眾的童年記憶，完成與觀眾的共情。

影片之好：

敘事的另一種思路

《朱同》區別于一般的類型片，不以核心事件構架故事，僅僅展現一個三年級小學生“漫長”的一天，呈現一種散文化敘事。這也呼應了影片的原片名《漫漫長日》。這一“漫漫”正好符合童年時期的時間感受——一天可以發生很多事，好像永遠也過不完。

與此同時，影片采用“三一律”結構，即故事發生在同一天、同一個場景、同一個主題之中。作為一種戲劇技巧，“三一律”使時空簡練、節奏緊湊、矛盾集中。這或許與作為編劇和導演的王子川深耕多年的戲劇背景有關。也正因此，觀眾在《朱同》散文化的敘事中被打散的注意力，又被“三一律”悄悄拉了回來。

此外，影片對臺詞使用極為克制，更多以畫面進行敘事，例如用豆漿破袋表現膀胱告急的場面、用裂變的畫面表現被竇老師拍屁股的場面等等，在意趣與戲謔中完成對童年心理的精準描摹。

遺憾的是，《朱同》并未贏得 票房的青睞。就影片宣發物料來看，它錨定的是希望在打工人壓力下通過時光機短暫放松的成年人，但從影片上映的檔期來說，它又并未放棄親子觀影的合家歡票房。在FIRST影展獲得高度嘉獎的《朱同》在回歸大眾視野之后，讓熟悉和習慣了強類型片審美的觀眾望而卻步，讓家長們在評論區頻頻發問“是否適合孩子觀看”。這一方面讓我們看到具有作者表達的作品在當前電影市場中生存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在電影產業蓬勃發展的同時，國產優秀兒童片缺失的現狀。

但作為一部拍給大人看的兒童片，《朱同》以童年敘事治愈成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兒童電影的定義，提供了兒童片創作的另一種可能。

相較于《霹靂貝貝》的“霹靂”和《北京小妞》的“神功”，《朱同》的超能力有些稀松平常，卻又顯難能可貴。不少評論談到，朱同超能力的丟失來自社會的規訓與成人法則的傾軋。站在當代社會視角，這一觀點不乏是對教育現狀和兒童成長問題的反思，但似乎也在不經意間流露出成年人為自己的“普通”所尋求的一種慰藉和出口。筆者認為，在朱同的超能力“丟失”后，當他的外星人伙伴無法再解救他于水火之中，當“鳥人小偷”不能再幫他扔掉36分的數學卷子，他仍然保有“盡管我只是個‘一般人’，也要過好這一天”的勇氣。而這種勇氣，恰是長大后的朱同們更加需要的。

值得慶幸的是，導演王子川并未丟失屬于他的超能力，或者他已經在他的創作中，將超能力又找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