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你們作家是干嗎的？”

這個寫在《臺風來了沒》里的疑問，便是一直以來，我對自己的追問。也是我寫作《臺風來了沒》《轉學》，寫作《草民》這本新書，甚至開啟所有寫作的原因。

我是因為自認為欠文學巨大的恩情，而開始寫作的。

十五六歲的時候，和許多人一樣，我的內心如同春雨后的土地，或者燒開的水，兇猛地冒出一個個我叫不出名字的、難以辨識、難以相處的情感和欲望。我驚恐地看著自己的內心，惶惑不安，而自己身處的現實，也在急劇地展開，一次次生發出不斷超過我理解和想象的模樣。

那時候的我，困在難以認識自我和認識世界的窘迫和惶惑中。而且，在這樣困頓中，還發現自己無法求助——人是那么難以表達本來惶惑的部分。

最終的求援，是從閱讀中獲得回應的：一部部好的作品，折射出我內心一塊塊難以抵達的部分，也隱隱綽綽地折射出，靈魂和生命可能的模樣。

然后，我知道了，一部部好的作品，便是一個個敏感、真摯的魂靈，調動自己所有的感性、理性，試圖走向內心深處的努力。我還知道了，雖然人各有異，但幸運的是，人內心的本質命題是如此相通。當這些寫作者走進內心深處時，便也同時走進很多人的內心，照亮了許多人。

人生難以自我抵達、自我理解、自我表達的部分，便是作家的工作的開始。在這樣的認知下，我因此開始了寫作。

因著這樣的認知，開始寫作以來，我一直緊張著自己作為寫作者，是否合格、是否稱職？我日復一日地打量著自己和世界的連結與關系，日復一日地自我追問：什么是我一定要努力去抵達、去表達的？什么是我有能力去抵達、去表達的？

《草民》中的這些篇目，便是這些年來我自認為的，我必須抵達的那些部分。

幸好，人是時代中的人、社會中的人、文化中的人、人群中的人。身處于與共同的時空，借由我們共同參與構成的時代、社會、文化、人群，我知道的，這些年來，那么多人的內心發生的建設和摧毀、繁茂與枯萎、喧囂與死寂，或許并不比一場海嘯、一顆星球的崩塌小。我還知道，因為這些部分這么難以講述和表達，當下許多人就此揣著同樣的難受，如此脆弱且無力地孤獨著。

我曾在類似的時刻，獲得文學的支援，我因此篤定，這是文學可以、而且必須起作用的時候了——

當下的人們，是那么需要文學陪著，去看見自己。看到自己從哪里來，如何被其他人構成；人們需要文學陪著，去看到自己身處于何處。看到自己站立的位置，才有能力去尋找，自己的來處和去處……

然后我知道了，當下是那么需要，該有寫作者嘗試著，努力用文學陪伴盡可能多的人找到來處，“生下一個故鄉”。

這也因此成了我應該嘗試著盡可能去完成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我想，肯定有許多寫作者在為此努力，那我也希望自己一定要是其中一個。

因而《草民》這本書里，我一開始的寫作的目標是試圖寫出許多人：試圖寫出盡可能多的父親、盡可能多的母親、盡可能多的同伴、盡可能多的自己……《臺風來了沒》《轉學》，便是其中試圖寫出更多同伴和自己的努力。

在我理解中，我們每個人的故鄉，我們每個人的來處，是一個個人——每個路過我們生命的人，都最終參與并構成我們生命本身；我們生命經驗的起點，便是同樣在這片土地生老病死過的億億萬萬的靈魂——他們被提純概括為“民俗”“風土”“習俗”“理念”“品格”……

因而，這次的寫作中，我不是想寫一個個故事，故事只是呈現和顯現出這些靈魂的必要工具。我試圖通過故事，看到“我”們是如何如此彼此參與，長成如今這般模樣，我們又共同如何和時代相處，走到如今哪般境況？

經過了那么多年的寫作，我已經知道了，文學不是提供答案的，它的功能就是顯現、是呈現，呈現出我們靈魂的真實樣貌和處境。

這次寫作的努力是那么幸運，我借由一個人，看到了構成他生命的一個個人，我又借由一個個人的生命的相互完成，看到了我們是如何互為彼此的故鄉。

我借由抵達一棵草的底部，看到了另外一棵棵草的根部，我看到了，原來所有的人靈魂的根部，和草一般，相互連結、相互支撐。我也因此為《草民》的寫作找到了最準確的形式：七個故事各自如同破土而出、搖曳在風中的草，但在它們的底部互為彼此。

因此李敬澤老師和張燕玲老師在看到《草民》后不約而同說，或許《草民》不僅是中篇小說集，而是一部長篇小說。因此當《當代》雜志邀請我寫《臺風來了沒》和《轉學》的創作談，我覺得，我應該說出它們全部的樣子，才能說出其中這兩部分的樣子。

如同《臺風來了沒》里面的蔡耀庭，在看著臺風的哪塊粗糲的礁石上，讓他留下來的，是因為他在那一刻知道了，自己在根部與那么多人連結著，知道了自己其實有家可回。

我甚至還通過這次寫作看到了：如果把我們所有人的生命當作一個整體，而我們現在展開的一個個的個體生命，或許是集體生命、集體經驗探向這無常的世間、這巨大的時間，掙扎長出的新的根須。

我是如此希望這次寫作，能顯現呈現出這般模樣：我們不僅有家可回，我們還一直互為彼此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