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余年1》在收視與口碑上的雙重“劇王”稱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于對網絡爽文快感模式的有效復制。相比之下，《慶余年2》（下圖）本質上并非爽劇，而是一部悲涼意味濃郁的正劇,主題聚焦于范閑內心的真正覺醒。這種主題上的變奏，使劇情模式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

時隔五年，《慶余年第二季》（以下簡稱《慶余年2》）吊足觀眾預期，劇集未播便已占據多個話題熱搜。但開播之后，前五集卻引發觀眾幾乎一致的負面差評，圍繞廣告太多、刻意搞笑、劇情拖沓等的密集性吐槽，使其能否最終在市場效應與觀眾口碑上匹配“劇王”的稱譽備受人們質疑。從第六集開始，隨著劇情的緊湊和情節的推進，口碑逐漸回歸，收官之際豆瓣評分從7.0升至7.2，但“爽劇不爽”的爭議仍伴隨播放全程。實際上，《慶余年第一季》（以下簡稱《慶余年1》）所帶來的過高的爽劇預期，與《慶余年2》的悲劇底色及其“痛感”模式所形成的落差，是該劇口碑跌宕的根本原因。

與《慶余年1》對爽文快感模式的有效復制不同，《慶余年2》本質上是悲涼意味濃郁的正劇

對于網絡爽文的劇集改編而言，劇情的改編、人物的增刪并非成敗的關鍵，觀眾最為看重的還是能否對原小說最為核心的爽感模式進行忠實的繼承。《雪中悍刀行》的劇改，盡管劇情緊湊、人物邏輯成立，但因為作為武俠快感的視覺效果處理不佳，導致其口碑不佳；《贅婿》試圖以男德學院為載體的現代價值觀改造原小說的爽感模式來擴展觀眾，卻導致其爽感模式的模糊失焦而無法贏得小說粉的認可。

《慶余年1》在收視與口碑上的雙重“劇王”稱號，來自劇粉與原著粉的雙重認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于對網絡爽文快感模式的有效復制。

如范閑因熟背《將進酒》等古詩而成為“詩仙”、因熟記《紅樓夢》而帶著范思轍大賺特賺等，這是由穿越身份所帶來的文明降維打擊；又如范閑作為葉輕眉的兒子，收獲慶帝、陳萍萍、范建、五竹、費介等能人權貴的保護，能夠絕處逢生、逢兇化吉，這是網絡爽文“金手指”的全力開啟；再如滕梓荊事件中對程巨樹的復仇，在林婉兒、司理理、海棠朵朵、北齊皇帝戰豆豆等女性之間的風流艷遇等，都是男性視角網絡爽文的爽感的體現。因為第一季劇情本身相對簡單，范閑既處于一種自我身份的“解疑”過程，也處于作為慶帝和陳萍萍安排的“棋子”的走向的過程中，這就使主角視點本身處于一種與穿越后世界的陌生化與解疑化之中，“身份之謎”與“穿越視點”是推動劇情發展的關鍵因素，這就使得這些爽感因素可以有效地被結合起來。

相比之下，《慶余年2》本質上并非爽劇，而是一部悲涼意味濃郁的正劇。與第一季范閑試圖安于富貴、獨善其身，因為滕梓荊被殺而萌發憤慨，從而被一步步推入慶帝、陳萍萍安排的皇子之爭的格局中充當“棋子”的成長歷程不同，第二季劇集的主題聚焦于范閑內心的真正覺醒，這種覺醒使其不甘于充當“棋子”的命運，而試圖改變現實黑暗及其權力格局，追求內心的理想主義的實現。

這種主題上的變奏，使劇情模式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無論是假死回京都、抱月樓與朝堂反腐、春闈事件還是懸空寺刺殺，范閑無一不因為內心的覺醒所帶來的平等、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及其對現實的理想主義追求，與其作為慶帝“棋子”的命運安排之間產生了劇烈的沖突，導致其一再被置于情與理、情與法的兩難選擇性困境之中。比如抱月樓事件中他被迫陷入保護范思轍的困境，春闈事件中他與岳父、宰相林若甫的兩難等等。尤其在京都反腐中，他利用剛直不阿的都察院御史賴名成來幫助自己清算二皇子李承澤黨羽，卻最終導致賴名成被慶帝杖斃暴雨中，而自己還被迫充當監罰人，那種陷入“孤臣”的內心悲涼可謂無以復加。

從“爽感”到“痛感”，是《慶余年2》敘事情感模式的轉變，也是其獲得思想深度的關鍵

可以說，《慶余年2》正是透過封建權力所帶來的慘無人道的黑暗與理想主義價值觀所帶來的光芒之間不斷對比與交替，來建構其“痛感”的敘事情感模式。

一方面，劇集透過一系列細節，比如老金父女的慘死、史家鎮全鎮人口被人為燒死、懸空寺上被枷鎖的勞工、江南“劫船”的災民、明府替死的族人等，來呈現架空古代社會中普通人的悲慘命運以及官僚財閥因為利益和權斗而草菅人命的殘酷與冷漠，更通過鄧子越的“虛與委蛇”、鑒查院一處的腐敗、春闈士子的不公待遇等，揭示了封建社會制度性腐敗所帶來的社會黑暗及其對于人性和理想的摧殘。

另一方面，劇集透過范閑與老金、范閑與鄧子越、范閑與賴名成、范閑與楊萬理之間充滿張力的對話情境，更透過范閑在淪為“孤臣”后與陳萍萍、生死抉擇面前與大宗師葉流云的對話等，彰顯了人之為人的價值及其為社會撥云見日的理想和勇氣。

前者的細節愈具體生動，帶給觀眾的壓抑感和荒誕感就愈強烈，后者的理想主義光芒也就愈能夠打動人心，引發強烈的價值和情感共振。實際上，第二季收獲觀眾好評的劇集“高光”之處，正是老金走出抱月樓那以明亮基調、虛實結合的情境所帶給觀眾的內心震撼，也正是在范閑不斷追問之下鄧子越內心打開的戲劇過程。《慶余年2》正是以這種“痛感”，勾連起觀眾深層次的情感共鳴。

可見，《慶余年1》的“爽感”來自于人物雙重身份所帶來的“金手指”效果，滿足觀眾在現實的壓抑中對內心淺層欲望的滿足，《慶余年2》則有意對這種快感模式進行否定。范閑作為葉輕眉兒子的身份在第二季劇情中更多帶來的是障礙，而穿越身份，在第二季被極大地淡化甚至帶來的是內心的挫敗，比如發行庫債過程中的失望。《慶余年2》盡管也以范閑為中心來呈現朝堂多方勢力之間的權斗關系，也通過劇情的不斷反轉化險為夷，但每每事成之際，無論是范若若的婚事安排、賴名成被杖斃慘死，還是林相被迫退隱的命運，無不讓這種“爽感”被更加深層的“痛感”所取代。

前期劇情的喜劇效果渲染，具有過渡與對照的創作動機，但失誤在脫離劇情與過于刻意

拋開廣告這種商業模式與觀眾體驗之間的矛盾、部分角色更換演員所帶來的劇外問題不談，《慶余年2》前期劇情上的爭議主要還是其對喜劇元素處理上的不當所造成的。

盡管《慶余年2》整體基調是沉郁、悲涼的，但卻是以密集的喜劇性鋪陳開篇。從功能性上，這既是起到從第一季莊諧相間向第二季悲正結合的劇集風格轉換的過渡作用，也是為烘托第二季人物處境與心境的步步變化而進行的層層情緒鋪設。從創作動機上，這種喜劇性鋪墊的過渡與對比顯然是必要的，而其引發爭議的關鍵在處理上的失當。與第一季通過戲劇情境與觀眾預期的反差效果、因為主角穿越所帶來的文明維度的差異所形成的喜劇效果等內在于劇情本身的喜劇性不同，第二季開篇的喜劇性與劇情缺乏有機關聯，比如“霸霸”“五彩斑斕的黑”等等，其喜劇性是脫離于劇情之外強加進來的，更多是一種迎合網民的融梗行為，這種對劇情本身的脫離與刻意造笑使前期劇情變得破碎，有注水的嫌疑，觀眾并不買賬。

但瑕不掩瑜，從總體上看，《慶余年2》講述在一個因為利益和權謀而導致人性喪失的架空古代社會中，堅守“人之為人”的理想主義的故事。在黑暗的現實與理想價值觀沖突的劇情語境中，該劇將人物置于情與理、情與法的選擇性困境中所構建的“痛感”敘事模式，是從深層次對貓膩原著小說啟蒙精神的內在繼承。從觀眾后期反饋來看，這種理想主義情緒的共鳴是奏效的。而這對于仍停留在既有爽感模式的爽文劇改，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當然，如果將《慶余年》全劇視為三幕式結構而言，《慶余年2》的悲劇性處于第二幕的“困頓”期，從第二季最后一集范閑在葉流云的幫助下恢復真氣的情境看，《慶余年3》或許將重新回歸爽劇。

（作者為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