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彌陀寺公園的曉風·明遠書院，第一次見到莫小米老師。而米蘭，兩年前就見過。那是在富春江畔，作家周華誠主編的《借廬而居》首發，作者們聚集在桐廬梅蓉村，米蘭的媽媽章衣萍是作者之一。在那個等待大家慢慢從大杭州聚攏而來的上午，米蘭早到，在江邊玩水。

只是，那個時候，我不知道米蘭叫米蘭，莫老師的這本新書《大米小蘭：帶娃親歷記》（以下簡稱《大米小蘭》）還在寫作中，我當然也不知道大米和小蘭是祖孫倆。

莫老師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種特別的存在。

少年時在魯東南的小城讀中學，那時，可讀的課外書不多。還好，校門口常有書攤，幾種當時發行量比較大的雜志都在，以《讀者》居多，當季的，過期的；還好，文字不過期，買了一本又一本。莫老師的文章就是在那時讀到，又謄抄于好幾本大小不一的抄寫本中，從中也汲取了不少作文的營養。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以為莫老師是一位臺灣作家，這個名字似乎天然有一種與張曉風、朱天文等臺灣作家的名字相似的氣質，這樣的名字，也意味著書寫間的娓娓道來。

大學畢業，輾轉來到杭州，在與友人的一次閑聊中，才知道莫老師是杭州人，是我的媒體前輩，還與我的母親同齡。

不過，這些年，極少讀到莫老師的文章。直到剛剛過去的4月，《大米小蘭》由上海遠東出版社推出。

這是莫老師寫了9年的書，她的責任編輯黃政一也等了她9年——從外孫女米蘭滿月那天，到今天，她成為杭州天長小學的三年級學生，61篇文章，記錄的是孩子和外婆的共同成長。

在明遠書院，莫老師分享了這本書的緣起。在這里，抄一段后記“所謂早教”中的一段話，可以表達她的初心——

一個人是如何變成一個人的？

我自己經歷過，卻毫無記憶，每個人都如此。

我生養過一個孩子，但幾十天產假一滿，我就上班去了，接下來的日子，由婆婆、媽媽、丈夫、保姆、托管阿姨，包括我自己，各管一段。彼時在文具店上班的我，朝八晚六，晚上帶小孩，睡眠不夠，騎著自行車都會撞到墻上。當然無暇細查。

而現在，是個好機會。我心無旁騖，與小人兒朝夕相處，看見的是一個人最初的模樣。

初見時，她尚處于完全的黑暗混沌之中，就像種子剛剛破土，雖然已經有了將來長成參天大樹的一切基因，但她還在沉睡。

她的聽覺、視覺、觸覺、味覺……漸次被喚醒，自不知起始的遠方，一步步走近。

我看著她，怎么打開各個感官，怎么接收外界信息，怎么學習使用肉體，一點一點，學會看、聽、說、行動、思考、記憶……我看見一個人最初的努力，艱辛而快樂，帶著隱秘的喜悅，很有成就感，很有趣。

可以說，最初記錄的，不僅僅是米蘭，而是所有的人，最初的樣子，最初的成長。

每個人長著長著，就長成了她自己。

是的，莫老師寫米蘭，其實寫的是每個人。

書中記錄了米蘭戒安撫奶嘴時的焦灼。一歲多的她，自己給奶嘴造了個詞叫作“北”，莫老師寫米蘭：半夜里滿床找“北”，找不著就慟哭。家里所有的奶嘴都藏好，包括一本有奶嘴圖案的布書。戒到第四天，在運河邊與一個嘬奶嘴的小弟弟狹路相逢，整個人都不好了。

讀到這一段，和彼時的米蘭一起著急，大概是想到，人人都在生活中找他的北，而我人到中年，還時常找不著北。

莫老師寫下米蘭過去9年的成長，那些細節，成為一本書，每一個讀它的人，會接受到不同的療愈。

十多年前，我也成為母親，至今，仍時常深陷不安。在度過糾結于吃喝拉撒睡的嬰幼兒時期后，才發現孩子經常“出格”的行為，是養育過程中更為巨大的挑戰，此時，一個母親所面向的，不僅僅是一個孩子，還有他與周遭世界“碰撞”之后的種種回音。

那幾年，時常翻看日本兒科醫生松田道雄的那本暢銷書《育兒百科》，它側重于學齡前兒童，相當于一部攻略。針對學齡兒童的內容只有薄薄的一疊，但有一句話，給我莫大的安慰，大意是，孩子那些叫大人不安的不同，你只需把它當成一種個性，誰還沒有點個性呢？

莫老師的書寫，則以文學的筆觸，讓人在米蘭的不同中，認識自我的不同。米蘭上的小學，也是莫老師的小學，莫老師學霸出身，而米蘭會“不按常理出錯”，所以，在初入學堂的日子里，莫老師會焦慮，只是，如今回頭再看，她說，雖然米蘭會犯錯誤，她自己卻是犯正確。

米蘭為《大米小蘭》寫了一則序言，那天，她讀了這篇序言。

米蘭說：三年級作業多了起來。我說：“能回到一二年級就好了。”外婆說：“你的一二年級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媽媽說：“那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一去不回的。”我說：“當然有回的，我作業交上去，老師發回來讓我訂正，不是就回來了嗎？”

顯然，米蘭承襲了外婆文字中的哲思，它們在書中，俯拾皆是。

米蘭又說：外婆動不動就被我懟，她說一句我懟一句。外婆說：“以后我死的話，一定是被你懟死的。”我說：“以后我死的話，一定是被你氣死的。”

原來，這祖孫倆，可以這樣談論生死的話題。莫老師在《走啊，走》這一篇中說：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據說有三種人會思考這個問題：孩子，老人，和哲人。青壯年沒空去想這個問題，老人想到死會恐懼，只有孩子的思維最純粹，純粹到像哲人。米蘭對死的概念來自她養過的一只小烏龜，它絕食一個月后死去，被阿姨扔進垃圾箱，她便問人是不是都會死？死后是不是會被扔進垃圾箱？

這正好解答了我的困惑——是否該與孩子坦然交談時間的流逝，人間的告別。

家里的初中生，忽然有一天，要求我不準提“死”這個字，無法避免時，用其他字來代替，比如文言文中的那些字：崩、薨、卒、終、夭、殤、歿……于是，家里的一株花養死了，他要求我說：這花薨了。這要在古時候，眼前的這花還得是個諸侯。

讀著《大米小蘭》，他好像放下了這個執念，成了莫老師的粉絲，這幾天晚上總要讀上幾篇，還要提問我：你知道米蘭的大夢想是什么？是永遠不要上培訓班。

他還開始懷舊了，這幾天，不時在舊物中翻找一下幾年前的自己。這種翻找，感染了我，看看七八年前的朋友圈記錄——

單元門口貼張選民名單，小孩兒看過問：為什么沒有我和Lucy（貓的名字）？

小孩兒拿刀被呵斥：放下!這刀太快！稍后，他又拿起另一把問：這是不是慢刀？

筐里有黃瓜，他拿了老的沒有樣子的要吃。我說：這根太老啦！他放下，挑了個小的，說：這根年輕。

于是，更喜歡《大米小蘭》，莫老師讓生活在記錄中閃閃發光。